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揭示了江南西路文化对当时的影响。所谓“宗派”原是禅宗的名词，黄、陈等人都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用这个词来称呼诗派。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是他少年所作，名单的取舍都很随意，所列25人中除陈师道以外，只有少数作品有较多的流传，其余的只有零星作品留存，但吕本中所提出的江西诗派确实是符合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黄庭坚的影响与指点，在诗歌的选材取向与艺术风格和黄诗存在相似之处，确实是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
宋初以来，宋人对唐诗中的典范不断进行新的选择，这种选择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最终汇聚在杜甫身上。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的诗。苏、黄的诗学理想貌似有异，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他们追求的都是“平淡”，那是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古老风格，到了北宋中叶，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深刻变革。苏轼则提出了著名的尊杜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庭坚举起了以杜甫为诗家宗族的大旗。到了宋末，因为诗派成员多学习杜甫，便把杜甫称作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推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江西诗派成为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也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的空气趋于凝固。当时宋代诗歌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收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沉闷的空气。公元1127年，金人的铁蹄踏入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去，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这可以算是北宋最大的历史事件。因为“靖康之变”，诗人们的生活颠沛流离，原先平和的心境不复存在。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宋人宁静的书斋生活，诗歌创作的内容、意象、题材、风格均发生了变化。乱离之苦、家国之思涌现到诗歌题材当中。
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与此同时，吕本中提出“活法”之说，所谓“活法”是主张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都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派，所以这意味着江西诗派的内部演变。
（摘编自王晶《江西诗派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二：
文学总是于不断创新中发展前进的。在文学的创新中，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时代氛围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都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文学家个体的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般认为，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标志，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因此，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点。曹丕在论及文学创作时强调“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是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生命状态和内在修养而存在的，它决定着作家的个性与气质，从而决定作家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我们可以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作家主体对自我意识的体认后的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是作家主观能动性及对这种能动性及时把握的表现，在这种状态下，作家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创作，表现自己的生命情感和审美理想。
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表明，文学主体意识总是处于不断弱化和强化的过程之中的，就南宋中兴时期而言，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江西诗派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而趋于失落后的强化和回归，正是由于此才有可能形成南宋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江西诗派自黄庭坚始，形成了一套可供学习的创作理论和方法。黄庭坚首先强调要多读书，“资书以为诗”，“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其次是提倡作诗要讲究方法，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曾引黄庭坚语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从此可以看出，黄庭坚强调作诗要注意在前人文辞文意上引申加工。黄庭坚的本意是借鉴和利用前人优秀的文学遗产，推陈出新，他自己也精于此道，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但他把读书作为创作成败的关键，同时又追求奇崛瘦硬的诗风，这样就必然填塞典故，连缀奇字，把创作活动引入狭隘的境地。因此，才力低下的江西后学以此法为诗，就难免蹈袭之弊。
江西诗派的后学者在前人之后亦步亦趋，不敢稍逾规矩，逐渐丧失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这样，江西诗派作家放弃了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环，即从生活中寻找诗思，以生活和情感作为表现对象。从而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审美放弃了对主体意识的把握，徒然注重表现形式和技巧，这就必然导致诗思的枯竭而使得创作进入困境，即使有所创作，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前人诗歌的“复制品”，没有个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黄庭坚到江西诗派末流，诗人的主体意识处于不断的弱化之中。
（摘编自颜文武《论南宋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超越》）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而陶渊明的诗风平淡质朴，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所以，苏黄两人的诗学理想是不一样的。 |
| B．受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和当时严酷政局的影响，江西诗派的创作乃至当时整个诗坛的创作都倾向于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 |
| C．“靖康之变”后，宋代诗人宁静的书斋生活被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乱离之苦、家国之思成为了当时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 |
| D．南宋中兴时期，此前已经趋于弱化的江西诗派的主体意识得到强化和回归，诗人主体意识觉醒，由此最终形成了南宋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
| A．南宋以后，由于当时盛行的法则都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派，所以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之说也只是意味着江西诗派的内部演变。 |
| B．魏晋时期的诗人们能够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生命情感和审美理想，这是魏晋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点的真正原因。 |
| C．黄庭坚之语“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指出作诗要讲究方法，推陈出新。 |
| D．江西诗派后学者在文学创作上放弃了从生活中寻找诗思，以生活和情感作为表现对象，是因为他们在前人之后亦步亦趋，不敢稍逾规矩。 |
| A．“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
| B．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 |
| C．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荀子《王制》） |
| D．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杜牧《答庄充书》） |
5．请分析下面两则材料，说说每则材料的内涵并指出它们分别体现了黄庭坚的什么创作理论或方法。
材料一：古人学书，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书即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
材料二：腐儒坐井观天，泥古不化，若五岳三江，瞬息间千变万状，岂陈陈相因者得之于笔墨间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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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态，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实，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话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论语》中虽然记录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其实孔子在传述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作”了一些新的东西，后孔子时代的儒学都长期传承并发展着这种精神。 |
| B．“述而不作”中的“述”内涵非常丰富，在古代辞书中解释为“循”，但在现代汉语中这一含义被“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含义所取代。 |
| C．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一书中，认为“孝”就是“善述人之事者也”，也就是说，“述而不作”中的“述”与“孝”是统一的，这种理解恰好切合孔子的观点。 |
| D．“述而不作”的信条，后来成为儒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科举考试，并且命题答案均以四书五经为限。 |
| A．作为第一位教师，孔子期望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从事“孝”的活动是对天道的传承。 |
| B．孔子认为，儿子出生的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故父母死后孩子应以同样的时长服丧以表感恩，于是提出了“三年之丧”的礼制。 |
| C．“孝"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看来，“孝”不仅限于父母，也体现在对历史的传承和对文化传统的延续。 |
| D．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将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因做哲学的方法不同，对“孝”的理解也有差异。 |
| A．“上帝为每个人灵魂提供了选择机会：或是拥有真理，或是得到安宁。你可以任选其一，但不能兼而有之。” |
| B．“倘若没有天地，哪里会有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敬天祈福正是对天地自然献上的一份崇高敬意。” |
| C．“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
| D．“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
5．对影响两千年之久的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你是如何看待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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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老舍曾用一句话，对他所理解的幽默语言技巧做了概括，就是，“想得深而说得俏”他解释说，“想得不深，则语言泛泛，可有可无。想得深而说得不俏，则语言笨拙，无从得到幽默与讽刺的效果。
所谓“想得深”，正体现着“心态”的意蕴。这是对幽默语言运用必须注重思想内涵和表达限度的要求。这要求与“笑”有着先天的联系。老舍认为，“笑”是幽默语言的一大特点和显著优点，但假若运用得不好，则很可能成为其致命的弱点。
在“想得深”提供了意蕴基础和限度保证的情况下，幽默语言就必须“说得俏”。这里，“说得俏”倚重的是“笑”，是幽默最终成为幽默的最基本的特征。按老舍的理解，没有“笑”，也就没有了幽默语言。它非归于郑重，与正剧、悲剧艺术语言混为一谈，便落于“笨拙”和“枯窘”，而毫无韵致。因而他多次指出，幽默作家必须具备写得“风趣”“漂亮”的本领。“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警辟”；他“须由人物的性格的发展中创造出极富有机智、使人惊喜的词句来”；他写得“非极精练、极生动”，从而使幽默语言“肉儿多而皮薄”“一咬即破，而味道无穷”。总之“说得俏”，是幽默语言技巧获取“笑”的效果的一个总原则。至于怎样才能“说得俏”，则须有一个宽泛的理解。
在老舍看来，任何一种修辞手段，都可以“说得俏”，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笑”的意识和贯彻这种意识的恰当的语言组合。有了这些，即使方言土语，也可“说得俏”。因为有些方言里有一种“味儿”，这“味儿”就是“笑”的意识的积淀。《正红旗下》中小贩们吆喝，“赛梨哪，辣来换”；大姐婆婆总把“去”说成“克”；熟透了的旗人们，动辄就“哐！是！”地说话等，便很诙谐风趣，富有幽默意味。另外，有了特定的语言组合复沓等手法也能带上幽默色彩。《马裤先生》中的主人公，自坐上火车，便开始一迭连声打雷般地吼叫，“茶房！茶房！茶房！”一个简单的称谓，被不断地重复，就产生了“笑”的意趣。正可谓，秉持笑心便能游刃有余，横操竖纵自成为无穷妙趣。仅此一点，也足以让人对老舍那兼收并蓄的真正艺术家的气度，赞叹不已了。
（选自聂宏刚《老舍幽默技巧观片谈》，有删节）
材料二：赵树理是当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人称“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他说话幽默，为人乐观“文如其人”，他的作品也具有幽默的语言风格，给人留下了不绝的笑声。他的幽默风格是有别于其他作家的“赵树理式”的风格。赵树理曾在《语言小谈》中说过：“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很好地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通；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或者说，‘说得技术’。”这“说得好”“说得技术”就是老舍先生曾说过的“说得俏”。“说得俏”就诙谐幽默，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受到深刻启迪。
我们知道，异常，特别是反常会令人发笑。赵树理就是写了这种“出乎情理之外”的异常现象，但又使人在发笑的同时感到这些异常现象是“在情理之中”的，因而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感。也只有富有真实感的表现异常的作品，才能真正有幽默感。赵树理用风趣的语言描写了人物与客观现实不协调的异常行动、表情、外貌及语言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在久旱逢雨后竟念念有词地说“不宜栽种”，结果违背了自然规律，误了农时，这种与周围人们完全不同的反常言行显得愚蠢可笑。
为了强有力地表现异常、反常，以显示语言的幽默感，赵树理调动了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了卓越的幽默才能。曲折含蓄是幽默讽刺常用的语言手段，给人物起绰号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手段。这是赵树理式的一种幽默方式，这些绰号常常使人永志不忘，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小腿疼”“吃不饱”等。他把自己爱憎鲜明的感情注入这些绰号。这种起绰号的形式无疑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绰号常常是人物性格的形象概括或突出特点的形象反映。中国人的姓名以三字格为多，赵树理的人物绰号也多为三字格，顺乎习惯。它们具有形象、突出、易说、易记的特点，因而比人物的正名生命力强。它们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和含蓄性：每个绰号能引出一段或几段有趣的故事，它吸引人们去看故事，去思考绰号的精妙之处；它诙谐风趣，引人发笑。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异常说法用得最多的是所谓“大词小用”、即“降用”。这种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呼之欲出，俯拾即是，可以说是赵树理独具特色的幽默风格之一。说孟祥英的婆婆找牛差差老婆商量对付媳妇的对策是“开个座谈会”；说革命中坚分子铁锁在太原待过一段时间是“太原时代”；说三仙姑找二诸葛老婆闹事，见那老太婆已不顾了性命，就先胆怯了几分，要回家去时是三仙姑“不敢恋战”。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话“说得技术”，说得曲折含蓄，说得幽默有趣，说得深刻，耐人寻味。
（选自朱强《论赵树理的幽默语言风格》，有删节）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老舍是语言大师，他认为幽默的语言，要做到“想得深”和“说得俏”，二者要兼顾。 |
| B．“想得深”体现着“心态”的意蕴，这要求幽默语言运用必须注重思想内涵和表达限度。 |
| C．著名作家赵树理从听众角度，以“听得懂”“愿意听”两个方面来定义幽默创作的方法。 |
| D．为了达到幽默讽刺的艺术效果赵树理认为“曲折含蓄”应该是创作时遵循的基本原则。 |
| A．按照老舍的理解，幽默语言如果离开了“笑”，就好像鱼儿离开了水，将无法“生存”。 |
| B．材料一中举《马裤先生》主人公的例子是为了说明运用方言土语，也可以“说得俏”。 |
| C．材料二中举二诸葛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反常”这一生活现象可引起幽默风趣的效果。 |
| D．起绰号的形式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如果利用得好，完全可以营造幽默的语言氛围。 |
| A．幽默作家和幽默作品，不是其中含有“哀怨”和“讽刺”，就是含着挣扎和战斗。（鲁迅） |
| B．（李贵）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红楼梦》第九回） |
| C．（幽默就是）玩玩笑笑，寻开心。（林语堂） |
| D．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钱锺书） |
第一组：“我跟你是吃冰块拉冰块，没化（话）儿”；“我从来不念秧儿，今儿就先打你了”
（选自老舍《茶馆》）
第二组：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
（选自老舍《有声电影》）
5．在谈到怎样使语言“幽默风趣”时，老舍和赵树理都认为要“说得俏”，请概括出两人“说得俏”的主要手段有什么不同。材料一：
“文学大数据”是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献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数据，具有体量大、动态化、类型多、价值密度低和不易管理等特征。例如，一部文学作品在社交网络传播后，会产生关于此作品的海量评价，除了文字评价外，还包括图片、音乐、表情包、弹幕、点赞等多种数据。分析这些大数据，可以获取读者的年龄、职业和地域，读者是否喜欢这类作品，这部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与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是否吻合等诸多内容。对这些海量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单纯依靠人工难以完成，需要相关计算技术的支撑。因此，文学计算应运而生。
简单而言，文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文学计算的出现不仅是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向，而且是文学批评思维的变革。
首先，是从主观理论建构到客观数据实证的变革。一般意义上，文学批评注重理论和审美建构，阐释对象以单篇或同一类型的作品为主，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这难免形成视域盲区，理论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例如，文学批评在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常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为例。由此得出的观点可以适用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但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一定适用。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审美建构因缺乏大规模文学作品的支撑，提出的观点只契合小部分作品，无法真正构建普遍适用于“世界文学”的理论。
而计算技术提升了整理和分析大规模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小部分文学作品，可以把批评对象延伸到世界文学作品，让全球文学数据自己“说话”。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更为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结论。
其次，是从确证因果关系到呈现相关关系的变革。确证因果关系是指批评者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证实文学作品与具体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批评思维对小部分文学作品有效，但面对大规模的文学作品则难以实践。例如，文学批评在阐释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时，致力于确证乡土小说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因果关系。因此，解读重心就放在乡土小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表现强烈民族意识上。这种批评思维可以适用于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无法用来解读同时期沈从文的《边城》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
而文学相关关系是指文学作品与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数值关系。当一部文学作品数值增加时，相关历史社会和现实事件也随之增加，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强。例如，在互联网搜索“乡土小说”时，出现的信息既包括鲁迅、彭家煌等作家作品，又包括五四运动、封建专制文化等历史事件和背景。当这些作家作品和历史事件共同且持续出现在不同的“乡土小说”词条中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强。也就是说，文学计算不再需要主观确证文学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只需通过分析文学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可以客观呈现这种因果联系，相对更客观且不受主观偏见的影响。
（摘编自杨丹丹《文学批评用数据“说话”的可能性》）
材料二：
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判定“影响”，即文学史上特定作品的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数据分析。目前的方法是判别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似度，由此断定一部作品到底与后世的哪些作品具有比较显著的形式重合。国外一位学者先统计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出现的文体特征，比如作品中出现的比较独特的辞藻，再利用现成的电子文学数据库，用相关算法测量出数据库中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和歌德作品在形式上的相似度，以此来考察传统阅读所无法勾勒的“散落”的文学影响。
用数据来分析“影响”问题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确度，也是基于一种对“影响”的非人文主义理解。一般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虽然“影响”是发生在两个文本之间的过程，作者只是发生这种影响过程的媒介，但作为媒介的作者主观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经常会使用防御和否定的对策来遮盖自己的文学渊源。而数据分析所认为的影响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已全无关系。一个文本中大多数形式特征并不是作家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由文化无意识决定的，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遵循着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的路径，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建筑在大量的重复现成语料和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虽然人脑并不是机器，但与机器有着相似特点，两者都会机械地模仿固有的语用习惯，而一个语言文学共同体也会在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有规律地改变这些习惯。
可见，大数据分析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不仅是一套技术手段，还有一种与传统人文精神相抵牾的文学生成理论。也可以说，大数据分析和传统阅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各自的观点，构筑各自的文学史。归根结底，两者都是阅读体验，路径差别是电脑或人脑，其得出的结论也在不同层面上触摸到了关于文学的一些相对性“真理”。
（摘编自金雯《“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学作品在网络传播后所产生的相关评价可以借助计算技术进行整理和分析。 |
| B．文学计算的出现是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向，更意味着文学批评思维的变革。 |
| C．文学批评注重理论和审美建构，以单篇或同类型作品为阐释对象，主观性强。 |
| D．文学计算不需要主观确证因果联系，而是通过分析文学数据间的相关关系来呈现。 |
| A．文学计算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具有跨学科性，因此大数据时代的文学批评需要多维度的跨文学思维。 |
| B．呈现相关关系是与确证因果关系不同的批评思维，无法面对大规模文学作品来解读文学作品与具体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 |
| C．通过数据分析，测量一部作品与后世作品内容上的相似度，可以更有助于分析判断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 |
| D．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没有人能真正做到文学形式的完全创新，所以天才作家是不存在的。 |
| A．《联邦党人文集》中有12篇文章的作者有争议，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声称自己是作者，统计学家使用大数据最终确认了这12篇文章的作者是麦迪逊。 |
| B．文学计算可以统计出在20世纪40年代有哪些作家到过上海，写了哪些文学作品，却无法回答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集中出现在上海，与上海有何种关系等问题。 |
| C．在《纳博科夫最喜欢的词》一书中，本·布拉特利用大数据，分析了1500部经典著作和数百位伟大作家，证实了伟大的作品其实是有相似性的。 |
| D．通过数据统计引用、化用、仿效、改编、翻译等出现的频次，可以比较唐诗与宋词对后世文人创作的吸引力，在后代评家中的美誉度，在普通作者中的知名度。 |
5．材料二最后写到“大数据分析”“不仅是一套技术手段，还有一种与传统人文精神相抵牾的文学生成理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