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神话

骆玉明

①在文学史的初始阶段，神话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现象。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远古社会中，神话关涉的范围要远出于文学之外。它本是原始人类的综合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人类最初是生活在一个神话世界中的。

②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神话的思维充满了直觉与幻想，是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虽然是不自觉的，却依然表现了人类的艺术天性。同时，神话故事也给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③但神话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中最终留下多么深的痕迹，对它的发展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仍然与其他一些条件相关；换言之，神话的存在并不直接导致文学艺术的发达。因为，神话最初的功能主要是解释自然，或如马克思所说，是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如果停留在这一阶段上，神话对人自身的关注会是比较有限的。只有当神话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人自身，越来越多地反映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情感、矛盾冲突时，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神话文学”。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不少戏剧都是这样的作品。神话文学的显著特点，是“神”或“英雄”具有丰富的人性，有着世俗的渴望和常人的困苦。

④由此来看中国古代神话，会比较清楚。现存的中国上古神话资料主要见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几部不同类型的著作，这些书或讲述荒诞的地理知识，或引用古代传说帮助论说哲理，或在奇异的想象中抒发个人内心的郁闷，但都不以记述神话故事为中心。从这些著作及其他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大量神祇的名称和零散的事迹，但看不出有完整的神话系统，各种神话故事、神话人物之间，只有相当松散的关系，而且各自都是以片断的形态被记载下来的。以前人们对此现象有不同的解释，如鲁迅、胡适等人认为中国古代神话原本是不发达的，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不少人提出：中国古代原来也有着丰富的神话，只是后来被“历史化”或失传了。

⑤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需要把原始神话和文学化的神话加以区分。从后者来说，中国古代神话文学不发达是显然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中国历史进入文献时代，以崇群体而抑个体、注重实际而不喜幻想为特征的周文化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文化体系不能容忍伟大的人物具有常人的缺陷和痛苦，也不利于“想入非非”的文学的蓬勃生长。因之，那些古老的神祇也就无法获得丰富的人类情感，无法转化为丰满的文学形象。

⑥这里当然也有地域上的区别。在黄河流域文化范围内，至周代，神话消退的现象已经很明显。《诗经》形成的年代，大体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黎俱吠陀》及《旧约·诗篇》相当，但《诗经》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基本上没有神话色彩。北方的其他著作，也很少涉及神话。南方的楚文化体系则不同，一直到战国乃至汉代，南方的著作尤其《楚辞》仍然常可以看到较浓厚的神话色彩。只是如前所述，这并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神话文学不发达的基本状况。——但这也不是什么值得羞愧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别样的特色。

⑦现存的各种片断资料中，最为著名的神话故事大抵与解释自然、想象征服自然有关。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记载的女娲救世的神话：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插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⑧这个故事的实际背景应该是大洪水吧。此外，鲧、禹父子治水也是相同背景下产生的为人传诵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的神和英雄，绝不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常为了个人的情欲、荣誉、尊严、恩怨而斗争，甚至不惜向更有权势和力量的人物发出挑战；他们大多是为民除害的形象，通常尊重现存的权威与秩序，具有牺牲精神，很少顾得上自己或家人，这种形象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生活环境的严峻和在此环境中人们所崇仰的德性。

（选自《简明中国文学史》）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令》（1598）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这项不可更改的永久性敕令确定和宣布：一方或另一方从1585年3月到我们获得权柄，在之前的困难中或者由于这些困难而做出的一切行动的记忆将被持续抹杀和遗忘，就像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

这项遗忘政策的引入是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宗教战争重新出现。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对抗了30多年。亨利四世要求他的臣民忘记已经发生的事情，希望为这个饱受创伤的国家带来和平。但这个通过遗忘促进和解的政策只取得了暂时的局部成功。身为胡格诺教徒的亨利四世在1610年被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杀。几年后，宗教冲突重新开始。1685年，路易十四废止了《南特敕令》，导致大批胡格诺教徒离开法国。事实证明，前一个世纪的关于战争的记忆是不那么容易遗忘的。

如果忽略是操纵历史真相最简单的形式，那么偏差选择可能就是最常见的形式了。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这项技能。没有人需要在指导手册的帮助下在简历中强调我们过去最拿得出手的经历。如果你问12岁的孩子放学后做了什么，他可能会强调他完成的作业，而不是他玩了哪些电脑游戏。

选择性历史叙述可能极具误导性。我可以像下面这样非常真实地描述某个历史事件：重要技术被开发出来，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餐具和个人卫生领域。民主制度蓬勃发展，许多人加入了工会，获得了选举权，社会变得更加公平。许多穷人的膳食得到了改善，他们变得更加健康和强壮。婴儿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上升。酗酒人数有所下降。工作岗位，尤其是女性岗位有所增加，这增进了性别平等。

我在谈论什么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这场战争期间，飞机、不锈钢和卫生巾的技术得到了发展。在英国，全体男性获得了选举权，大约40%的女性也首次获得了投票权。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帝国崩溃了，这使更加民主的政府成为可能。许多入士兵的伙食比他们在家里吃到的食物更有营养，其中英国士兵“每天都能吃肉”。当数百万男性被派往前线时，弹药制造和农业生产工作被提供给了女性，充分就业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生活标准。新的法律降低了酒精的消费量，减少了家庭暴力。英国工党政客、后来担任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战争持反对态度，但他也表示，这场战争对于英国社会改革的作用比过去半个世纪工会和人道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努力还要大。

不过，这些事实不足以完整地描绘一场导致1500多万人丧生的战争。

英国首次试图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法国总统还是夏尔·戴高乐。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申请。4年后，英国再次提出申请，但是戴高乐再次提出了反对。在欧共体成员中，只有法国反对英国的加入。

看到戴高乐如此对待一个曾经大力帮助他的国家，许多人感到愤怒，包括戴高乐的亲密同事、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雷诺向戴高乐写信抗议。戴高乐给他寄了一个空白信封，并在信封背面写道：“如收信人不在，请转到阿金库尔或者滑铁卢^①。”戴高乐以这种方式说明了他的历史参考框架。他曾宣布：“我们最大的世仇不是德国，而是英国。”他对历史真相的选择使他的行为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现在可能依然存在。

我的一位历史老师曾将历史比作一碗意大利面。他说，许多面条被混在了一起，历史学家需要选择一根面条，将其从其他面条之中抽出来，以便描绘出关于过去的连贯画面。我现在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每根意大利面都是一个竞争性真相：你选择抽出来的那根面条将决定你对过去的理解，而你的理解又会影响你现在的行动。

这不仅仅适用于地缘政治和公司历史。谁没有尝试过重新解读一段关系或一种观点的历史？对过去的理解对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非常重要。我们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它影响了我们的思考方式。

不过，历史可能是一碗极为复杂的意大利面，有几千根不同的面条可以选择。即使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意图，我们也需要从关于过去事件的各种描述中做出选择，因为没有一种叙述能够将可能影响解读的所有人物、行动、细节和外部因素结合在一起。误导者可以仅仅谈论他们发现的一根面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歪曲历史。

关于过去几千年，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女性的数量和男性差不多。你无法从历史书中知道这一点。除了圣女贞德、安妮·博林、伊丽莎白一世、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玛丽·居里和其他少数被人记住的名字，传统历史记录的都是男性。历史学家并不是故意将女性排除在他们的叙述之外（尽管一些人可能会这样做）——他们只是觉得女性不像统治国家、指挥军队和领导叛乱的男性那样重要。大多数普通人也是如此：历史书很少讲述他们的故事，尽管他们的信件、日记和记录保存了下来。

当你叙述你非常了解的地点或组织的历史时，你也常常不得不漏掉这段历史的大多数元素，你没有时间描述所有的会面、交易、报告、成就、失败、混乱和建议——即使你还记得所有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很自然地进行选择。通过选择，你改变了历史。

（摘编自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刘清山译）

[注]①阿金库尔战役是1415年10月25日，英军和法军在法国圣波尔县（现加来海峡省）阿金库尔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结局是英军获胜。滑铁卢战役是1815年6月18日，由法军对反法联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进行的决战，结局是反法联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