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光   荣

孙   犁

饶阳县城北有一个村庄，这村庄紧靠滹沱河，“七七”事变那一年，河滩上的芦草长得很好。那时候，东西北三面都有了炮声，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整天整夜从这条渡口往南逃，还不断搔扰抢劫老百姓。

这一天，原生在河滩上割满了草筐，忽听得有人叫他。他回头一看，是秀梅，秀梅低声说：“那道边有一个逃兵，拿着一支枪。”原生紧握他那镰刀，拨动苇草往东边去了。秀梅跟在后边，低声说：“去吧，我帮着你。”

原生一脚把他踢趴，拿起枪支，回头就跑。到了村边，两个人才站下来喘喘气，秀梅说：“明天你就去当游击队！”

原生说；“你听见人家唱了没：男的去当游击队，女的参加妇教会。咱们一块去吧！”

“我不和你一块去，叫你们小五和你一块去吧！”秀梅笑一笑，就舞动小镰回家去了。

原生当兵去了。小五是原生的媳妇，常常和婆婆吵架，后来就是长期住娘家，秋收也不来。

秀梅在村里当了干部，有一天，一群妇女在一家梢门洞里做活，小五刚从娘家回来，站在一边摇着扇子。秀梅笑着坐下，说：“当兵是为了国家的事，是光荣的！”

“光荣几个钱一两？”小五说，“我看也不能当衣穿也不能当饭吃！”

“是！”秀梅说，“光荣不能当饭吃、当衣穿。这得看是谁说，有的窝窝囊囊吃上顿饱饭，穿上件衣裳就混的下去，有的人还要想到比吃饭穿农更光荣的事！”

别的妇女也说：“秀梅说的一点也不假，打仗是为了大伙。”

小五说：“你不是干部吗？我要和他离婚！”

大伙都一愣，望着秀梅。秀梅说：“你不能离婚，你的男人在前方作战！”

“有个头没有？”小五说。

“怎么没头，打败日本就是头。”

小五回来就又和公婆闹，闹得公婆没法，咬咬牙叫她离婚走了。

自从小五走了以后，秀梅就常常到原生家里，帮着做活。

日本投了降，原生回来了。说：“队伍往北开，攻打保定，我请假回家来看看。”新农会的主席手里扬着一张红纸，说：“咱们原生在前方立了大功，活捉了蒋介石的旅长，队伍里选他当特等功臣，全区要开大会庆祝哩！”

第二天，在村中央的广场上开庆功大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换了新衣裳，先围到台下来，台上高挂全区人民的贺匾：“特等功臣。”各村新农会又有各色各样的贺匾说辞，台上台下全是红绸绿锻，金字彩花。

区长讲完了原生立功的经过，他号召全区青壮年向原生学习，踊跃参军，为人民立功。接着就是原生讲话。台下妇女群里喊了一声，欢迎秀梅讲话，全场的人都嚷赞成。秀梅到台上讲了这段话：“原生立了大功，这是咱们全村的光荣。有人问：什么时候打败蒋介石？这问自己就行了。我们要快就快，要慢就慢，我们坚决，我们给前方的战士助劲，胜利就来得快；我们不助劲，光叫前方的战士们自己去打，那胜利就来得慢了。这只要看我们每个人尽的力量和出的心就行了。有的人，说光荣不能当饭吃。不明白，要是没有光荣，谁也不要光荣，也就没有了饭吃；有的人，却把光荣看得比性命还要紧，我们这才有了饭吃。”台下面大声的鼓掌。

接着就是游行大庆祝。最前边是四杆喜炮，两面红绸大旗；一面写“为功臣贺功”，一面写“向英雄致敬”。后面是大锣大鼓，中间是英雄匾，原生骑在枣红马上，马笼头马颈上挂满了花朵。

每到一村，锣鼓相接，男男女女挤得风雨不透，热汗齐流。街上的老头老婆们连声说；“修下这样好儿子，多光荣呀！”

队伍在平原的田野和村庄通过，带着无比响亮的声音，无比鲜亮的色彩。太阳在天上，花在枝头，声音从有名的大鼓手那里敲打，这是一种震动人心的号召：光荣！光荣！

文本一：

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湿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绕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久，在她的身下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有关，丈夫还没有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

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和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节选自孙犁《荷花淀》）

文本二：

“斯嘉丽，我这人向来没耐心拼补碎片，骗自己破镜可以重圆。东西碎了就碎了——我宁肯记住它完好时的模样，也不想拼拼补补再一辈子盯着那破过的地方。”他叹口气，“我年纪太大，不相信冰释前嫌重修旧好之类的动人鬼话。我年纪太大，不能再靠彬彬有礼的梦想，一辈子撒谎过日子。我不能跟你一起生活，既骗你又骗自己。”

白瑞特快快吸口气，轻松却柔和地说：“宝贝儿，我不在乎你啦。”

她默默地看着白瑞特上楼去，但觉喉头疼得快憋死人。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楼上过道里。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远去。现在她才明白想求助他，感情或理性的一切努力都白费力气，他那冷静头脑的决定不会动摇半分。现在她才明白他方才话说得轻松，却句句当真。她懂了，因为他身上具有刚强不屈、绝不妥协的个性——这些东西她一直想在艾希礼身上找，却一直找不到。

她所爱的这两个男人她都没能真正了解，所以都只好失去。现在她才隐约意识到倘若她真了解艾希礼，就绝不会爱他了。倘若她真了解白瑞特，也绝不会失去他。她万分凄凉地想，这辈子她到底真正了解过谁？

此刻，心神麻木。她经历得多，晓得麻木过后就是剧烈的痛楚，撕皮裂肉，一如身体被外科大夫一刀切开，片刻的无感觉，随即就疼得要命。

“现在甭想啦，”她咬咬牙，“现在琢磨失去他的痛苦，我会疯的，明天再想好了。”

“可是，”她的心在呐喊，刀绞般地疼，“不能让他走！一定还有法子！”

“现在甭想啦！”她又在心里大声说一遍，想把忧伤推开，想挡住滚滚而来的痛楚，“对了，明天我回塔拉去。”想到这儿，她心情稍稍平静。

她现在不愿想，她只要一个容她生存、容她痛苦的小天地，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好舔舐自己的伤；一个避难所，好筹划以后的战斗。一想到故乡塔拉，就仿佛有只凉爽温柔的手在抚慰她作疼的心。她仿佛看到那幢白房子在闪光，在欢迎她归来；乡间宁静的暮霭正向她徐徐降下，为她祝福；露珠正悄然滴落在无边的绿野、雪白的棉桃上。通往塔拉的林荫道，雪松郁郁苍苍；一丛接一丛的茉莉花，映衬雪白的墙壁，欣欣向荣；洁白的窗帘随风起舞。这美丽的图景让她感到慰藉，给她增添了几分力量，心头的创痛与悔恨顿时轻松不少。

以祖先面对失败绝不低头的精神，她扬起下颌。她要赢回白瑞特，她晓得她办得到！只要她下定决心，没哪个男人她得不到。“一切等明天回塔拉再细想，明天就挺得住了。得想办法夺回他的心。说到底，明天总是个新日子。”她想。

（节选自玛格丽特·米切尔《飘》）

【推荐3】阅读下面的小说，完成小题。

纪念（节选）

孙犁

住在定县的还乡队回村复辟。为了保卫农民的斗争果实，我们队伍开来了。

一清早，我又到小鸭家去放哨。她家紧靠村南大堤，堤外面就是通火车站的大路。她家只有两间土坯北房，出房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这些年，每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就爬到柳树上去监视敌人的来路。这柳树是我的岗位，又是我多年的朋友。

柳树的叶子黄了，小菜园里满是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小鸭的娘刚刚起来，正在嘱咐小鸭，等门楼醒了给他穿好衣服。随后她就忽地一声把门开开，嘴里叼着用红铜丝扭成的卡子，两手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看见我，就笑着说：“呀！又是老纪同志，快到屋里暖和暖和。”

“你好吧，大嫂！”我说，“今年斗争，得到了什么果实？”

她把头发卡好，抬手指着家前面的园子说：“分了这三亩园子。它在大恶霸陈宝三手里待了十年，现在又回来了。地多了，明年咱要好好种！叫恶霸们看看，是他们种得好，还是咱穷人种得好！”

她回手关上门说：“纪同志，咱们回来再说话吧，我赶集去！”说完转身走了，我望着她那壮实的身子和那比男子还要快的脚步！

不一会儿，老远传来了母亲喊小鸭的声音。母亲回来了，提着一个大柳罐，满脸红光，头发上浮着一层土。她说：“鸭，我在集上买了几十斤山药，我们娘儿俩去把它抬回来。”

正赶上我要下岗，小鸭就说：“叫纪同志和我抬去！”

我和小鸭把山药抬回来。我这么高，她那么小，我紧紧拉着筐系，不让筐滑到她肩上去。她一路走着笑着，到了家里，她娘留我吃饭，我在她家屋里坐了一坐。屋里比夏天整齐多了，新安上织布机，坑上铺着新席，母亲说，都是用斗争款买的。门楼那家伙却不言不语地摘下他枪来。那枪做得很不高明，只是一根弯榆木棍，系上了一条红布条子。我只能夸好，小鸭在一旁笑了，母亲也笑着说：“纪同志，你知道他是什么心思吗？夏天，你在这里不是答应给他一支枪吗？后来你就走了。他整天磨翻你记性坏，赌气自己做了一支，这是拿出来叫你看看，羞臊你哩！”

我赶紧说：“这怨我记性坏，回头我们做一支！”

母亲这时才红着脸说：“纪同志，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俺家他爹，出去了这就九年了，老也没个音讯，也费心给打听打听！”

我说：“这好办，我们去封信打听打听。大嫂，不要结记，队伍开远了，交通又不方便，接不到信是常有的事。我也是八九年没和家里通信了。”

“纪同志不是东北人吗？ 有人说俺家他爹也跟着吕司令开到东北去了。”

“很有可能，那里来信不容易。”我说着告别了出来，想着一定要给小鸭的爹写封信，告诉他：他的孩子长大了，这样聪明；老婆进步了，这样能干；家里的生活变好了，一切是这么可羡慕，值得尊敬，他该是多么愉快！

晚上，我又到小鸭家放哨，小鸭听见动静就跑出来，说：“纪同志，俺爹来信了！”

“怎么这样巧，拿来我看看净写的什么？”

母亲也掩饰不住快乐的心情，把信交给我，并且把灯别亮。我把信看了一遍，这是走了很远路程的一封信，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可是，别提信上的言词是多么热情激动！我拿着信纸，好像握着一块又红又热的炭。不只小鸭的母亲吓得脸烧红了，我的心也跳起来。上面写着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上面写着希望妻子进步，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反顽的斗争；上面问到小鸭长得怎么样了……小鸭嘻嘻笑着，指一指门楼说：“上面没提他！”

“那时他……”母亲像是要安慰门楼，说着脸红了。我明白那意思是，爹走的时候，门楼还在娘肚子里，出远门的人，恐怕是忘记临行时遗留的这块血肉了。

我回到我的岗位上去。想到我的同志们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分外兴奋。天已经黑了，星星还没出全。我把身子靠在那根大干上，把背包架在老鸹巢里，把枪抱紧，望着堤坡那里。

夜深了，月亮升上来，照亮半个窗户。我听见门楼像大人一样呼呼地酣睡，像是小鸭翻了一个身，说：“多讨厌呀，人家越睡不着，他越打呼噜！”

“鸭，明天我们给你爹写一封信吧！”母亲问。

“叫他回来吗？”

“干么叫他回来！把家里的事情和他学说学说。写上咱家新添了三亩地。”“对！娘，我们给信缝一个布信封吧，布信封就磨不破了。”

过了一会儿，小鸭又说：“娘！我看还是叫爹回来吧，听说陈宝三的大儿子参加了还乡队，要领着人回来夺地哩！”

“不要听他们胡嚷嚷！”母亲说，“有八路军在这里，他们不敢回来。天不早了，快睡吧。”从此就听不见母女两个的交谈，月亮也落下去。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像一张木犁，它常年在天空游动，密密层层的星星，很像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撒的种子。

母子三个睡熟了，听他们的鼻息睡得很香甜，他们的梦境很远也很幸福。我想到战斗在我们家乡的雪地里的同志们，我觉得肩头加上了很重的东西，我望着很远的西方。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修改于博野史家佐村

（有删改）

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我们刚到包扎所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通讯员，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地说：“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有删改）

荷花淀（节选）

孙犁

（几个女人的丈夫参加游击队，她们偷偷去看望，却没遇上。）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苇尖上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儿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

“哎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哎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摇！”

大船追得很紧。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得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地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荷花淀

孙犁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湿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有关，丈夫还没有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

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他们几个哩？”

水生小声说：“还在区上，明天我们就到大部队上去了。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二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聚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

“快揺！”

大船追得很紧。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得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地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声！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伙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尺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她们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战士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

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

一路走着，因为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

“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一九四五年于延安

（有删改）

荷花淀

孙犁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硕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睡了。”

“小华哩？”“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②“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像是叫苇屑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③“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去看看丈夫。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

几个女人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唉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

“快摇！”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声！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的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

“你们干什么来呀？”

水生的女人说：“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

小队长说：“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

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

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凫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似的海里。

(有删改)

路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踩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不飘忽、不闪烁、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的，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做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揿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是野战军。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之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移动，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

路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的。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一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跺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那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儿，一小点儿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儿。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儿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儿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会安然无恙地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儿如豆的光，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不飘忽，不闪烁，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的，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着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着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看来，是一个听不见的人。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老乡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老乡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作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听不见，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听不见，还不会说话。伍原只得利用自己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撤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是野战军。伍原捉住老乡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老乡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至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老乡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老乡。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老乡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老乡挣脱了出来，急忙提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转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移动，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

（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给我一枝枪

茹志鹃

记得我第二次向营长要求一枝枪，是在那年的秋末冬初。我们部队过沂水，进入了鲁西南，那是一片遭受敌人严重践踏的地方。谁见过死去的村庄么？四处没有庄稼，村里没有树，听不见狗叫，更没有鸡啼，屋上不冒烟，路上不见人。一进去，人会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那个时候，那个地区，就尽是这样的“村庄”。部队在这样的地区作战，是相当艰苦的，要打仗，要行军，要挨饿。那一天，天还没透亮，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村庄宿营。营部住在一个从前我们的村干部家里。这一家好像没有男丁，房里炕上，只有一个两岁光景的孩子。房东是个大嫂，呆板着脸，给我们开门、腾地方，是欢迎我们的，可是总不开口，似乎没有其他地区的老乡那样亲热。弄好了铺，我便和通信员商量：我们放倒头睡了，不吃东西不要紧；但是营长，他还要工作呢！无论如何，得设法给他弄点吃的来。我们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找群众想办法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可想。于是就决定去找那位不露笑脸的房东大嫂。不用说，这任务当然是我的。但是我找不到她，房里房外，屋前屋后，都没有她的影子，炕上那个孩子倒醒了，有气无力地哭着要娘，不用说，这又是我的任务了！于是我过去抱着她，哄着她，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大嫂来了。她见我在哄孩子，好像有点高兴，但不等我开口提出吃食的事，她先向我借个手电筒。我把电筒交给她，同时迅速地提出了问题。她听了，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不表示有，也不表示没有，只招手要我跟她走。

“大嫂，咱们上哪里？”我看她领我走出了大门。她也不回答，用嘴向村外嘲了嘲。反正这一带都是我们的部队，我放放心心地跟她走。

“大嫂，你家大哥呢！”山东人一般称女人的丈夫叫大爷、大哥，我想和她攀谈攀谈。

她没有回答，还是用嘴向村外呶了呶。这时，东方已经露白，可望见村外是光秃秃的一片，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村边边上，拱起几堆新土。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问道：“他？……”

“牺牲了。”大嫂撮起三个指头，在我面前摇了摇说：“一起七个。”

“什么时候？”我这时才看见她腰上束了一条麻绳。她没有回答，只是走，走过一盘石碾旁边的时候，她停下了，轻轻地用脚点了点碾旁的土地说：

“在这里，上铡刀铡的。”

我看见，这块土地的颜色是黑褐色的，那是血。血，唯有血才能偿还。营长同志，你给我一枝枪吧！

“没有枪！”大嫂的脸仍是呆板的，好像总结似的说了一句，接着又喃喃地说：“咱们没有枪！没有，手榴弹也没有……”

她带我到一片被抢过、被践踏过的黄豆地里，我们打着手电筒，寻拣着掉落在地上的黄豆。拾了有两大把，捧回家，放在锅里炒，大嫂一边炒，一边呆呆地睨着自己的孩子。豆炒好了，喷香，大嫂把它盛进我们的茶缸，孩子微微张着嘴，满怀希望地看着娘，大嫂顿了顿，就用两个手指取出两颗豆子，放在孩子手里，然后拿到堂屋里，放在营长面前。营长大概也知道这家房东的事，他望着茶缸，久久地沉默着，最后，他把那孩子抱过来，放在自己腿上，然后把黄豆一颗一颗地排在桌上，摆成了二列横队。他和孩子说着笑着，把豆子当作敌人，他喊着口令：“出列！”“齐步走！”于是“一二一，一二一”黄豆便一颗颗地走进了孩子的小嘴。孩子的嘴跟不上了，她的牙还不能同时咬两颗豆子呢！她吐出一颗带着口水的“敌人”捏在手里，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嘴里那一颗。

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小嘴，竟是这样的柔嫩，小红唇里面的一切都是粉色的，软软的，就连那几颗小小的乳牙，也是那样细软无力。咬一颗豆，都需要她全神贯注，用出了吃奶的力气。营长拿起“横队”前面的一颗大黄豆，还没塞进孩子的嘴，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的号声。天拂晓了，敌人的轰炸机嗡嗡地又出动了。村里的部队迅速地作了防空准备，能进屋的都进屋，不能进屋的马匹、物资，全部密密的插上树枝。

黄豆是黄豆，不是敌人。敌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就在前面，离我们只有三十里路，不！就在我们头顶上， 他们有炸弹、机枪，有坦克、大炮，还有……铡刀。

营长听到号声，立即将孩子交给了我，把一颗已经“一二一”走出队来的豆子也交到我手上，然后，将卜壳枪转到胸前，出去了。通讯员立即挎上枪，跟在后面。孩子信赖地靠在我怀里，圆圆的小嘴，还在挪啊挪的扭动。她把豆子搬到左面牙上咬咬，又把它搬到右面咬咬，最后又把它搬回到左面，于是全神贯注，眼睛挤成一条缝，才咔嚓一声咬开了。我闻见些些黄豆夹着奶花的香味……敌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着目标。

营长啊，亲爱的同志们，给我一枝枪吧！哪怕是一枝短枪也好，为了沂蒙山臂上的枪眼，为了碾旁那黑褐色的土地，更为了这花似的小嘴，为了幸福和理想，给我一枝枪吧！

（有删改）

《百合花》是六千多字的短篇。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恕我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它的风格。

（选自茅盾《谈<百合花>》）

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     ）。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

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茹志鹃《百合花》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百合花

茹志鹃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

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1958年3月

【推荐3】《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通讯员撇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哎！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噔噔噔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儿，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级。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为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险，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红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儿，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这皮腰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儿，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中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