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各种艺术体裁普遍使用“母题”作为学科术语。在音乐中，母题是一种具有独立性格的最小结构，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那被称为“命运在敲门”的著名旋律。在美术中它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图案或主题，如民间年画中常见的“连年有鱼”“老鼠嫁女”等。同一个母题，往往在不同体裁中再现，甚至在不同领域中复制。例如“乌托邦”母题，既见于古老的神话，也出现在哲学、宗教中，并且是政治家常用的术语。

“母题”在各门学科中都被用作一种结构单位，可见这是它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属性。我们知道，无论多么复杂的事物，总是由最简单的东西组合而成。五光十色的图画，可以分解为三个基本原色。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只有一百零几个基本元素。一部音乐作品，无论旋律怎么变化，却只有七个基本音符。同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最基本的结构因子。

美国民间文学学者史蒂斯·汤普森对“母题”的内涵作出了阐释：“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延续在传统中的成分，它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母题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众神，或非凡的动物，或巫婆、妖魔之类；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魔法器物、不寻常的习俗、奇特的信仰等；第三类母题是一个情节单元，如“变形”“复仇”等。

母题能独立存在，就像音乐中的音符一样，能从各个具体作品中分解出来。例如盘古神话，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宇宙之蛋”“垂死化身”母题。又如，“卵生人”是许多神话中都曾出现的母题，周人始祖后稷生于卵，朝鲜族始祖朱蒙生于卵，哪吒也生于卵。这个母题既是各故事的组成部分，又不仅仅属于其中某一个故事。母题通过排列组合，可以转换出无数作品，并能进入不同文学体裁和文化形态之中。

母题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属性，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母题是一种传统，而“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传统表现为某些文化因子一旦产生，就在所属群体中不断复制，并伴随历史的延伸代代相传。神话对今人的影响，最主要是通过神话母题在小说、诗歌、影视、绘画及其它领域中的复制而实现的，如《葫芦娃》中的“植物生人”母题，《百年孤独》里的“报应与天意”母题，《宝莲灯》中的“宝物”母题等。母题与民族文化心理越是契合，其复制就越频繁。

母题也具有普同性。神话从表象看是一种复杂的精神遗产的堆积，但人类一代代不厌其烦地复述祖先们那些荒诞不经的神奇母题，乃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民族的集体精神，反映了民族的集体意识。神话母题的普同性中，既含有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含有人类文化的共性。产生于某个民族特定文化土壤之上的那些特殊母题，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强化，成为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了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普同性。人类各群体间既有相似的心理、生理结构，也会面临相似的文化压力。越是人类文化的早期，各群体之间的生活与文化就越是相似。所以他们既创造了相似的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也不约而同地创造了许多相似的神话母题，如泥土造人、洪水神话等。

（摘自陈建宪《论比较神话学的“母题”概念》）

材料二：

女娲补天神话最早出现于《淮南子》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浮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它给后人大致勾勒出女娲补天神话的主要内容，建构了女娲补天神话的主体内涵，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江淹在《遂古篇》中，将水火之灾、炼石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这些要素以整齐铿锵的音节和华美风雅的文字加以整合，构成了一幅宏伟壮观的女娲补天图，首次从文学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女娲补天神话的继承和移位。

女娲补天神话移位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女娲补天母题的符号化。补天母题被文学家反复使用，逐渐积淀，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学符号。这种符号化的女娲补天意象成为文学家的一种修辞手段，用以描绘和渲染喻体的美好，比如李贺《李凭箜篌引》用女娲补天故事形容李凭演奏箜篌乐曲的美妙境界。此外女娲补天神话为符号，指代各类壮观伟业的文学描写也有很多，如张养浩《秀碧石》等。

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也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些小说作品用女娲补天的典故来诠释小说故事中的某件器物或道具，以增强其神秘感，如《薛刚反唐》中的“女娲祠”“女娲镜”等。当然，女娲补天神话在小说戏曲中文学移位的极致，还是表现在叙事文学作品的题材选择、整体构思和结构线索上。有若干作品把女娲补天作为整个作品的故事原型或构思依据，在戏曲方面有小斋主人《补天记》、汪楫《补天》等，在小说方面则有曹雪芹的不朽巨著《红楼梦》。《红楼梦》沿用了女娲补天这一母题，但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将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带入了最高境界。

（摘编自宁稼雨《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有删改）

材料一：

“无讼”概念源自孔子《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论，这体现了孔子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无讼”观念是调剂社会关系的美好愿景。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即在发生纠纷时通常愿意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而非直接诉诸法律。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做到“克己复礼”，约束私利，天下就“归仁”了，个人也就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从而构成“君子”社会。君子“既明且远”，就可以从政来治理社会。如何调解社会纠纷矛盾？诉讼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止讼以至无讼，消除诉讼的社会根源。孔子反对以力服人的强暴统治，强调道德模范的引领，认为这是实现无讼的关键。以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而实现“仁者”爱人、识人、容人而无诉讼纷争的理想社会境界。

虽然孔子的“无讼”理想没能成为当时现实的社会场景，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却贯穿于中华文明始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称乡土社会是“孔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的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费孝通称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知礼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徐平《建设“无讼社区”实现有效治理》，有删略）

材料二：

中国农村在国家政权力量的深刻影响和乡村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下，已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乡土中国”的理想秩序。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正在发生质变，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也随之发生变迁。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土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送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因而，面对送法下乡、迎法下乡的大势所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法治建设。“在‘建立民主与法制’和‘依法治国’一类口号下，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农村社会。通过“普法”宣传和日常的司法活动，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自上而下地改造着旧文化、旧习俗和旧思想观念，旧乡土社会的秩序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

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司法的路径进行政权建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因此，送法下乡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的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广大农民逐渐改变了以往“无讼观念”的纠纷解决制度，法治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送法下乡”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深入“法律的不毛之地”，是现代法治国家法治化的策略所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而且，正如一些法学家所指出的，“普法运动是一种意在将当下中国整合为法律共同体的政治动员，一种表现为法权主义努力的自上而下的秩序重构，也是民族心智的现代洗礼。”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无视送法下乡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事物都是两面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费老所述，“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之前，就简单把现代的司法制度推行下乡，其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的弊病却已经先发生了。正是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充满乡土性不流动的社会、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一个“依礼治国”无讼的社会，所以，在这样的乡土中国的社会秩序下使得送法下乡在乡村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微乎其微。要想真正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必须考虑现代法治的基础和乡土社会固有的社会秩序，因地制宜地开展送法下乡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良好的乡村法律秩序予以构建。否则，一眛地进行乡村普法教育宣传活动或者司法下乡，并不能使乡村建立起法治秩序，只会造成乡村社会“结构混乱”、“内生权威”、出现“秋菊打官司”等种种弊端。因此，当下的中国农村的乡土性质发生了变化，而且也只有发生了变化。“法律”才能下乡，“法治社会”才得以建立。

由此看来，在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法律只不过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工具之一。它是一种国家的正式机制，但不是唯一的机制，而且这种工具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传统习惯法、乡规民约等礼俗规则在乡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转变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结合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构建出完美的乡土社会的法律秩序。

（武慧君《论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构建》，有删略）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农民王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王庆来的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气，找村长论理，村长不肯认错。为了讨个说法，秋菊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漫长的告状之路，她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保住了母子性命。秋菊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可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法院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