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知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句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趣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这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村前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将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七律·长征》），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毛泽东一生嗜书不倦，尤其爱读历史书籍。毛泽东读史书，总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中心，过历史进行见解独到的品评。他评价历史人物，不因袭旧说，而是独具慧眼，抓住历史人物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毛泽东诗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多年，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毛泽东每有所感，就有评说。这些评点，虽只区区三言两语，却折射了他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是非观。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人们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路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将“知”与“行”视为内在一体的过程。“知行合一”并非意味着“知”“行”同一，而是说明“知”与“行”是互养相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是一种自觉的观念，也是在实践中自觉践履的。求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总是在对已知的范畴有所体悟之后进一步探究未知世界的堂奥，进而在丰富知识结构的过程中使思想力转化为实践能力。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真知产生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并在创新实践中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也运用阳明心学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强调革命道德。例如，陈独秀探究了“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逐条分析其要义，阐发其现实价值。宋教仁思考了阳明学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问题，分析了阳明学的心物观、博爱观的变体，这在他译介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体现。

为此，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亦应分析王阳明“致良知”对人的德性养成与道德实践的内在规定。“良知”乃“心之条理”，是人们应当遵循的规律。“良知”并非“现成可得”，而是要在实践中养成。“致良知”使人们自觉以“心之力”改变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实现目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力。阳明心学强调以“心之力”成就自我，以合宜的实践活动为前提，必然体现为“知——行——知”的过程，这也是认识和把握规律的过程。在实践中用心探寻规律并自觉践行，遇到困难而不改其志，始终“敢直其身”，殊为可贵也。“知”与“行”分别是探寻规律和实现目的的前提和途径，共处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者理解实践思维方式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呈现其在中国具体化的文化自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得到印证。

（摘编自臧峰宇《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