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们尤其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诚然，霍布斯看出了现今的人们对自然的权利所作的种种解释的缺点，然而从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就可看出，他的解释的着眼点也是错误的。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这一点，就连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我不怕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

这是纯粹的天性的运动，是先于思维的心灵的运动。这种天然的怜悯心的力量，即使是最败坏的风俗也是难以摧毁的。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可看到被剧中的不幸者的苦难遭遇感动得伤心流泪的观众，尽管他们当中有那么一个人身为暴君，屡屡对敌人滥施酷刑。

心地的温情，是大自然把眼泪给予人类的同时赠予人类的礼物。

曼德维尔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大自然不赋予人类以怜悯心来支持他的理性，那么，人类尽管有种种美德，也终归会成为怪物。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的是，人类的种种社会美德全都是从这个品质中派生出来的。的确，人们所说的慷慨、仁慈和人道，如果不是指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怀抱的怜悯心，又指的是什么呢？即使说怜悯心真的只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受苦的人着想的一种感情。这种说法，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我的论点符合真理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的确，在旁边观看的动物愈是对受难的动物的痛苦感同身受，它的同情心便愈是强烈。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它能使每一个身强力壮的野蛮人宁可到别处去寻找食物，也不去抢夺身体柔弱的孩子或老人费了许多辛苦才获得的东西。在训导人们方面，它摒弃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句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精辟格言，而采用“在谋求你的利益时，要尽可能不损害他人”这样一句出自善良天性的格言，尽管这句格言没有前一句格言完善，但也许更有用处。总而言之，我们不应当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应当在这种自然的感情中去寻找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熏陶也不愿意做恶事的原因。虽然苏格拉底和具有他那种素养的人可以通过理性而获得美德，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要依靠组成人类的人的推理的话，则人类也许早就灭亡了。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一：

如果说西医是以机械唯物论为指导，产生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以解剖学和化学为诊治手段，追求“个体精确”而相对割裂的实证医学；那么，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的中医，它的哲学基础是朴素唯物论，它是产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轮廓，以阴阳五行为基本元素的，整体的、联系的、辩证的，同时相对“模糊”的系统医学。

听起来很玄，尤其一听“阴阳五行”，有人就觉得太虚无缥缈，甚至感觉简直就是迷信。其实，阴阳五行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观念，是古人的宇宙观、认识论在人体医学上的典型的集中的反映。弄清楚了它，“神秘”的中医就变得明白如话了。

古代中华文化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在阴、阳两种作用力催动下形成的，人也不例外。根据这个认识，人体的主要功能器官——心、肝、脾、肺、肾，分别对应属性是火、木、土、金、水，它们之间互相促进和滋养，又互相制约和把控；这些脏器及与之相关联的系统，又分别与身外的五方、五色、五味、五声等相对应；它们在阴阳二气催动下互相作用，构成人体内部和对外的“平衡”的生理机能。一旦人体某方面出现了对内对外的“失衡”，就会生病，必须借助外部事物，按阴阳互动和“五行生克”的规律进行调整，使之“恢复平衡”，平衡了就没病了。

以肝为例：假如一个人肾阴虚了，肾属水，而肝属木，则水不涵木，肝得不到滋养，郁结了，肝阳上亢，就会产生头晕目眩、胸胁苦满等病症；脾胃属土，木克土，肝还会影响脾胃，导致腹痞、厌食，甚至面黄肌瘦；肝火升起之后，还会引爆心火，产生烦躁、失眠、舌红眼赤、小便黄等病症；心火发动之后，不可收拾，又会影响肺，产生干咳甚至咳血。

这一系列变化，怎么治疗？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本因在于肾阴不足，暂放一旁；眼下是肝气郁结，就疏肝利胆；是木侮脾土，就培土平肝消滞理湿（脾土忌湿）；是风火相助（肝生风，心生火），就清心平肝；火克肺金，就降心火、清肺热。回过头来，再好好滋肾养阴，把肾调理好，免得产生系列连锁反应。

那么，用什么药来调治？中医选用药物多为本草，配以少量的矿石和动物等。中医将这些药物按五行学说分别使有归属，叫作“归经”。如上所述肝胆郁结问题，青色、酸味的药物可入肝胆，但不是所有的青色、酸味药物都可用。这不仅是遵循“阴阳”观念，还涉及一个关键观念——将药性的寒、凉、平、温、热等“五气”，与其他功能需求结合，进行组合疗疾。比如，同是可以治疗肝胆有关疾病的中药，柴胡用来疏理肝气，芍药用来养血滋阴；板蓝根苦寒，用来泻肝胆实火，等等。医生可以将它们组成方剂，主次分明，分工明确，共同发挥作用。

中医的这套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本草等中药的归经、气性和功效，系统的生理学、医理学、脉理学、药理学等理论，还有一个个典型医案，靠一代代医家、药师在实践中探索、总结，留在了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典籍里。而在具体临床中，每位中医医生运用其学识和经验，通过望、闻、问、切，完成对病症的分析判断和处方治疗。有人疑惑：中医治病，是不是靠经验瞎打瞎撞？了解中医的整套理论体系后，对于这类疑问就会释然了。

其实，人类到今天，对人体医学的认识仍然在探索阶段。中医、西医只有联起手来，密切合作，才能用好现在这少得可怜的防病治病知识，去跟几乎是“不可知”的强大的病魔搏斗，为人类的健康发展而不懈努力。

（摘编自黄扬略《中医：相对“模糊”的系统医学》）

材料二：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认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对于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实现创新突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从几千年的发展来说，中华民族多次经历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和疾病瘟疫，却能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人口得到增加，文明能够继承，不能不说中医药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医药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走向世界等方面大有可为。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文化独特的生理观、病理观、疾病防治观越来越显示出独特功能。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作为古代科学的中医也不是十分完美的。比如，中医在诊断方面（切脉、望色、闻声等）具有一定神秘性、主观性和模糊性，医生们要得到一致的客观检查结果几乎很难，同时在治疗过程中往往变数较多，传统中医——尤其那些名中医开方治病灵活多变、不墨守成规，这就使人很难理解与传承。为此，从理论到实践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是一个时代课题。“运用多学科方法开展心藏神、气的防御作用等中医认识人体、认识生命现象的原创理论研究”非常必要。中医药或许有形而下的成分在内，但超越养生和医疗并基于实修实证而逐渐形成的中医哲学、中华哲学理念，对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意义重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大量身心健康养生的内容，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远远超出了“中医”的范围，如果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对其进行挖掘、创新，“中华医学”会走得更远、更高——不啻为医术的突破，更可能由于“医道”的飞跃，带来的是向“人的科学”文明的提升。

（摘编自朱康有《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弘扬中医药文化》）

义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朱熹指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在儒家看来，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个人道德修身的价值取向，更是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范畴。

孔子没有对人性作出判断，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人的品性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将义规定为“羞恶之心”，与仁、礼、智共同构成人的本性。孟子言人性本善，虽然不无唯心倾向，却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激励作用。这是告诉人们，所有道德行为都源自于人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做到，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在孔子看来，义是君子的本质规定。“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这说明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优秀道德品质的集合体，其中义是根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然后是态度，非常谦逊，不自满，不骄傲；最后是诚信，对人对事，处之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他人。在孔子看来，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如果说君子是孔子崇尚的人格，那么，小人则是孔子反对的人格，“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经常比较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最大的差别与义有关，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是仁，根基却是孝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仁爱不是兼爱、泛爱，而是差序之爱，即从血缘亲情之爱开始，逐渐延伸拓展开来，形成亲疏有别的仁爱关系，最终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义是从血缘关系推演出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其主旨是敬长。孟子指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中，义的概念很有些特殊。如果从主体性与实践性区分，仁、礼、智、信等概念都有鲜明的主体性品格，规定了明确而具体的内容，仁是爱人，礼是礼仪、规矩，智是知识、智慧，信是言而有信、信守承诺。唯独义的概念，语义模糊，没有具体的主体性品格。“义者宜也”，不是对主体品格的规定，而是对主体行为品格的规定，带着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历代文人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看法，认为以宜释义过于宽泛，没有实质性内容，容易失去圣贤的本意，导致人们不重视主体人格的修炼。实际上，这正是义的生命力所在。

儒家之义，既是主体品格又是行为品格，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道德的价值原则与行为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历久弥新，成为影响中国人道德修养和性格品质的主导力量，塑造了一批批“忧国忧民”的忠臣、“事亲敬长”的孝子和“文质彬彬”的君子。人们的社会伦理道德实践虽然丰富多彩，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要做一名有情有义有道德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