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文学经典切入，以文学的内容、文学的手段、文学的姿态，通过阅读鉴赏，提高感觉美、鉴赏美、享受美、表达美、创造美的意识和能力，无疑是开展美育的有效方式。而十分可贵的是，文学经典以其语言艺术的独特属性，将不同的艺术形式包蕴其间，为鉴赏者提供了领略音乐、舞蹈、戏剧、绘画、书法、建筑、民间工艺等各类艺术之美的间接途径，使人们在阅读文学经典、感受语言艺术的同时，能够获得多重艺术的审美愉悦。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文学经典中的艺术美育价值。“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正是对“艺”之美育方式及人格塑造最为简约的表达。对“游于艺”之“游”，朱熹以为“游者，玩物适情之谓”，钱穆以为“游，游泳。艺，人生所需”，均在强调于从容之境中涵泳性情，成就君子人格。阅读文学经典，沉浸其间，从容品读，自然有潜移默化的心灵滋润。通过文学经典再度领悟、感受多种艺术形式之美，也早已为古今中外文学家、美学家所关注。

谈论美育，人们时常会直接对应于“艺术教育”。论及艺术教育，使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一门技巧，并将其理解为学一门“技术”，比如弹琴、绘画、跳舞、写字。然而，正如艺术大家们所认为的，艺术教育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钢琴家、画家、舞蹈家、书法家，美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我们可以撷取文学经典中的“艺术”内容，在艺术的感受、体悟中领会各类艺术的美好境界，得到审美教育，而且这样的优质资源俯拾即是。比如，文学经典中有大量的题画诗、乐舞诗、体育诗，画、诗、书、舞、琴、棋之美往往相互辉映，欣赏者在阅读一首小诗时，也能有如临其境之美感。文学经典通过对“艺术”的书写，将语言艺术与某一类具体“艺术形式”交织融合，使其具备了多重审美功能。由此所生发的美育，适应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班人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将“美育”置于“五育”之一。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观念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美的存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的精神正直，心地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美育作为一种以审美活动为主要方式与手段的教育活动，能够直接作用于发展人的感性，成为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文学经典阅读开始，将蕴藏于文学经典中的“艺术”教育元素加以发掘、阐释，引导广大读者通过对文学经典的品读，汲取多重艺术素养，提高审美能力，从心灵滋润的角度真正实现艺术教育的价值，达到艺术教育的目的。

总之，我们要善于从文学经典尤其是古典文学中发掘艺术教育素材，在多重教育维度中潜移默化，推进审美教育，建构诗意人生。

（摘编自杨晓霭《从文学经典中探寻“人文”之美》）

材料二：

当下美育思想和美育方法存在着一些需重视解决的问题。首先，人们对审美教育的理解往往就是艺术技能培养，家长送孩子到各种培训班学乐器、学绘画、学舞蹈等，目的是让孩子掌握某种技能，从升学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却很少从培育艺术潜能、提升人文素养出发来制定教育方案，导致兴趣班缺少兴趣，艺术教学只有技巧没有艺术，学习过程仅有功利而失去了美感。其次，现代消费社会讲求消费体验，追求感官的瞬时刺激，针对文化消费市场的文化生产受资本逻辑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忽视甚至有意逃避美育的社会责任和功能，迎合庸俗趣味的大量文化产品充斥市场，加之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使我们的日常文化消费脱离了美育的正常轨道，与民族文化趣味涵育和文化精神培养这些美育目标相悖离。

当下美育还出现重西方而轻传统的倾向，社会普遍存在追求洋化、宣扬西化的风习，从建筑、服饰到家居摆设，从社会审美风尚到个人审美趣味，都向着西方的标准看齐，在艺术教育科目的选择、审美理念的运用等方面，西方艺术与审美仍占据相当的优势。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积累了无数宝贵的审美经验，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审美传统，我们的美育应充分吸纳传统文化内容，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将西方的与民族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充分融汇起来，从民族角度观察世界，以现代眼光观照传统，形成既能包容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又能彰显我们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风貌的审美教育体系。

（摘编自黄仲山《美育重在培养文化精神》）

材料一：

环境治理中，责任主体即集体和个人的责任能否切实履行是决定环境治理效能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其中，集体作为责任主体一直以来在环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通常被赋予环境治理的核心责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个体责任以何种方式体现及其作用效能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被忽视。

个体伦理责任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微不足道？人们是否应当在每天的活动中承担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这个责任来自个体作为环境伦理主体的内在道德义务，而非外在的强制性约束。从理论上讲，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责任是否成立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人们只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为他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负责，即只有当行为在主体的掌控之下，其结果才能对主体形成相应的道德责任。而在环境保护上，个体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既非全球变暖的必要条件也非其充分条件，因为个体行动与否不是气候变化所必需的成因，所以个体不应该被看作道德要求的适当对象。

然而，这样的论证带来的困惑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与我们日常对环境保护的伦理观念相违背，如果我们无法对过度浪费能源的人进行道德谴责的话，“节能减排，人人有责”的倡导就显得空洞了。其次，任何环境变化都可以被看作“由亿万个微小份额积聚导致的集体行为问题”，而尽管每个单独的行为可能看起来并不显著，但数以亿计的行为加成却能潜在地带来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基于此，可以认定个体在环境保护中实际上承担着必要的伦理责任。

耶鲁大学学者谢利·卡根区分了两种用来描述环境危害如何发生的状况——“不可察”和“触发点”。对这两种状态的区别及其发生机理的解释，为个体在环境治理中伦理责任的生成提供了某种有效支撑。

环境治理中个体责任所产生的效果，尽管从整体和全局上看，其影响可能“不可察”，但不论变化多么不可觉察，其实际产生的细微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如同全球气候变暖之所以显现，是因为每个个体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都作用其中，尽管个人可能没有觉察到自身所带来的对气候变暖的影响，但这并不否定每个个体享有分担的责任。因为个体行为通过聚合叠加使影响放大，实际上对整体的负面后果都造成了切实的危害，最终导致了可以觉察的转变。所以对既定事实的环境污染而论，相关个体应该在个人层面负有道德责任。而“触发点”状态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个体应该具备伦理义务，因为它说明了一个单独的行为具备造成突如其来的巨大转变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道德义务限制自身的排放，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变为最终越过阈值并导致不可逆转的环境危害的那个人。基于没人知道谁的行动会变成触发点的事实，最佳的办法就是人人都作为潜在的触发者来行动。

总体而言，在环境治理中，只有明确个体的伦理责任与义务，才能在环境治理中更好地确立责任主体，从而进一步推动个体在环境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

（摘编自秦晓阳《环境治理中的个体伦理责任审视》）

材料二：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对于自然的道德缺失。这种对自然的道德缺失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的责任意识的匮乏上。工业文明时期，人对自然任意征服所获成果和所致后果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即人对自然责任意识的缺失必然遭受自然的客观规律对人的惩罚。

人类主体性的迷失及享乐主义的盛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人文关怀的缺失，使社会评价标准日趋多元化，其后果是造成人类生态责任意识的淡化。责任伦理既是工业时代现实的呼唤，又是应对环境困境、促进责任道德实现的必然要求和理论回应。所以重建一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伦理精神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人类目前的价值处境来看，当今时代“责任”问题的大量显现，需要且有必要以“责任”为核心，围绕“责任”这一重点构建属于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国外的经验表明，雾霾及环境问题是可以治理的，环境治理是有章可循的，关键是各行为主体责任伦理意识的树立与践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风险的传播和影响也逐步扩大，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导致局部风险以系统风险的形式存在。风险召唤人类高度的责任感，人类对责任的担当义不容辞，不能逃避也不能转嫁他人。责任伦理指导人类在行为前树立责任意识，形成高度的责任自觉，在行为发生前理性判断和评估行为结果，对当前和未来行为的责任作出理性分析和认知，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审视人类的道德前景。因此，在责任伦理的指导下，人类应携手以利益共同体的身份审视每一种实践活动，考查种种文明背后的发展趋势、消极影响和不祥预兆，自觉担当起人类共同的自然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是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保障。中国目前面临的环境压力，势必要唤醒各行为主体的责任意识，并通过责任理念的强调和培养，指引人类的道德生活，提升人类的道德感和对未来负责的意识。

（摘编自钱振华、刘家华《关于环境治理的责任伦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