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②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③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颍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④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⑤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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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代白话新诗，中国的诗歌语言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嬗变、创新，形成千姿百态的脉络和流派。其间，语言之体与文化之用、内外变相影响，互为两翼。

就诗歌的文化之用而言，作为文学之一体，诗歌本身就是文化之一端，不但要受到哲学、绘画、音乐、风俗等相邻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一种反映和体现。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发展，既源自内在语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不同时代政治生活、经济基础等硬背景的变化，而以文化心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映、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情况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合适的时候，还会相互映衬。这里不妨以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为例。北宋文化吸纳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而且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蕴丰富、千变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北宋文化“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映出尚理的主动趋向，适时而深刻。其方法的千变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宏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远到海外仙国，近到花草木石，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苏轼诗歌奏出崇雅趋淡的乐章，典型而突出。苏诗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与俗、绚烂与平淡、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诗歌语言，或避俗趋雅，或以俗为雅、化俗为雅。比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助尔歌饭瓮”，“饭瓮”乃山东民间俗语和歌谣语。《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这些各地的俗词俚语，被创造性地融入苏轼诗中，显出一种雅人深致。苏诗还擅长用典故来题咏俚俗之物，化俗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软如酥”不免俚俗，但运以刘秀、石崇二人与豆粥相关的典敁，诗的典雅气息油然而生。

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尽管已有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断变化延长，继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钟嵘《诗品序》）。

（摘编自陈才智《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一中国诗歌的语言之体和文化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