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茶叶生产的重大转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芽叶茶的政策，对中国古代茶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使茶叶的生产、销售、消费诸经济层面较前朝有相当大的增长。明代前期茶叶贸易实施官统制，官卖官销，垄断经营茶，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明朝中后期因朝廷经济能力衰退而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参与营运。明代茶叶分官茶、商茶、私茶。官茶西北易马。商茶由民间商人经营，领引纳税，准许公开售卖，私茶是未经请引纳税，走私交易。明英宗正统以后，随着边境茶马交易的衰微，民间茶的贸易活动得以迅猛发展。茶业官统制结构向民间商人经营的结构性转化。

从明代正统至清代前期又形成一个茶叶经济兴起的高峰期。明代茶叶贸易大体可划分为边境地区、内陆地区和海外三类市场。由于明朝军队对马匹的需求，茶马交易是明朝茶业经济贸易的主体。凡是朝廷设置茶马司的地方，是官方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资本的大量进入，以致民间茶商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明朝边境地区的茶叶市场，是官、商共同以茶叶与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活动。明朝除边境茶外销严加控制外，内陆地区的茶叶流通只要不违朝廷“茶引”制度，民间茶商是可以进行贩运行销的，采取较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明朝同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来维系的，在此基础上生发并扩展了民间的贸易。同时，随着明朝海外移民的增加，茶叶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皆尝来往广东”，因而广东地区在明代兴起了海外贸易。

在明清茶叶贸易发展中，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由于茶叶流通范围扩大，商人地位的提高，茶商队伍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联络计议之所的茶叶商帮。他们在长期商贸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展了市场空间。

清代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又是中国传统茶业经济中心地位逐步丧失的阶段。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前夕，是华茶出口贸易的发展期，茶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量茶叶输入欧美国家，使中国外贸有较大顺差。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华茶出口贸易的繁荣时期，国门洞开，列强入侵，刺激了茶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华茶一度独步国际茶市。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出口之数逐步减少，陷入不可收拾之险境，这是华茶出口贸易的衰落时期。华茶从繁荣到衰落，帝国主义的扼杀是罪魁祸首，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是内在的原因。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近代茶业终于走到了尽头。

（摘编自陈宗懋、杨亚军主编《中国茶经》）

材料一：

业内人士称，5G与以往无线通信技术最大的区别是服务的对象。以前服务的主要是人，而5G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可以说，5G所要承担的是改变整个社会、行业的使命。

国内三大运营商已在4G领域投资超3000亿元，目前仍处于成本回收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酝酿建设5G的原因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正在迅速进入智能社会，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R/VR等应用在迅速普及，它们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新一代网络来承载。比如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就需要依托5G网络实现车辆、信号灯、道路感应线圈、智能总控平台间的无缝连接和互动，且时延需要在毫秒级别。

“物联网时代，一个家庭往往会有超过100样东西需要连接网络，所以需要新一代网络——它对整体网络频谱利用率更高，能够连接更多终端的新系统。不过，我预计未来4G和5G会并存，并不是5G来了4G就会全部被淘汰掉。”业内人士说。

（摘编自宋杰《5G将至，中国领跑》，《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二：

5G或许将成为我们可能见到的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变革之一，因为它不仅是通信技术的演进，更是一场从智能设备、无线技术、接入网、核心网到云端的跨行业革命。

目前中国在国际通信标准的参与度上显著提高，已经成为标准制定的主导者之一，特别在5G标准上中国的提案数量比4G时代有了很大的提升，提案的采纳度也在逐渐提高。尽管如此，我国在标准的必要核心专利上还不是很多，与提案的数量不成比例。

谈及影响5G发展的致命性软肋，专家认为相对于技术标准而言，我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差距还较大，特别是在射频芯片上差距更大。这方面不仅需要有相当强度的投入，还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才行，必须早下决心，下大决心。

在技术应用上，5G首先要面对覆盖难的挑战。由于频段高、覆盖差，必然需要有大量小基站，依托多天线技术的波束赋形和快速扫描追踪有望明显改善；但能否根除覆盖盲点，仍是不确定事件。从市场开发层面看，究竟什么应用必须用5G？现在并不确定。业界所期待的物联网应用能否在近期担当业务收入的大任，也不乐观。

另外，我国2015年开建4G，现在网络负荷还很轻，2020年就开建5G，仅仅5年时间不太可能收回4G的投资。究竟运营商能承担多高的投资增加，什么业务能补偿投资的增加？专家认为，这些目前还不清楚。

（摘编自《5G标准已出，软肋犹存》，《中国科学报》）

材料三：

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位于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而7600公里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

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奥卢被认为是欧洲的“生活实验室”，学生可以自由开展各种新技术试验。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围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较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支持，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惠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编·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须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这次停课不停学，让网络教育提前全面实现，许多学校都通过QQ、企业微信等软件进行远程授课。网络素养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素养，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培养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意义。将未成年人与互联网割裂开来，显然与时代发展趋势相悖，既不可取也很难实现。

很多国外研究显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助于学生获取知识、拓展技能、为未来步入社会做好准备。所以，有必要引导全社会认识互联网社会的时代特征，打造并推广符合未成年人人生发展和社会化需要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

这次停课不停学的“实验”，暴露了我们大中小学师生网络素养的一些不足。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之下，网络素养相关的教育内容尚未被全面、合理、科学地纳入普及性义务教育的各个阶段。无论是课程内容和课时数量，还是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由此，形成了两个完全脱节的世界：一边是孩子们在网络中自然生长，在缺少成年人引导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花园；另一边是一些家庭和学校视网络为洪水猛兽，只关心学生的核心科目成绩，对他们在网络中的言行毫无所知。

未成年人网络知识和技能的习得，很大一部分是由同学、朋友等“非正规”教育渠道完成的，这导致一些青少年网络素养存在明显的短板，也由此产生过度沉迷、网络暴力等社会隐患。因此，有必要将网络素养纳入普及性义务教育基础课程，系统规划与组织，通过自主阅读、活动研讨等灵活而深入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

同时，家庭应承担起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的责任。父母的网络素养对未成年人有言传身教的作用，与孩子的及时沟通也能避免前文所说的“脱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调研发现，亲子关系越好的家庭，孩子的网络认知能力、技术能力和创造能力越强。不过，调研中的父母虽大多认同互联网对孩子有帮助，但是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因此，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应当将家庭纳入其中，首先让父母懂网，也懂得如何在网络问题上与孩子建立开放友好的沟通。

网络平台和互联网企业也应该通过“科技向善”，善于利用新技术为未成年人打造健康友好的网络环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上线产品的青少年版，建立防沉迷机制等。事实证明，互联网企业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方面大有可为。比如，腾讯公司正在尝试建立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保护体系，就针对网络游戏构建事前设置、事中管理和事后服务体系，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用户的游戏时长。与此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的不同方式，为家庭提供网络教育辅导，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为大中小学校提供课程和师资培训。网秦公司支持的“少年派”项目在农村地区推广网络教育，让孩子们学习使用iPad，为培养农村孩子的网络素养探索了经验。

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未成年人的特点，也是教育的源头。避免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引导他们利用网络好学、乐学，需要教育的智慧。建立由政府牵头，家、校、企三方联动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不仅是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有效行动，也是为网络时代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摘编自朱永新《如何将沉迷网络化为乐学之力》）

材料一：

《流浪地球》的票房奇迹，加上此前《三体》的热销，刘慈欣的作品影响巨大，但社会各界的评价却颇有两极分化之势。

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精巧的剧情或百转千回的人物感情，更多是直接甩出一个个宏大震撼的设定，靠设定本身为读者带来审美快感。在他笔下，主人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不过是宇宙规律中很小的部分，和人类命运、宇宙洪荒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刘慈欣自称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他坦承自己“喜欢文学因素较少、科幻因素较多的科幻作品，一直认为，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更不是它的优势”，甚至有过“把科幻从文学剥离出来”的激进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刘慈欣却逐渐意识到需要保持“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平衡、作为文学的科幻与作为商品的科幻的平衡”，他后来的作品“正是这些平衡的结果”，这“或多或少地背叛了自己的科幻理念”。

刘慈欣对文笔也并不是没有自觉。他评价阿西莫夫的文笔，“平直、单色调、刚硬、呆板……几乎所有这类文学上的负面词都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文笔”，却又话锋一转，表示“这种笔调无论如何是不适合文学的，但却很适合科幻，也使他的小说风靡世界”。刘慈欣对于他敬仰的阿西莫夫的描述，显然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文风。

(摘编自冰村《刘慈欣：黄金年代的守望者》）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材料三：

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一直有争论。就如武侠小说是武侠题材的小说，不等于武术和侠行；侦探小说是侦探题材的小说，不等于刑侦侦破；科幻小说是科学幻想题材的小说，不等于科学技术。科幻小说当然姓“文”，是将科学想象寄予文学思维的一种文学文类。以刘慈欣、王晋康和韩松这“三剑客”的作品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思维有了明显变化：一是因果关系的时间叙事结构已被打破，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时空组织造就了结构的精美；二是类型小说的通俗化和现代主义的意念化成为小说情节模式的重要形态。

《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基本上还是时间叙事；第二部《黑暗森林》时间叙事渐渐弱化，空间叙事上升为叙事主体；到了第三部《死神永生》中，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结合在一起，小说叙事由空间对抗变成融合循环，形成一个精美的轮回式的叙事结构。类型小说的情节模式在刘慈欣和王晋康的小说中相当明显，而韩松的叙事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变异风格。

（摘编自汤哲声《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思维和边界》）

①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潘城《穿越时空的物语（节选）》)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生活世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由信息组成的技术形态中，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内容推荐等智能应用带来的无限连接、快速查询、精准定制，而另一方面，在技术打造的“算法流水线”上，你看什么、听什么、怎么工作、和谁交往、去哪儿消费、聊什么话题等，都逐渐交由算法决策。我们成为平台的数字劳工，困在自己的算法里，被隔离在信息的过滤泡中。

毋庸置疑，智能化的过滤模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它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经济模式，用户体验相当愉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境、信息、人三者之间的匹配问题，避免个体因面对海量信息陷入“注意力崩溃”。在这样的智能过滤机制中，也潜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封闭性——用户被孤立和隔绝，个性化的过滤泡里只有你一个人；隐蔽性——你置身于过滤泡内部，却几乎看不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强制性——算法的决策权在过滤程序手里，你无法选择，也无处可躲。在智能时代，当这样的信息过滤机制成为常态，我们该如何生活其中？

首先，要分清“技术趋势”与“技术事实”。技术发展是一个多种矛盾相互激发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大的趋势，同时还蕴藏着多样的可能。技术趋势是贯穿各种环境与文化差异的力量，不可避免，可被预见；而技术事实则需要同实践相结合，可被修改，可以优化，潜藏着不同的可能路径。在未来，过滤器将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技术趋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要求掌握过滤技术的实践主体考虑公共利益、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给出更加优化的过滤方案。

其次，在自动化时代要保有“健康的怀疑精神”。在智能时代，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我们丧失“生命知识”。这里的知识，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体验。我们沉浸在被“编排”好的知识体系和感官体验中，也在失去批判思考的能力。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种“健康的怀疑的精神”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再次，要敢于反视结构，能够反思自身。信息理论家维纳有句名言：自然世界由“无数可能与信息有关的人”组成。这句话阐明了两层关系：在一个信息和控制主导的世界里，人是由与信息相关与否的关系来定义的；而这样的关系形态，最终被建构成了“自然世界”，取得了合法且坚固的优势地位。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直视这样的世界，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建构出来的世界存在着各种歧视、偏见和结构性的问题，但我们依旧不敢面对；而这样的状态又会反作用于我们自身，让我们躲在这样一个“庸常的合理”中得过且过。而想要戳破过滤泡的第一步，就在于敢于凝视这样的社会机制，能够反思自身的存在方式。

最后，要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关注个人应有权利。算法是一组数学程序，也是一套技术系统。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存在着技术门槛和社会边界，但同时又是一种集体生产。在过滤泡的运行过程中，不仅是科技公司、程序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对算法进行了集体建设。虽然目前阅读和开箱算法都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但算法时代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及时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关注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保持对这种技术形式的了解、监督和评估，这也是成为数字公民的应有之义。

（摘自方师师的《如何在“算法过滤”的世界里生活》，有删改）

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对商人服饰作出限制性规定，其中肯定包含压制商人炫耀财富的意思。明代后世皇帝不能更改祖制，并未删除该项法规，但实践中并不严格推行。清代沿用明朝的基本法律，在其基础上另制种种则例，当作法律来行使。其中，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61-1776年）间编制的《钦定户部则例》涉及商事尤多。明清时代，商人不得穿着绸缎绫罗之类条款，一直存在于法律文本之中。但是，《大明律》中许多条款在明中期以后就已经不再构成社会行为法则。明中叶迄于清末，商人服饰实际上毫无限制，炫耀奢华反而是常见的现象。有学者对明清商人的法权地位进行总体考察，认为商人在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地位归属于庶民，并非牌被歧视或被排斥的地位；清朝对商业于帝制统治关系之重要性的了解超过明朝，商人与权贵的关联也更为深切，商人的法权地位更非低于庶民。

明清两代政府皆曾推行大量旨在维系平稳市场秩序的政策。如皆规定牙行评估物价必须公允，如明初规定有“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康熙五年（1666年），令各地将应征商税额数刊于直省商贾往来的关口孔道木榜上，“遍行晓谕”，防止官员自行加征。雍正时期曾对这些政策加以重申。其后历朝也曾屡次申明对官吏敲诈商人的惩罚措施。明清政府承认商人合伙经营的权利及商人经营目的而结为社团的合法性。从明中晚期开始出现商业性会所，到清代大批商业、手工业会所发展起来，其制度环境大致保持一致。

明清政府权力在维系比较平衡的商业运行秩序的同时，也会发生干扰商业的作用。其突出表现，包括官方资本直接进入商业构成特权经营造成的市场不公平竞争，政府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严格控制，政府对矿业很长时期的垄断，政府对外贸过于严格的管控，税收标准公平性的欠缺，以及权力腐败造成的官吏对商人的敲诈与盘剥。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得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窒息，但市场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完全依照经济规律运行的环境，没有达到普遍公平的情况。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明清已然存在的商业契约精神，始终受到权势原则的挤压，并未成为支配商业运行的普遍价值体系。

材料一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但是亲属尽管怎样亲密，究竟是体外之己；虽说痛痒相关，事实上痛痒走不出皮肤的。如果要维持这种亲密团体中的亲密，不成为“不是冤家不碰头”，也必需避免太重叠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这平衡可以在时间上拉得很长，但是如果是一面倒，社会关系也就要吃不消，除非加上强制的力量，不然就会折断的。防止折断的方法之一是在减轻社会关系上的担负。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钱上往来”就是这种可以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地说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都是有无相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我常看见隔壁邻舍大家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的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是就可以交换的么？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

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摘编自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之《血缘与地缘》）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在共同体秩序建构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社会治理更多是一种服务化、网格化、精细化的治理方式。比如，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从武汉市到湖北省各地级市陆续“封城”，这是国家治理方式，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程序强制执行。在此形势下，民众必须具有大局意识，以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生命安全。但居民的隔离和感染个体的排查与救治，则更多依靠社会治理模式，应当让公众感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生活便利，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社会治理达到服务化、网格化、精细化的层次，并且能够形成快速网络反应机制，就必然能够提升民众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会促进社会成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社会意识形态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与决定，但同时也具有社会化、生活化维度。它是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的思想共识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公众舆论和社会舆论。根据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的界定：“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公众舆论具有健全的常识形式，一般反映了真正的现实需要和现实趋势。在此次疫情的升级转化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总体是趋于正向发展的，虽然有一些针对地方早期对疫情管控不力的指责，网络上也散布着一些不实信息，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一些不太正常的心理与心态。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疫情快速传播，整个国家面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造成严重的社会性伤害，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共同体秩序，影响疫情防控大局。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定的心理预期和基本诉求，比如疫情管控、信息发布、资源供给、医疗救助等，如果心理预期和基本诉求能够得到回应和满足，社会意识形态的恐慌心理就会消失，由自然性灾难疫情向社会性心理疫情转化的多米诺骨牌就不会出现，社会公共领域就能够保持井然有序，社会意识形态的合力就会形成战胜疫情的正向合力。

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则这个共同体自身也会有自己的免疫系统。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免疫子系统。如果进行内在分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免疫系统既是一个公众舆论的内在平衡系统，也是一个非主流思潮的防护系统和新的思想元素吸纳包容转化系统。在社会意识形态免疫系统效能提升方面，首先要做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以及个体心理预期和心理满足之间的平衡。其次要做到有效防止对于生命体有害的细菌病毒类信息（谣言或异端思想）入侵感染生命体，导致危险。最后，面对自媒体中不实信息的广泛传播，要安排系统化的公众舆论议题设置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在这一过程中，生命共同体自身免疫力得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也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与认同。如此这般，通过对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将有利于提升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也有利于生命共同体价值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摘编自梅景辉《重大疫情中共同体秩序建构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