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公共卫生一词内涵丰富,其中传染病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都产生于现代。 |
B.公共卫生将医术注重的仁心和儒家提倡的仁术很好的结合起来,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对此高度重视。 |
C.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重视公共卫生,任职期间,在流行性疾病的防治方面提供了很多可供后世借鉴的方法。 |
D.在苏东坡遭到贬谪、身处窘境之时,他特别地重视公共卫生引起了朝中政敌的疑忌,以致惹来许多责难甚至祸殃。 |
A.文章从公共卫生的概念切入,明确提出其关乎百姓福祉,兼具仁心仁术的特质,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受到重视。 |
B.文章举例详实,通过苏东坡在密州、徐州、杭州、惠州、常州任上的多个事例,论证了苏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很多都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 |
C.文章通过对詹范和苏东坡在救助野外遗骨一事上的不同态度的对比分析,强调了苏东坡的行为体现他更为尊重生命。 |
D.文章结尾指出苏东坡是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卒章显志,对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后来者提出了殷切期望。 |
A.苏东坡在密州任知州时发现有弃婴现象,他拿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下令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 |
B.苏东坡在徐州时,一方面组织人力为暴露在野外的枯骨建造义冢,一方面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 |
C.针对杭州出现的瘟疫,苏东坡捐出“圣散子”向百姓施舍药剂,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并奏请朝廷赐他们紫衣,由此遏制了一场可怕的瘟疫。 |
D.“安乐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它的创始人就是时任杭州知州的苏东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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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了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看西汉人物的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与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则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专门为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故事,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1.下列对《史记》人物传记的“合传”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史记》中的人物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
B.《史记》中的人物合传是把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写成的传记。 |
C.《史记》中的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也很高明。 |
D.《史记》中的人物合传中的历史和逻辑的高度统一体现在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所作所为来描绘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上。 |
A.司马迁编排人物的技巧十分高超,使《史记》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脉络。 |
B.《史记》对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但又遵从以类相从的原则。 |
C.司马迁根据政治地位决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王侯入本纪还是世家,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 |
D.《史记》的叙事不仅对表面现象进行陈述,而且还追根溯源,提示出内在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A.《史记》把项羽列入本纪,司马迁是根据项羽的政治地位来决定的。 |
B.人物传记后面所附的“太史公曰”的内容,表现了司马迁在对事物因果关系探究时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 |
C.《史记》把老子、庄子和韩非子三人合记在一个传记中,这是司马迁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来决定的。 |
D.《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引入相如,中间又插进赵奢、李牧传记,最后又以廉颇事终结,可以说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没有按时间顺序来排列。 |
“中国文化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一概念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族群的不同的、差异性的内容与特征,也涵盖了能够得到不断延续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中国人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中华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与“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哲学精神中存有的连续和有机的整体。
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各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包含有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人在观念上形成了“和而不同”、“协合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视各民族、族群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别性、独特性,又重视和合性、统一性。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善于化解与超越分别与对立,主张仁爱、和平、和为贵与协调性,有民胞物与的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人,反对以力服人,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中国文化是“尊生”、“重生”、创造日新的文化,所崇拜的“生”即创造性本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们效法天地的,就是这种不断进取、刚健自强的精神与包容不同的人、事物与文化、思想的胸怀。人在天地之中,深切体认了宇宙自然生机蓬勃、盎然充满、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尽参赞化育的天职;由此产生了真善美统一的人格理想,视生命之创造历程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历程。在天地宇宙精神的感召之下,人类可以创起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能够日新其德,日新其业,开物成务。所以《礼记·大学》引述古代经典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对我们民族还是个人,我们不能不尽心竭力地创造新的,改革旧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这是天地万象变化日新所昭示给我们的真理。
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别鲜明地体现在道德文明层面,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释、道、宋明理学四大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最根本处是做人,是强调人的德性修养。这四大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而这些伦理是具体的、有生命的,甚至其中每一个赞扬与责备都包涵很高的智慧。
(摘编自郭齐勇 王晨光 《论中国文化精神》,《北京日报》2020年11月23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民族文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族群的不同的、差异性的内容与特征就是“中国文化精神”。 |
B.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念与宽容、平和的心态和看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相联系。 |
C.“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各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 |
D.儒、释、道、宋明理学不仅关注社会精英的道德构建,更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对百姓进行伦理教化。 |
A.文章第一段先引出论题“中国文化精神”,明确了其内涵与外延,为展开论述张本。 |
B.文章依次从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
C.第四段不仅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还论述了创新与提升品德修养、成就大业的关系。 |
D.文章说理深刻,将中国文化精神与世界上其他族群的文化对比分析,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
A.中华民族自古具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和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 |
B.中国文化凸现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革故鼎新,创造进取,人应该向天地学习。 |
C.各民族、族群及其文化、宗教既有分别性、独特性,又有和合性、统一性,这是天下的共识。 |
D.中国文化的鲜明特点体现在道德文明层面,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强调人的德性修养。 |
材料一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材料二
当代文坛广阔的研究视域中,通俗文学的创作始终是一块野蛮生长的“文化飞地”,介于传统的文学话语和当下的商业趣味之间,不可忽视亦难以言喻。所谓文学的“轻”与“重”,就我国通俗文学与纯文学而言,主要区别于题材、主题和读者群三方面。通俗文学题材较为轻逸,突出幻想、情感、科幻等元素,有阅读的趣味性、商业性;读者群体较为广泛、传播形式渠道多样。而纯文学着重于现实主义和思想表达,主题较为深刻,同时文学性和思想性较强,发布渠道主要由纯文学期刊及出版社集册出版。然而“轻”与“重”是否真的难以兼顾?文学的类型又究竟由谁来断言?
事实上,即便通俗文学的畅销书作者们,其创作的目的虽与传统文学追求“经典化”的标准相距甚远,其文本的碎片化、趣味性和传媒属性也远胜于文学意义上的可读性,但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与社会性讨论,其中必然有值得纯文学关注的关键元素。而我国通俗文学多年来缺乏经典性,也显然急需符合该类型自我突破的要素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读者手中的读物,更是创造一个时代文化风尚之航标。由此而言,唯有回归作品和读者本身,才能理解孰轻孰重的本质。突破通俗文学与主流传统文学的创作壁垒,还需反观类型之“轻”与主题之“重”的讨论,寻求彼此调和与发展的契机。
通俗文学作品受欢迎的原因,显然并非语言上的艺术性和思想上的震撼力,而是真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把握了具备时代共鸣的犀利具象。大众渴望从文字中找寻力量,时代等待被文学激发共鸣,网络时代的科技焦虑、都市爱情的阶层落差、青春成长的现实困惑,诸多亟待被表现的时代症候等待被更多具备艺术性的手法开掘演绎。通俗文学的创作,对于时代的痛点和敏感点的捕捉至关重要,正是其“举重若轻”引发读者热捧。
文学不是狭隘的由精英殿堂颁发认可的执照,人人皆可的创作与阅读需求的时代早已来临。如何将“轻素材”的“段子”和“情节”,提纯出指向文化层面的,锻造为具备文学性的作品,亦是当代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最终决定作品是通俗还是精英的选择权,应交还于读者,而非出版商或评论家。事实上,文学自然没有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之分,创作也并非此消彼长、针锋相对的战役。所谓“轻”与“重”,归根结底指向的是对文学本身的反思,对当下时代与当今读者的责任感。
材料三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年频频登上热搜。一年来,这首歌如此火爆,首先是因为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氛围。可为何爱国主义歌曲这么多,唯独它火了起来呢?
2019年4月,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节就挑选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主旋律歌曲。音乐家们给出以下几点理由:质朴深情的歌词,柔和舒展的旋律,好听;歌声里寄托着由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直抵人心;圆舞曲风格,节奏欢快,朗朗上口,适合大众唱、大合唱等。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成为“网红”,远不止歌曲自身的特点,还在于它打破了各种圈层。无论是金领还是蓝领,无论是明星还是路人甲,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在这段时期不由自主地哼唱起这首优美的歌曲,都以“我”的角色汇入歌曲形成的新潮流,一起参与庆祝祖国的生日。报告会、文艺汇演、千人合唱等等,每一个活动都能以“我和我的祖国”冠名。活动中的每一个“我”,都是中国故事里的主角,都以自己真挚的爱国情意唱响对祖国的赞美和祝福。
另外,流行文化助力主流政治文化。人们在微信头像上,甚至自己的脸上添上那一抹红色,显得格外自然。流行音乐天后王菲演绎的《我和我的祖国》,自在、辽阔而温暖。虽然争议不断,但并不妨碍这一文化现象维持高的品质和热度。
1.根据材料二,下列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轻”与“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轻”与“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如何兼顾值得思考。 |
B.反观“轻”与“重”的讨论,可从根本上突破创作壁垒,调和文学发展。 |
C.文学的轻、重之分,优、劣之别,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
D.本文客观分析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别与前景,“一块‘野蛮生长的文化飞地’”没有贬意。 |
A.因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氛围,许多爱国主义歌曲迅疾成为“网红”。 |
B.音乐节选《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主旋律歌曲,首要因素在于其歌词和旋律好听。 |
C.《我和我的祖国》打破各种圈层,人们在歌唱时可以表达每一个“我”的爱国真情。 |
D.王菲演绎《我和我的祖国》引发的争议,助推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流行。 |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遇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原乡意识”深埋于子孙后代骨子里、比“原乡情结”更深刻、不受后人感知和经验左右。 |
B.草原、马群、帐篷、长调演奏的旋律可能冷不丁就会激发蒙古裔人内心深处的“原乡意识”。 |
C.《阿姐鼓》作者没有去过西藏,作品却感动国人,在于原乡情感让人们拥有共同的感受。 |
D.只要作家追求将“家乡情感”而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中国传统戏就能够复兴。 |
A.文章论述层次清晰,由“家乡意识”引出“原乡意识”,由此接着论及“原乡情结”。 |
B.文章采用举例论证,逐一分析“家乡意识”“原乡意识”和“原乡情结”的内涵特点。 |
C.文章通过列举台湾作家席慕容与家乡的遇合之事,充分证明了“原乡情结”的存在。 |
D.文章在论述“原乡意识”的特点时,侧重分析“原乡情结”在人类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
A.为满足对于曾经家乡的记忆和联想,我们格外重视对家乡风土人情、俚俗趣味的表现。 |
B.即使只是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也可让“原乡意识”沉淀在潜意识中。 |
C.“原乡意识”使得远徙的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方,都知道自己的源头和根。 |
D.“原乡情结”可能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它更开阔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 |
技术时代的文化问题
技术一方面提高了生产カ,丰富了人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技术与人文生活之间的日益分离,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尚未明显分化,因而是能够融洽共存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周王官学就明确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六艺”——礼、乐、御、射、书、数,这其中的“御射”就是一种技术要求。古时候人被要求“全面发展”,既要懂礼又要懂乐,还要懂得射箭、赶车、书法、数学等知识古希腊,数学、几何学是被归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由此可见自然科学与人文原本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之树统一的整体,这个大树上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以及人文。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去开发人的潜质,塑造人格。这就为古代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每个人能够学习到各种技能,以适应有机的社会生活,唯其如此,古希腊才涌现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一方面,分工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体现着社会的发展程度;但另一方面,分工却又将人束缚在某个固定的职位上,无暇顾及其他,久而久之导致了人的片面性发展。而且,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开始了越来越分裂的态势,自然科学越来越专业化,技术理性主宰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关怀让位于商业利润以及人的各种欲望追求。
当工业技术文明处在上升的时期,人类欢呼雀跃,憧憬着理性与技术能让人类渐入佳境,过上美好生活,但冷静思考我们会看到,人类性在今天也的确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曾统计,20世纪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远高于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不能包打天下,因为它只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问题,而人类生活中的更多问题如精神与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我们每个人既有肉体,也有心灵。人既需要人文,也需要技术科学。技术和人文对应于不同的需求层次。自然科学从总体来讲,就是满足人的肉体和生理需要的学问;而人文学科是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学科,其表达的是人的方向性、目的性关怀,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心理精神问题,爱因斯坦就曾强调了人文和科学之间的相辅相成性,认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瞎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瘸子”,其实宗教的力量就是人文的力量,这也就表明科学一定要有方向,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是通过人文来确定和实现的。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为的划分,而不是世界的真实因景。所以哲学家海德格尔主张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找回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因为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学相互统一的世界。
(摘自邹广文《技术时代的人文关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A.在古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尚未分化,因而是能够融洽共存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周王官学就要求学生掌握“六艺”。 |
B.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并最终导致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彻底分裂。 |
C.技术是把双刃剑,它不能包打天下,不能包治社会百病,它对人类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
D.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学相统一的世界;人文和科学相辅相成,人文通过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来确定和实现。 |
A.文章采用总分总式的论证结构,开头提出论点,主体部分从社会分工、技术的作用有限、人的需要三个方面来论证,最后总结全文。 |
B.第一段举中国古代的周王官学和古希腊的例子,是为了论证自然科学与人文原本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之树统一的整体的观点。 |
C.第三段运用了举例论证、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论述了人类生活中的更多问题如精神与社会问题,科学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
D.从语言上看,本文的语言既有严密的逻辑性,又有说理的形象性,其中多处比喻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文章语言的生动性。 |
A.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可以提高生产力,从而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这就说明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 |
B.目前,科学技术只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问题,但从长远看,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会迎刃而解。 |
C.人具有二重性,既需要人文,也需要科技。人文可以满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
D.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学相互统一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主张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找回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 |
如果以《人民文学》扬起“非虚构写作”旗帜为起点,“非虚构写作”已走过10年的文学历程。无论概念界定、外延厘析,还是创作实践、批评研究,当下的“非虚构写作”都略显混乱。那么,“非虚构”应如何“写作”?
首先,应摆正“非虚构”与“写作”的主次关系。“非虚构”在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的提出,有深刻的社会肌理与复杂的文学内因。一是对“后先锋时代”虚构文学个人化创作现状的反拨;二是对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日渐偏离“非虚构”轨道而陷入单一化、模式化与体制化窠臼的匡扶;三是对“底层叙事”日渐显露的表象化、类型化与客体化苦难书写弊病的矫正;四是对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书写而引发的仿真化、虚幻化与符号化乌托邦图景的反正。
“非虚构写作”鼓励作家深入现实,以亲历性、反思性与在场性姿态直视虚构文学面临的困境,打破传统文学秩序,使我们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等各种关切和经验在文学书写中得以呈现。可见,文学书写是内核与目的,而“非虚构”仅是手段或路径。
其次,应凸显“写作”与虚构、想象间的应然关系。“非虚构写作”在根底上仍体现为一种文学创作,无论其表现出怎样的具体现实的真实,这种真实都应是文学的真实。而这恰是在立足于“非虚构”的现实事件基础上,并通过虚构、想象等艺术手法超越这种基础后呈现的。即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虚构、想象之间并不对立,而是共同创造出了丰富的文学世界。
“非虚构写作”在文学真实的呈现上不仅不反虚构,反而需借助虚构与想象来深化真实。因为虚构是对真实生活的高度提炼,是艺术想象的产物。想象是依凭记忆对大脑储存的材料进行加工而产生艺术形象的心理过程,只要不是漫无边际不合逻辑的杜撰、编造与无根无由、不合情理的空想、幻想,其对文学真实的呈现都是有益和必要的。虚构与想象可使现实的琐碎、芜杂精细化,条理化,抽象的情感、意志与体验形象化,具象化,从而渲染情感,强化主题,呈现文学的真实性。
遗憾的是,从“非虚构写作”的创作实践看,大多创作主体停留于记录者、观察者层面,使作品徘徊在“反”虚构层次。因排斥虚构与想象而将其与“非虚构”对立,致使这些“非虚构”文本无法与新闻写作、口述实录和社会调查等类型的“非虚构写作”区别开来,虽说最大限度地呈现了真实,但却丧失了鲜活的艺术意蕴与美学张力。
最后,应厘清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的逻辑关联。“非虚构写作”追求的是艺术真实而非现实真实。实际创作中,无论是关于现实的描摹还是历史的记录,不管作者如何客观冷峻与零度叙事,都不可避免地掺杂个人想象、情感、认知,甚至是兴趣与爱憎。加之作者的出身、立场与态度及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氛围等因素,又会在创作中隐匿着某种“虚构性”的因子或回避某种情形以达到特定目的。
“非虚构写作”要将人物性格、情感表达及创作主体的个性才华作为艺术追求,在最大限度地立足叙述真实、情感真实与历史真实等基础上呈现艺术真实。如此,“非虚构写作”方可重新激活文学艺术与大众生活的关联,展露时代凡俗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将易被遗忘、遮蔽的日常瞬间及其潜藏的可能,通过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予以呈现。
(摘编自高春民文章《非虚构写作:以审美创作反映现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非虚构写作”通过虚构、想象创造文学世界,超越了现实基础,艺术地表现了真实。 |
B.想象是对大脑存储的加工,虚构是对真实的提炼,二者对“非虚构写作”的作用不同。 |
C.“非虚构”文本呈现真实,这点与新闻、口述实录等不同,它有艺术意蕴和美学张力。 |
D.“非虚构写作”实践中,因作品停留在“反”虚构层次,所以作家只是记录、观察者。 |
A.文章在分析“非虚构”概念在中国的提出时,采用了并列结构阐述其产生的原因。 |
B.文章采用对比手法论证“非虚构”与“写作”的主次关系,体现了先破后立的原则。 |
C.文章在论证“虚构”与“想象”的关系时,层层深入,既有理论分析又有现实反思。 |
D.文章紧扣“非虚构写作”,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行文,总分结合。 |
A.在“非虚构”与“写作”的关系中,“写作”为主,“非虚构”为辅,“非虚构”仅仅是文学书写的手段。 |
B.作家只要深入现实,打破传统,在写作时呈现出各种关切和经验,就能实现“非虚构写作”。 |
C.在实际创作中,作品反映的“真实”,都带有作者的个体化和主观化倾向,这是艺术的真实。 |
D.“非虚构写作”对激活文艺与大众关联,展露时代和个体特质、呈现被遗忘日常等意义重大。 |
中医学发展须守正创新
张其成
不久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稳步提升,达到15.34%。在全国15—69岁人群中,具备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人数据推算超过1.58亿。这一结果说明,中医药健康文化的普及度越来越高,中医药在群众日常健康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守正,意味着坚守正道,坚持按事物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办事。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核心,就在于中医学思维的规律。中医学思维的特征可用一个“和”字概括。这既包括形神中和、气血中和、脏腑中和,也包括天人中和、人我中和、人物中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发端于中国古老的经典《易经》,后为儒家、道家和医家所继承并发展。中医学讲究调和致中,如果失调就会生病,治病就是把失调的状态调到中和、平衡的状态。
中医学的传统中,有“医源于易”的说法,是指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思维方式源于“易”。易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包容创新,既表示自强不息、变易创新,也意味着厚德载物、包容广大。中医学历史上,从元代前后出现了不同学术流派,各学派在思维方式上借鉴了宋儒对易学的创新和发展。到了近代,中医学也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冲击。当时一批中医学家以中西医汇通的方式应对变化,另一方面仍坚持发扬传统,从未丢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根基和精神实质,挺起了中医药的脊梁。
可见,中医学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不衰,能够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守住了中医学调和致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这既是中医学经千百年发展的智慧选择,也是中医学发扬光大的守正要义。只有守正,中医学才能实现文化自信、创新发展,为人类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如果说守正是固本,创新则决定着未来。中医学如何创新?“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是核心要义所在。当前,中医学的创新大致可分为两个思路。一是主张继承就是创新,强调完全按照传统中医来治病、授徒。二是主张充分利用现代医学和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等,强调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两种思路都有可取之处,综合起来,就是要走一条守正创新的路子。中医学的守正创新强调以中医为主导和本体,以西医及现代科学为支持,推动中医药实现真正的创新发展。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中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守正创新的历史。正因为受到不同时代哲学成果、科技成果的滋养,中医药才能不断发展进步。当代中医学绝不能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否则不仅无法实现创新,甚至可能在自我封闭中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相信,中医学只要守住最核心的思维精华和价值观念,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大胆创新,不断开拓,就一定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更好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01月06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医药健康文化的普及度越来越高是根据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相关数据推算得出的。 |
B.“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发源于《易经》,成为了儒家、道家和医家思想的源头。 |
C.元代前后,虽然中医学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但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根基和精神实质并未改变。 |
D.“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是中医学创新的核心,这句话阐明了传承、创新和传统之间的关系。 |
A.文章第一自然段引用了一系列的数字,意在表明中医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为下文引出中心论点蓄势。 |
B.文章第二自然段引用了习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发展的精辟论述,意在提出文章中心论点“中医学发展必须守正创新”。 |
C.文章分析中医学与易学的关系、思维方式、近代遭受的冲击以及当前中医学界的分歧,归纳出了中医学不衰的原因。 |
D.文章总体上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以“总分总”的结构展开论述,为中医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
A.中医认为人生病的原因是身体失调,治病讲究调理人的身体状态。这是中医理论上比西医先进的地方。 |
B.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思维方式源于“易”,当今中医吸收借鉴西医的优点,与中医学的发展并不冲突。 |
C.中医学创新的两个思路:一是强调完全按照传统中医来治病、授徒,二是强调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比较起来后者更为积极更有创新精神。 |
D.当代中医学如果画地为牢、故步自封,那么就可能无法实现创新,甚至在自我封闭中变得更加脆弱。 |
商王朝的国家结构,是商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以往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是与秦汉以后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属于邦国联盟。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局限性。针对这二者的局限性,我提出“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乃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说。
以商代而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基础上的。在甲骨文中,有一位“小臣丑”,是商王朝的官员。考古发现,山东青州一座诸侯墓葬内出土铸有“亚丑”族徽铭文的大铜钺。我认为,二者原本属同一诸侯邦国,联系《尚书·酒诰》“内服”和“外服”的划分,“小臣丑”是从外服诸侯系统的“亚丑”诸侯邦国派往朝廷担任官职者,成为内服百官系统的一员。这种外服系统的诸侯邦国的人之所以能够在朝为官,就在于商王朝是由内、外服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缘故;来自外服的在朝为官者,既是联结内服和外服的纽带,也是商王对诸侯邦国的一种统治方式。
《尚书·酒诰》记载商王朝国家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百姓、里君等,属于百官系统;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等,属于诸侯邦国系统。《酒诰》的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铭文“惟殷边侯田(外服)粤殷正百辟(内服)”对应起来。这种用地下出土的《大盂鼎》和甲骨文等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尚书·酒诰》等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借用了复合函数中函数套函数的概念,把位于中央的王国(即王邦)视为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把外服的诸侯邦国视为王朝内的“国中之国”,二者都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权的支配。这样,夏商西周时期,一方面,包括各个隶属于王的诸侯邦国在内的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它们都以王为“天下共主”,也都愿意接受夏王、商王和周王支配,并形成了华夏礼制的正统观念。这一点,用“邦国联盟”说是无法解释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王国还是诸侯邦国,都是世卿世禄,各个诸侯邦国都具有不完整的主权,有的与王的关系还处于时服时叛状态。在社会特征上,夏商西周乃至春秋属于宗主贵族社会,它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地主官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结构上,王朝内世袭的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被任免的地方郡县行政,并不相同。这一点,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说是无法解释的。
夏商西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还可以解释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问题。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中,其王朝国家的构成是多元的,但整个王朝国家又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所以,战国时期,当人们苦于列国纷争时,盼望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总之,“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说,揭示了夏商西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既不同于“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后,也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时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
(摘编自王震中《商王朝的多元一体复合制结构特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资料的研究,提出“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乃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说。 |
B.因为商王朝是由内、外服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所以外服系统的诸侯邦国的人能够在朝为官。 |
C.“邦国联盟”说忽视了诸侯邦国接受“共主”支配、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的特点。 |
D.“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说,忽视了当时各个诸侯邦国都是世卿世禄,都具有不完整的主权,与王之间的关系不总是服从的状态。 |
A.作者用地下出土的《大盂鼎》和甲骨文等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尚书·酒诰》等文献资料这二重证据来论证观点。 |
B.文章借用了复合函数中函数套函数的概念,从正反两方面阐释了“复合制国家结构”说。 |
C.末段说明了夏商西周三代的国家形态和结构方面的独特性,总结了全文观点。 |
D.文章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在结构上属于“总—分—总”式。 |
A.来自外服的在朝为官者,不仅可以联结内服与外服,更重要的是商王实行对诸侯邦国统治的方式。 |
B.“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说所揭示的夏商西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与“三代”前后和希腊罗马时的古典社会以及西欧的封建社会都不相同。 |
C.夏商西周乃至春秋属于宗主贵族社会,它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地主官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从而导致王朝内世袭的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被任免的地方郡县行政也并不相同。 |
D.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观念应该源于夏商西周三代国家结构的多元性和一体性的特点。 |
材料一:在众多歌颂和提倡劳动的声音中,教育家陶行知对于劳动意义、价值和路径的阐发,对于当今“劳动教育怎么搞”这一难题,仍然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就劳动教育发表过许多论述。他给晓庄师范题写过一副对联:“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在劳力上劳心”可以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哲学根基,他提出“我们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不是主张劳力与劳心并重”“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使能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的道理。这种人能以人力胜天工。”
陶行知的思想,对于劳动教育乃至于“五育”并举如何开展,都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五育”并举不是劳育就动动手、美育就动动眼、体育就动动腿、智育就动动脑、德育就动动心,而是手脑并用、心手相生。即便体育也是如此,南开校长张伯苓被称为“中国重体育第一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提倡体育不仅仅为了强身健体,而是强调与涵养崇高的道德精神结合在一起,这也正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劳动教育更是如此,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劳动,达到在劳力上劳心的效果,实现道德的提升、智慧的增长、体质的强健、美感的涵养,这应该是劳动教育的真正内涵。从这一点来看,加强劳动教育,甚至于落实“五育”并举,不能忘了陶行知等人百年前的思考。
(摘编自罗容海《劳动教育怎么搞,别忘了陶行知》)
材料二:毋容置疑,新的时代,人类劳动的形态已经沧海桑田,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檀传宝认为,在新时代历史坐标上,要用专业、创新的教育形式去切实求得加强劳动教育的实效。
在他看来,语文、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甚至数理化等自然学科都可能蕴藏着大量劳动教育的素材,各学科领域教学因而也都有因势利导、润物无声地开展劳动教育的可能性。师生互动、校园环境、课业评价、学校制度等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应当增强劳动教育的自觉性。只有劳动教育有机融入全部教育生活,劳动教育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
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学校将已有技术课与社会实践、社区服务、校本选修、社团活动整合起来,不但强调数学、物理、化学、艺术等学科知识的渗透与应用,同时,还在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动手操作和劳动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
“这种双向融合既丰富了相关学科课程,又为劳动教育课程争得了更多话语权,使其进入学校课程体系和日常教学课程设置更加理直气壮。”校方表示。
檀传宝同时指出,当代社会的劳动教育乃至全部教育,都只有在与全媒体、自媒体所传播的教育信息形态的剧烈竞争中才能取得好成果。没有以理服人的互动模式、没有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劳动教育就不可能真正受到教育对象的欢迎。
“既然时代不同了,教育对象已经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环境之中,劳动教育就理应不断创新形式。故探索与时俱进的劳动教育新形式,应当成为新时代全体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他最后说。
(摘编自孙竞《立足新时代,如何上好劳动教育这门“必修课”》)
材料三:日本在开展“技术科”教育时强调在真实的情境中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技术科”教学计划要根据学生、学校、地域的实际情况,选择能够体现家庭、社会、企业等相互协同的课题,将学生的资质与能力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为保障“技术科”教育的真实情境,学校更加注重与家庭、地方和企业的合作,如北海道道南地区盛产道南衫,相关学校便用其作为材料与加工内容部分的原材料,请当地林业工厂的相关人员提供工具和技术帮助。山形高畠町部分学校就结合当地的种植技术,栽培无农药南瓜。收获时将南瓜做成南瓜蛋糕进行售卖,所获收益赠予灾区。在这种面向社会的课程背景中,学生不仅能在开放、未知、不确定中形成应对“知识导向社会”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等,也能理解自身与社会的关联,进而将自我实现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日本2017年颁布的《中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指出技术教育的核心在于学会运用“技术的观点和思维方法”,具体而言就是能够运用技术的观点看待社会及生活的诸多现象,并能从安全性、环境影响、经济性、社会需求等角度出发,实现技术最优化。学生不能把自己仅仅当作技术的“使用者”,而是要站在“制作者”的立场上,去设想“制作的场景”“使用的场景”“废弃的场景”“可能出现的纠纷场景”等,从而思考出关于技术问题的最优方案。如今,在能源越发紧缺,加之技术对社会、环境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之下,能否运用技术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社会和生活中的问题,无论是对个体生活,还是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显得至关重要。
(摘编自杨秋月、陆叶丰《日本中学劳动教育“技术含量”多》)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劳动教育的真正内涵是通过劳动,实现道德、智慧、体质、美感方面的进步,由此可见,劳动教育对于促进“五育并举”意义重大。 |
B.学校需要在人文社会学科教学中加大动手操作和劳动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在自然学科教学中加大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的培养。 |
C.在全新的时代环境中,要把劳动教育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双向融合,并推动劳动教育采取以理服人的互动模式和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 |
D.“技术科”教学中选择能够体现家庭、社会、企业相互协作的课题,将学生的资质与能力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能促进学生将自我实现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
A.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主张劳力与劳心并重,强调用心以制力,注重手脑并用、心手相生。 |
B.要与时俱进地探索并创新劳动教育的形式,我们首先要尊重各个学段学生心理发展的实际和学习生活的实际、社区环境的实际。 |
C.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蕴藏着大量劳动教育的素材,各个学科要增强劳动教育的自觉性,做到因势利导开展劳动教育。 |
D.运用技术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解决社会及生活的问题,并站在技术“制作者”的立场上,去思考关于技术问题的最优方案,是技术教育的核心。 |
A.上海市金山区朱泾第二小学将劳动教育目标纳入学校育人总体目标,开发形成自理小能手、七彩苗菜、朱泾花灯等课程群。 |
B.江苏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邀请本地的蘑菇培育农场提供技术援助,组织小学生学习蘑菇栽培技术,并将种好的蘑菇赠送给市养老院。 |
C.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在校园开辟开心农场,组织各年级学生进行水稻种植、蚕豆种植、土豆种植、种桑养蚕、小兔养殖等。 |
D.南京农大实验小学的后山有近700平方米梯田,每年升入四年级的学生都要开展一年的种植体验活动,从整理土地到播种浇水、除草除虫直至收获。 |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传统节日能保存民族记忆、增强民族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可从文化、民俗学、文学等方面理解和阐发其意义。 |
B.因为传统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愉悦,所以传统节日与文学在审美层面是相通的。 |
C.清明节扫墓、中元节送灯活动,与其他传统节日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是相似的。 |
D.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传统节日是对全人类的文化贡献,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
A.文章以端午节为例,论述了传统节日原初价值与功能慢慢转移,逐渐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 |
B.文章将清明节、中元节与七夕节进行类比,说明了七夕这类节日的诞生与文学生产是同时进行的。 |
C.文章列举了王安石和杜牧的诗歌,旨在说明文学在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
D.文章运用了对比论证,揭示了传统节日中的“去魅”与“复魅”、无趣与有趣、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
A.文学不仅给人带来心灵愉悦,也直接引发人们对人之起源、意义、价值等问题的思考。 |
B.传统节日得以保存,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学艺术的功劳。 |
C.文章论证了传统节日的意义和嬗变,同时在工业化背景下,作者表现出了深深的焦虑。 |
D.文章论证了文学和传统节日的关系,肯定了文学在传统节日的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材料一:
流经中国九省区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滋养的土地创造出了璀璨的黄河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文化作为一种大河文化,是一种具有黄河地理特点的旱地农耕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它起源早,成熟快。黄河流域拥有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先民们很早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化。在距今7500年左右的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粟类,家畜、家禽的化石以及石斧等生产工具。殷商时中国的蚕丝纺织已达到较高水平,卜辞中屡次出现桑、丝、帛等字。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的造字方法、单字数量和笔画工整程度都表明其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汉字的起源应该很早。文字的产生使黄河文化迅速成熟。现在,有些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遗址、文献遭到了破坏损毁,黄河文化中的优秀内核也遭到破坏和侵蚀,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刻不容缓。
黄河文化的另一特征是政治色彩鲜明,这与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特点有关。旱地农业必须以水利设施为基础。人们共同关心、治理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的水利问题,从而养成了关心社会问题的文化心理。另外,治水斗争和水利灌溉事业也需要形成集中的社会权力,从而促成了国家的产生。儒家学说就是在这种关心政治的文化心理下逐渐形成的。孔子几乎把一切问题都看作是政治问题。在他看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即是一个政治问题,读书学习也是为了参与政治。政治问题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占有最重要、最突出的位置。这就是黄河文化、儒家精神最重要的特色,其中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范、价值理念和民族心理。
黄河文化绵延发展数千年,虽不断遭受外部文化的入侵,但始终保持其道统,显示出强大的同化能力。黄河文化以它博大的胸怀,吸纳周边多种原始文化,形成了文明国家。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政治外交也主要兴起和发展于黄河流域。早在汉朝,中央政权就曾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建立起中原王朝与西亚和欧洲的政治、贸易等联系。这条通道也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即丝绸之路。千年来,丝绸之路上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对外文化交往极为活跃。在交流过程中,黄河文化不仅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不断从其他地域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展示了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特点,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历久弥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动能和发展活力。
(取材于牛建强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黄河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曾因频繁改道、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治理黄河一直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
黄土高原地区总土地面积64.06万km2,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决口改道频繁,“黄泛区”良田沙化,风沙弥漫,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黄土高原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使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面积、强度减小,沙尘暴次数减少,自然生态得到有效修复,构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扭转了黄河下游决口改道的历史。70年来,黄河岁岁安澜。
黄河治理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断流。黄河断流导致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河口湿地萎缩和生物多样性衰减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自1999年我国实施黄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等政策以来,黄河下游再没有发生过断流,沿黄湿地补水需求得以满足,河流湿地面积增加,河道基本生态功能恢复,黄河生命健康得以维护。
此外,通过强化流域内节能减排、工业污染治理等措施,黄河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黄河干流兰州、包头、潼关等重要河段水体水质明显好转,水体功能恢复,为水生生物的繁殖、栖息提供了支撑,为水生生态系统的修复提供了保障。
黄河治理还有巨大的社会效益。黄河决口历史的扭转,避免了大量的人民群众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避免了道路、生产生活设施以及引黄灌溉系统等遭受破坏,为黄河流域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黄河作为我国重要的供水水源,为山西、鄂尔多斯等国家重点能源基地提供水源保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减少了入黄泥沙,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增加了区域内耕地面积,促进了当地脱贫致富。引黄灌溉、引洪放淤等措施还有效利用了黄河水含沙量大的特点,放淤改土数十万公顷,形成了良田,为粮食连年增产提供了重要保障,不仅满足了流域内的需求,还供给流域外其他省区,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治理黄河70年取得了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为谋求黄河长治久安,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支撑流域及相关地区可持续发展,今后还需要继续加大黄河治理开发与保护力度,让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
(取材于李文学的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符合文意的一项是A.殷商时期纺织业高度发达,促进了甲骨文的成熟。 |
B.水利问题与黄河流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联系密切。 |
C.我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政治交流都发源于黄河流域。 |
D.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汉朝成为黄河文化最鼎盛的时期。 |
A.阻止了黄河决口改道,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B.流域内大量水土流失和沙尘暴,都得到有效治理。 |
C.解决了黄河下游断流问题,增加了沿黄湿地面积。 |
D.杜绝了泥沙入黄的现象,维护了黄河的健康生命。 |
A.材料一认为治理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促进了黄河文化形成。 |
B.材料二认为要改善黄河的水体水质,必须抑制流域内工业发展。 |
C.两则材料关于农业生产对黄河文化发展的作用,看法是相反的。 |
D.两则材料都列举了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和客观数据,令人信服。 |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这次新发现,也让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化,再次广受关注。
不同于中原系统的青铜人物造像,带有古代欧亚文明色彩的黄金制品、立体青铜神像等三星堆出土文物,让不少人认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某种异域文化,是迥异于中原文明的存在。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三星堆最新发现的黄金面罩、大量的象牙等,固然反映了古代蜀地与东南亚以至更遥远的印度、西亚等地的文化联系,但从大量中原式样的青铜尊,以及象牙雕刻的中原式云雷纹来看,都仍在中国本土文明范围内。
中原夏商周文明确实没有黄金面罩,而古埃及则有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黄金面罩,在契丹、吐蕃,也有使用黄金面具的考古证据。而在过去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掘中,也有代表部族首领青铜人像的黄金面罩。这些确实能看出古代欧亚大陆之间,包括巴蜀地区在内的某些文化联系。
从中原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主要看重的宝物是青铜器、玉器、大龟。《礼记·曲礼》“祭器不逾境”“不鬻祭器”,都表达了青铜礼器的重大价值。玉器更以和氏璧能购买十五座城池而著称。至于大龟壳,则见之于《礼记·礼器》所谓“诸侯以龟为宝”。
中原地区在夏商周时期早期的价值系统中,黄金的地位确实并不是超越于青铜器、玉器、龟壳之上的非凡存在。黄金在中原的重要性,要到战国秦汉时期,如楚国之“郢爰”、秦朝之上币、汉代之“汉金”才显现出来。
三星堆和后来十二桥文化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因此确有重视黄金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面。这一特质,与蜀地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连通缅甸、东南亚、印度、西亚的延绵不绝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
在此之外,古蜀文明和古代欧亚文明之间的联系还表现为,中原地区宗教祭祀重视“神主”或“立尸”,但不看重神像,而古蜀文明和西面的欧亚地区一样,制作了大量的青铜神像。这是在中原殷周青铜文化中所罕见的。
所谓“神主”,通俗说就是神牌子,“立尸”就是大臣或者子孙扮演受祭祀的祖先形象,但都不用祖先的神像。古蜀地区重视欧亚大陆的黄金,也用神像祭祀,而不用中原的“神主”和“立尸”,且热衷使用有东南亚风格的象牙来祭祀。这些看起来都不乏异域色彩,但都不足以说明古蜀是异域文化的产物,只能将其视为中华文明下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分支。
而三星堆出土的礼器,从根本上说,也是中原文化下一种经过地方性文化演绎后的产物。以青铜礼器作为一个文明最重要的价值承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无论是古埃及、古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爱琴海文明,都没有将青铜礼器上升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高度。而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从青铜礼器的形制来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礼器和古蜀地区存有差异,但更多是相通和传承。如,夏代二里头的绿松石青铜兽面牌,在三星堆有类似的发现,二里头的玉牙璋以及祭祀鬼神的陶盉,在三星堆也有大量分布。即使是在夏朝灭亡后,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仍然在礼制上保守着中原传统。
从商代礼制上讲,三星堆曾发现中原殷式青铜尊,这次新发现的祭祀坑中,也有中原式青铜尊出土。尊是酒器,殷人重酒,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曾指出,酒在商代祭祀礼乐中具有通神的重要意义。而中原礼乐的这一点,也被古蜀人所接受,使用了大量具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尊。
因此,结合这次三星堆的新发现也可以看出,虽然黄金面罩之类显示出古蜀文化的一些地方色彩,但总体来看,无论是青铜尊,还是中原云雷纹风格的象牙雕刻,都显示了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之下一个分支的事实。
(摘自《新京报评论》,作者李竞恒,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并出土了大量文物,使三星堆文化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 |
B.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带有古代欧亚文明色彩,黄金面罩等具有与中原文化相异之处,这些都与异域文化有联系。 |
C.古蜀文明对黄金的重视和大量青铜神像的制作与使用,都表明丝绸之路影响并决定着古蜀文明的形态。 |
D.夏商周时期早期,黄金的地位仅次于青铜器、玉器、龟壳,黄金的重要性到战国秦汉时期才显现出来。 |
A.二里头出土了绿松石青铜兽面牌,在三星堆也有类似的发现,表明古蜀文化对中原夏商周文化有影响。 |
B.在三星堆祭祀坑中新发现了大量中原风格的青铜尊,这表明中原礼乐制度被古蜀人所普遍接受。 |
C.作者将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的考古发现进行对比,重在显示两者之间的区别,突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色。 |
D.文中引用“诸侯以龟为宝”等句,又指出古蜀重视黄金,以此表明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确有相异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