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辩说理中，很少有人能直接说服对立一方。这并不表示他论证乏力，而是因为，一般来说，论辩式说理起到的是强化自己一方、而非软化对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对立的双方就有可能在辩论中越说越僵。

极端的越说越僵，这种情况在说理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较少发生。这是因为辩论者在辩论中，理是说给“第三方”听的，而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以第三方为说服对象，并由此来确定说理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便是英国哲学家图尔敏对公共说理的一大贡献。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却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方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这么做是为了说服中立的第三方——法官或陪审员。

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等要素。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理由的理由、对保证的支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都不相同于形式逻辑论证。

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说理结构为准的，对于说理的具体听众以及他们的疑问并不关注。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张三打篮球，所以他个子一定很高。从形式逻辑的论证来看，这个说法是可靠的。但是，实际上张三个子不一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打篮球的人个子都很高）本身并不可靠。

图尔敏论证模式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到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法庭上，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第三方听众。而在公共说理中，第三方是公众。公众往往并不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拥有裁决的权威，公众所起的第三方作用是形成舆论。公众越是具备理性思考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在第三方眼里都是不值得尊敬与信任的人。

总之，在公共辩论和争论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他们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方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像情绪化的“粉丝”那样狂热地崇拜和偏袒一方。粉丝以“哄客”（起哄，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面目出现，习惯于用暴力的话语来表现自己的立场。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第三方听众，双方直接顶牛，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

（摘编自徐贲《到底谁有理，问问“第三方”》）

近年来，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颇成气候，然而从经济哲学视域研究儒学精神，发掘儒学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相关性的研究尚未成体系。就目前国内儒商精神研究状态而言，儒商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企业家运用儒商精神管理企业，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而儒学理论界对于儒商精神问题的正视程度，尚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儒学到儒商，是儒学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精神的内在发展要求。“端木遗风、陶朱事业”流芳千年，泽被徽商、晋商等历代商帮，是中华儒商精神的宝贵遗产。徽商的开拓人物，多为习儒而后经商者。他们以儒家诚信理念为本，注重提携扶助家族血亲，注重反哺乡学，打造了中国历史上集商、耕、读、医为一体的独特家风文化。晋商代表乔致庸置信、义于利之先，以诚为本、格局博大、视野广远，以“汇通天下”之志奠基了晋商的海内外金融体系，对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影响深远。可见，儒商精神是华商文化的主干之一。当下推进儒商精神研究，应注重对以下问题的考量。

聚焦儒商精神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结合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重新诠释义利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义”提升到了国家精神理念、国家行为品格的高度。义，是指导“利”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原则，它关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国际关系秩序的良性建构，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思维的厚德传统，是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当下儒商精神研究关于义利关系的讨论，须融入以上新思想、新元素。商无不逐利，但以何逐利、逐利为何？其间的动因、方式、标准、目的、成效，体现的是一个企业家的行为水准和修为境界，是评判一个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重要标准。

对儒商精神进行经济哲学追问，须回应经济正义问题。其中，良知与经济秩序的建构问题，是儒家经济正义的核心问题。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建构，应当从“零和”走向“和合”。零和思维，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丛林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商业的发展，有非此即彼的残酷一面，这是天然的。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科技革新，商业共享、共赢的时代特性愈发明显。商业竞争的结果并不仅仅是非此即彼、一方消灭另一方，还有双方携手共进成为新生体，从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新时代，我们应当拥有更具未来视野的合作共享智慧，从“零和”走向“和合”。

儒商精神研究的现代化问题，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育和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两个维度进行双向度考察，在某种意义上说，后一向度的考察，即将儒商精神研究的开展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商业发展需求，更加契合儒商精神的内在气质。开展儒商精神研究，就是要精准切入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赋予儒商精神以新内涵，既要看到传承的连续性，又要看到当下转换的本质不同。

面对当今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失序状态，西方经济学所呈现的解释乏力。理论界需重视东亚商业文明思想，弥合中西，交融共鉴。儒商精神，是儒家文化圈共同向世界奉献的商业思想财富。儒学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将儒家文化的这些积极特性与现代市场商业伦理相结合，对儒学乃至世界商业文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朱璐《深化儒商精神研究的着力点》《光明日报》2019年8月26日）

①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呢？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文学创作）不能只讲真话。

②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③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④真话和真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真话指的是真心话，而真理则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道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真话未必全是真理。但既然写作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作者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真话，也应当用来表达真理；既然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作者就应当具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的责任感。

⑤虽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句句都是真理，但在写作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即使如此，智者千虑也难免会有一失，当文章发表后自己回头再看时，还往往会发现存在思虑不周的偏颇之处。倘若作者自己没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之心，写作不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和严谨推敲，那就势必会形成写作的粗制滥造、信口开河。

⑥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也要说真话，虚构与说真话并不矛盾。但文学创作不能只满足于“说真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艺术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指的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具有代表性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只靠说自己心里的真话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心里的有些真话，也未必是符合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必须在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依靠深刻生动的形象思维，经过艰辛的集中、概括和提炼过程，方能塑造出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

⑦写作是人类传播和传承文明的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必须具有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建构积极向上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境界，大力力弘扬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敬业意识。

（选自李贵富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