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如《礼记》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是成为各自时代特有的艺术符号，形成了一条反映中国文化创新前行的审美曲线。

任何国家的富强，都需要优秀文化提供相应的精神引领与智力支持。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和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只有立足传统，才能不忘民族之魂；只有拥抱未来，才能适应时代之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长青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用新的体验与知识找回、激活、重组个体身上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再次获得生机与活力。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以现代思维和手法，运用智能科技完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凤凰展翅、龙凤呈样、梅花、长城、中国结等。通过“北京8分钟”，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传统文化是创新的不竭源泉，继承传统又不拘泥沿袭，才能超越传统，独辟蹊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文化创造应当高度关注和反映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建设成就，以广大人民投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为表现对象，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新颖的文艺作品。

中国当代文化创造不但要出精品、出品牌，还要出思潮、出流派，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艺术思潮和设计流派。现代以来，欧美产生了一批明显有别于古典艺术传统的现代艺术国际大师，如毕加索，马蒂斯等，以全新视角和艺术手法观察表现世界，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艺术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延续着中国绘画传统。在超越传统的现当代艺术方面，我们还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师。因此，文化创造不能仅仅将思维和视野局限在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上，而是要超越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维阀限，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空间的想象与叙事，创造出了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构成东方神话故事特有的审美体系，与希腊神话遥相呼应；但在现代科幻文艺方面我们却不尽如人意，除了《三体》，我国目前鲜有优秀科幻文艺作品能跻身全球文化市场。科幻文艺是依据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的文化创造，比神话传说更具有科学精神。在科幻文艺创作方面，培育民族的科学意识，大胆放飞想象的翅膀，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个可行路径。

文化创新的三个向度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是单纯对传统与现代融合向度的拓展与完善，更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当代特性与走向，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全方位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管宁《文化创新的“术”与“道”》）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却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贾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虽然这篇作品的文字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但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他：“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其酾？”他答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使他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唐人选唐诗中有的选录杜诗，有的并不选录杜诗，这种情况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命题，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河岳英灵集》（殷璠）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款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璠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的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终老于江湘，正是杜甫创作高峰，在杜诗佳作不断涌现之时诞生的两部诗选《箧中集》和《中兴间气集》中却仍难觅杜诗踪影，原因何在？元结于《箧中集》序虽称“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其实并非没有严格的入选标准。元结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而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已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据卢燕新考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诗却没能入选《中兴间气集》，这显示出“沉郁顿挫”的杜诗受京城与江南两地崇拜盛唐气象高华诗人群的一致冷落。杜诗被《中兴间气集》与江南诗人群冷落，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诗歌理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巨大差异——卧病江湖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吟咏“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杜甫哪能看到“中兴”气象？此外，人际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漂泊蜀中，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也与活跃的江南诗人群体存在巨大时空阻隔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落差。

早期唐人选唐诗中杜诗的落选也是时代的问题，《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代表当时诗坛主潮，杜诗的落选表明其与时代主潮相对隔膜的关系。杜甫从生前到身殁短期内未被主流诗坛理解、认可，根本上是因为其思想高度超过其同代人，其诗歌创新超越其时代。

（节选自吴怀东《杜甫的诗为什么会落选——唐人选唐诗与杜诗早期传播、影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