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灾是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导致的灾害。它既可以是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引起的原生灾害，也可以是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疫灾直接危害人类生命与健康，是必须重视和应对的一个重要灾害。

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疫灾作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方面，疫灾单独发生或与其他灾害叠加，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危害。疫灾之祸常不单行，多与水、旱、蝗、震，饥、兵等灾结伴而行。疫灾流行时，“死者太半”、“死者什七八”、“死者不可胜数”等大批人口死亡的描述，史不绝书。另一方面，人类通过与疫灾的抗争并不断战胜疫灾，推动了预防医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东汉末年的伤寒大流行，催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小冰河期瘟疫的频繁流行，造就了吴又可的《瘟疫论》；清末东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促成了国家防疫机构的建立。

对历史疫灾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病原体与人类同进化，疫灾与人类相始终。即使到了今日，虽然许多古老疫病(如伤寒、天花、麻疹、白喉等)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新的疫病(如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等)不断出现，疫灾流行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不仅如此，随着人类对自然干扰的深入和全球环境的变化，疫病传播的速度、途径、方式以及微生物的致病能力，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复杂变化，甚至一些旧的传染病(如肺结核、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等)还有死灰复燃之势。防控疫病流行依然是当今社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民族振兴的重大任务。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探索疫灾的形成机理，揭示历史疫灾的流行规律，对完善卫生防疫体系，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中国历代十分重视疫灾的救治。中国古人由于没有弄清疫灾流行的真正原因，对疫情防控缺少有效方法，故而每当大疫之时，人心惶惶，谣诼纷飞，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总结历史疫灾的应对经验，剖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危害，对于增强民众的防范意识，指导民众的抗疫实践，强化政府的疫灾防控治理能力，维护疫灾冲击下的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以及研究的问题的复杂化和综合化，融合多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因此，开展历史疫灾研究，追溯历史疫灾的时间过程，探究历史疫灾的空间分布，分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影响，对于拓宽历史学的空间视野，拓展地理学的时间尺度，拓新灾害学的研究领域；对于促进历史学、地理学和灾害学的交叉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摘编自龚胜生《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规律与思考》)

材料一：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私”的问题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线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那几个人。而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大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差序格局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的形成，礼治或人治社会的形成，致使现今中国仍难以形成法治社会。传统差序格局逻辑在现代社会延续，法律的解释与执行因人而异，各种规则、制度的执行因人而异，权大于法，潜规则盛行，灰色交易盛行，特权横行。

差序格局造成中国式二元社会的形成。这种二元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表现为官民的二元对立，在现代中国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现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建国后中国建设的以城市为中心，乡村反哺城市，城乡人之间不同的国民待遇等。

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形成，背后有人性之恶，有人的自私性，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性等重要因素作为因子。

要转变这种格局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转变这种格局首先要限制人性之恶，克服人的自私性，转变以“自我”“家族”或者“集团”为中心的状态，变单一中心的网状结构为无中心或多个中心的平行网状结构，使社会个体处在一个平面上，而不是存在等级之别。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限制与规范中心的权力。

由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性以及差序格局稳定性，可以破坏这种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即加速各个阶层人员的流动性，促进个体充分的自由与发展空间。

这种差序格局经过不断的演化与演绎，依然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社会关系逻辑与处世逻辑，依然是当代中国式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摘编自《差序格局与中国式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