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节选）

孙犁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回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像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是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水生，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嘱咐   

孙犁

太阳落到西边远远的树林里去了，远处的村庄迅速地变化着颜色。水生望着树林的疏密，辨别自己的村庄。家近了，就要进家了！家对他不是吸引，却是一阵心烦意乱。他想起许多事。父亲确实的年岁忘记了，是不是还活着？父亲很早就有痰喘的病。还有自己的女人，正在青春，一别八年，分离时她肚子里正有一个小孩子。房子烧了吗？

黄昏时候，他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的家就住在村边上。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的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亲热地喊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脚上那白布封鞋，就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水生把门掩好说：“不要哭了，家去吧。”他走进屋里，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两眼泪水笑着说：“来，这就是你爹，一天价看见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现在回来了。”说着已不成声音。那孩子从睡梦中醒来，好奇地看着这个生人，这个“八路”。水生抱了孩子一会，说：“还睡去吧。”女人安排着孩子睡下，盖上被子。

女人说：“你想过家吗？”

“想过。”

“在什么时候？”

“闲着的时候。”

“什么时候闲着？…”

“打过仗以后，行军歇下来，开荒休息的时候。”

“你这几年不容易呀？”

“嗯，自然你们也不容易。”水生说。

“嗯？我容易，”她有些气愤地说着，把饭端上来，放在炕上。“爹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人，他不能看见你回来……”她坐在一边看着水生吃饭，看不见他吃饭的样子八年了。水生想起父亲，胡乱吃了一点，就放下了。

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里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的升起，又幸福的降落。女人一直呆望着孩子的脸。她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孩子好像是从别家借来的，好像不是她生的，不是她在那潮湿闷热的高粱地里，在那残酷的“扫荡”里奔跑喘息，丢鞋甩袜抱养大的。她好像不曾在这孩子身上寄托了一切，并且在孩子的身上祝福了孩子的爹：“那是远远的人，早一天胜利回来吧！一家团聚。”好像她并没有常常在深深的夜晚醒来，向着那不经事的孩子，诉说着翻来覆去的题目：

“你爹哩，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把宝贝放在马上……多好啊！”

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她好像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那准备了好几年的话，要向现在已坐到她身边的丈夫诉说了。

“你能猜一猜我们想你的那段苦情吗？”

“猜不出来。”水生笑了笑。

“我们想你，我们可没有想叫你回。那时候日本人，就在咱村边儿。可是在黑夜，一觉醒了，我就想：你如果能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是能够吗？”

从窗户上那块儿小小的玻璃上结起来冰花，夜深了。水生说：“明早就要去参加保卫晋中平原的战斗。”

女人呆了。她低下头去，又无力的仄在炕上。过了好半天，她说：“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

鸡叫三遍，女人就先起来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把孩子叫醒，穿的暖暖的，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水生坐上去，抱着孩子，用大衣给她包好脚。女人站在床子后面，撑起了杆。女人是撑冰床的好手，她逗着孩子说：“看你爹没出息，当了8年八路军，还得叫我撑冰床子送他。”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轻轻用杆子向后一点，冰床子前进了，像离开了强弩的箭，摧起的冰屑，在它面前打起团团的旋花。

太阳从冰面上生出来，冲开了雾，形成一条红色的胡同，铺到这里来，照在冰床上。女人说：“爹活着的时候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这条活路，咱们就得活，不然我们就活不了了。八年，他老人家焦愁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和日本一样，想把我们活着的人完全逼死！”

“你应该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8年过去了，时间不算太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

在被大雾笼罩，杨柳树环绕的丁家坞村边，水生下了冰床。

女人忍着眼泪，笑着说：“快去你的吧。记得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一九四六年河间（有删减）

小格拉西莫夫

铁凝

齐叔是位画家。他会讲故事，这是我欢迎他的原因吧。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文学研讨活动，巧遇齐叔。我说：“咱们顺路，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说：“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

是三月底四月初吧，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着，紫里加红，红里加紫。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听口音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眼前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小三说：“油画？”年轻人说：“油画。”小三说：“在土坨？”年轻人说：“在土坨。”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小三对年轻人穷追不舍了：“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我们。”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年轻人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可我们有派饭，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我说：“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

我下坑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看见我，他忙站起来说：“老师，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嗬，藐视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乱打。”齐叔说。用“乱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就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好，好得不得了！”齐叔说。画着画着他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你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他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椰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说，还是想知道是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给小格拉西莫夫。齐叔说：“应该是王某某，我师姐。两年前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拽着王某某……关键是他走火入魔，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曲——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齐叔说。

（节选自《小格拉西莫夫》，有删改）

迷失

①头发稀少，却梳得纹丝不乱，抹了发蜡后飘出的是雪花膏的香味，两个肿眼泡像熟透了的柿子，短袖衬衫扎在藏青色的长裤里，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仿佛不肯松手似的握得好紧，不晓得里面装了些什么。这是“丁老七”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也就五十岁出头的年纪，乍看上去，一副基层领导的派头。我是在陶瓷厂的包装车间见到他的，此时，刚打响上班铃。许多先他进厂的老同事都跟他打招呼：“丁老七，眼睛都睁不开啦！”而其他人则称他为“老七师傅”，或叫他“丁师傅”。然后，大家叽叽喳喳，说东讲西，一天的工作就宣告开始了。

②“丁老七”方才还在挤眉弄眼和大家开玩笑，转眼间，像变魔术一般，就换上了白色围裙，坐上了绞草凳。我注意到，他的那双手与众不同，巴掌极宽大，像蒲扇，如胡萝卜样粗的手指已经变了形，想来定与职业有关。他绞草动作之熟、速度之快，令我目不暇接。

③按镇上民间的叫法，陶瓷包装称之为“绞草”。几乎所有瓷器都是用稻草来包装的，故在每年的秋收后，便可见到远乡四邻的农民一车车将禾秆运到镇上来卖钱。通常绞草的程序并不复杂，以包碗为例：十只为一摞，先做草把子，把碗理整齐置于草把子上，用草结两头扎紧，再用禾秆卷筒，又扎一次较宽的草结，起到美化效果，最后用篾打几道箍，别上写有品名等级的标识，便算完了。手艺好的师傅绞的草，无论怎么扔都不散，就是从二层楼高丢下去，里面的瓷器也准保不会破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一直以来，绞草师傅是受人尊重的，颇有几分威风。更何况，彼等前辈里还出了个在镇上赫赫有名的郑子木，此公在清嘉庆年间为争取绞草工人的生存待遇，视死如归地穿戴起街门大堂上烧得通红的铁靴铁帽，用生命换来罢工胜利，也为这个行业刷了金。从那以后，全镇的绞草工人都系一条白围裙，以示永久的祭奠。

④车间主任对我说，“丁老七”是包装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早在六十年代技术等级评定时，最高级为八级，他就评上了七级半。于是，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直接就叫他“丁老七”了。他的徒子徒孙加起来数都数不清。逢年过节，照行规，徒弟们都会买些烟酒糕点上门去孝敬自己的师父。尤其是在过年时，徒弟们前脚跟后脚地去拜年，他老婆酒糟冲鸡蛋都忙不过来。

⑤在那个漫长的夏天，作为厂团委的挂点单位，我天天都去包装车间，一来二去，我与“丁老七”混得滚熟，中午吃饭就端碗过去陪他闲扯。

⑥直到那时候，我才弄清楚陶瓷行业分工细、派别多，干绞草这行的属杂帮，以南昌人为主。“丁老七”才八岁便入了这一行，从南昌乡下到镇上时，连草结都打不紧，要不是师父庇护，早被老板赶跑了。一个八岁的小孩讨口饭吃实在艰难，好在他勤快，肯吃苦，绞草行的活做了个遍，最后没有哪样不懂、哪样不通。师父师娘都喜欢他，师满后按规矩本可另立门户，他却情愿留在师父身边打下手，领的钱不多，但他倒心甘情愿。后来师父做了老板，他也没离开。

⑦“不跟你吹牛，我是跑过大码头的。”他炫耀地说。他把橱里的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拿出放在腿上，取了一个信封出来，从里面倒出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都是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留影。照片里的“丁老七”穿戴齐整，一副风华少年的姿容。在把信封放回包里时，他又掏出“劳动模范”奖章、“先进生产者”奖状，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翻看扉页，上面有赠送者的签名。“丁老七”得意地说：“不晓得他是哪个吧？跟你说，原来他是我们厂的军代表，好有名，老八路，后来调去北京了！”

⑧掰着指头算算，“丁老七”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出风头的就是为前来厂里视察的首长表演。那次他把餐具、茶具、酒具等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物件混在一起包，不到半个钟头就完成了。然后，他让两个徒弟将包好的这一挂瓷器从一米多高向下丢，摔在地上，然后开包检验，竟无一件破损。首长竖起大拇指，直夸他技艺高超。“丁老七”一讲起这段，便摊开来与众不同的一双宽大巴掌，眯着一对肿眼泡，沉醉在昔日的荣光中。

⑨可到后来，“丁老七”竟然被废了。听说陶瓷包装实行革新，用纸箱、泡沫取代禾秆，打包机、泡沫板占据了包装车间的显眼位置。“丁老七”对此极为排斥，添了许多无名之火，上班后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那种叫设备的庞然大物，他钟情的是禾秆，是篾条。好多人都劝他要看开些，要跟上时代，英雄总还会是英雄。可他不为所动，鼻子一哼，说：“老子不做了！”于是跑到厂劳资科办了买断工龄手续，自己选择了下岗。

⑩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厂里见到过“丁老七”。

⑪又过了几年，我在镇上报社门口看见一个保洁员，穿了件环卫工人的黄红相间的马甲，口袋里插了瓶农夫山泉。可瓶里装的是自泡的茶水，泛着啤酒样的泡泡。那人左手拎着可翻动的垃圾箱，右手握把夹垃圾的铁火钳，时不时停下脚步望一眼擦身而过的车水马龙，目光游离飘忽、木讷呆滞。乍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曾经熟识的“丁老七”。

（节选自于梅坚《瓷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