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成熟、有效。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考生的出身、社会关系、名声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枚《阿房宫赋》等都作为“行卷”而知名。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声名远扬，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

而宋朝科举的特点主要有：

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

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再送考官评阅。

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取胜。

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比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

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寒素子弟仅占15.9%。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足以证明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摘编自李贵《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和艺术化人生的具体表现。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绝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　并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摘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