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王愿坚

我们司的冯司长是个女同志，五十一岁了。她一直体贴入微地关心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她亲生亲养的一群孩子。

但有时却让我们感到奇怪：每天上班时，秘书给她送来公函、文件，她总是照例翻检一遍，然后问一句：“没有？”秘书点点头，她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蒙上一层失望的、凄然的神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闷在心里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那是1954年的一个下午，会客室来了一个戴皮帽子、穿灰呢大衣的青年，会客单上名字叫忆平。冯司长默念着名字，便急急赶来。但显然他们并不认识。司长眼睛直盯着那人的脸。随着司长的视线，我看见那人的额角上有一块小小的疤痕。

那青年嘴巴张了几张，却从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我一看，是一只孩子戴的红骨小手串。只见冯司长惊叫了一声：“平平！”张开两手扑上去；那人也叫了声“妈妈”，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冯司长的儿子来了”的消息飞快地传开来了。

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司长家里，央求她给我们讲讲她们母子的故事。

“这孩子和小黄一样大，”她指着我说，“今年是二十六岁。我俩分开的那年他还不足六岁。那是1933年。”冯司长便开始了缓慢的讲述：

当时，我和他爸爸都在汕头做地下工作，平平留在我的身边。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给一个挑花工厂的老板做佣人。利用早上买菜的时间，我可以开展活动。娘儿俩的生活很困难，每月刚够买米吃饭。平平还总受老板儿子的欺负。

一天清早，我接到指示，要我到上海去，把一批文件和材料转给中央，上级同志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儿去拿路费，买票上船。

当我领着平平去时，那个同志竟出事了。两个警察抬着一大包东西从门里走出来。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正在喊爹叫妈地哭。那正是这个同志的孩子。

我打发平平偷偷把那个小女孩领过来，抱到怀里哄着。我的心里像坠了一块铅：没有钱，怎么上得去船？任务可怎么完成啊！我躲在码头旁一户人家门前，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瞅到上船的机会。

天亮时门开了，一位围着围裙的大嫂挎个竹篮走出来，一眼就看得出是这家的佣人。她看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只得撒个谎：“母亲病重了，想去上海看看，没上去船。”话一出口，不由得心里一酸，流下泪来，这例也真像了。

说话间孩子醒了，又嚷着要吃。那大嫂叹口气，进去端出一大碗稀粥。她拿话安慰我，我从心里感激她，说：“大嫂，实不瞒你说，我缺盘缠呀！”

“这，这不好办。”她为难起来。但看来又不愿让我伤心。她看看我，又摸摸孩子，半天，忽然想起什么。“大妹你别见怪，我倒有个办法，你把一个孩子留给我东家做小的，你带上钱去上海。以后你多忙活点，有了钱，多花些钱还怕孩子赎不回来？”

你们知道，潮汕地区有一种风俗——兴买儿女。名义上是儿女，实际上是买劳动力。

这个提议太意外了，我脑子“嗡”的一声。那大嫂见我不吭声，叹口气：“唉，这倒成了拆散你们母子了……”说完，悄悄地提上篮子，走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两个孩子拉到怀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女儿长得真俊秀，她大概已经见不到她的爹妈了。作为一个同志，我怎么也得想法把她带大。再看看平平，头上被东家孩子打的伤还没好，叫绷带衬着。我怎舍得把他扔到陌生的财主家里去受罪呢？

也许我去找个地方，做个十天半月的工，省吃俭用地积些钱？不行，时间不允许；也许我去沿门乞讨？也不行，身上的文件呢？……现在，就只有这条路能走了，可我下不定决心。

那大嫂回来了。她从篮子底下摸出两个炸糕递给孩子。我再也不能犹豫了，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大嫂，就，就照你说的办吧！”我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

“当真？”

“当真！”

“那，是哪个呀？我领孩子进去看看。”

我紧咬着牙，抬手向平平一指。那手哇，足有千斤重。

约摸一个钟头以后，大嫂领着孩子出来了，手里拿着三块银圆，两张契纸。

我在契纸上按了手印，然后从三块钱里拿出一块，递给她：“这钱你存着，孩子要有个三灾八难的，费心给请个大夫治治。”说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抱着孩子放声哭起来。

孩子叫着：“妈妈，买到票就回来呀！”

“回来。”回来的可能是极小的。我最后把孩子的手抓过来贴在脸上亲着，我的手触到了一件硬硬的东西，原来是那副红骨小手串，前天他被东家儿子打我买来哄他的。我脱下了一只，狠了狠心，抱起女儿就走了。

走出十多步，我扭回头。我看见了孩子的泪汪汪的大眼。

走出二十多步，我扭回头。我看见了孩子那高高的小鼻子，那扭歪了的小嘴巴。

我不敢再回头了。走，走，走出好远，我听见了孩子的叫声：“妈妈！”

就这样，我和我的儿子分别了！

她的话停住了。屋里静得很。一位女同志唏嘘地哭起来。

“这些年来，我想尽办法找他。胜利后我自己跑去找过，才知道那家是地主，土改时逃到香港去了。但我不死心，我还在找着，找着……

“忽然，你们看见，昨天他来了。孩子的经历是他刚才告诉我的。是党帮我找到了他。那时我正在狱中，孩子就托给一个女同志收养。后来，这个同志被派到苏联学习，把孩子带到了苏联。”

她情不自禁地拉住忆平的手，长长抽了口气：“整整二十年哪！谢谢党！我把他扔掉了，党把他找了回来。”

屋里慢慢活跃起来。忆平激动地又往母亲身边偎了偎，低低叫了声：“妈妈！”

1957年1月22日

（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931年9月，整个武夷山区沉浸在一场暴风雨里。像谁拉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闸门，雨，连成一片，向着整个山区倾倒。风借雨势，雨助风成，山石上溅起浓浓的白雾，大片的竹林梢头卷摆着浪花。山泉从无数岩石的缝隙里冲出来，汇成一股激流，冲着滚滚的山石、拔着低矮的小树，涌下山来。

傍晚时分，程元吉把屋里的东西归置了一下，把薄薄的茅草屋顶上又压上了几块石头，怀里揣了几块红薯，就往外走。按说，像这样的天气，他是不该再到山里去的，但是不去又不行。那片南瓜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两年前，爹被冤枉得不轻，程元吉想打场官司为父争口气，官司没打赢，几亩地花了个干干净净。程元吉只好在山坳里坡坡上一锨一锨刨出了二亩多荒地来种南瓜。南瓜长得蔓儿粗、果儿肥，远看青艳艳的一片，近看横七竖八约一堆，是个好收成。只是地处偏僻，又是这么个大风大雨的晚上，万一有个坏人打这些南瓜的主意，只有老婆和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怎么能看得了?再说，近来街面上实在不安定，乱抓人的队伍一个劲地往西开。他们到处抓人抢东西，东西被拿走还不说，人还被拉去扛子弹。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雨哗哗地下着，天渐渐暗下来。程元吉远远望见一串黑影直奔他那看瓜的小茅棚子……他不敢再往前走了，连忙闪身藏在大树后面，又害怕又担忧。

等那些人走远了，程元吉才钻出树丛，也不顾泥泞，快步赶到房子跟前。老婆带着惊惧的神情给他开了门，随即一把拉住他，断断续续地说:“可……可吓死我了!”

原来那些人来到屋跟前以后，并没有行凶，只是轻轻地敲了敲门，喊了几声:“老乡!老乡!”她哪里敢应声。接着，又是两下敲门声。这次敲得重了些，声音也提高了:“老乡，开开门，我们有事商量!”这一喊，她更吃惊，看样子要砸门了。这小茅棚别说砸，就是稍用劲一拉就会连门带柱倒下来的。她慌忙坐起来。这时，外面另一个声音插话了:“刘同志，声音小点，看吓坏了老乡。”接着，又压低了嗓音向屋里说:“老乡，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有粮食没有，我们买点用用。”

粮食倒有一点，可是……她还是不敢吭声。半天，那人又说话了，声音还是那么和气：“老乡，实在不开门，我们只好就这么做了。”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奔到瓜地里去，看样子是摘瓜了。一边摘一边还传来这样的话:“大雨天，别把瓜地踩烂了。”

忙乱了一阵，又静下来，门外又说话了:“老乡，我们实在没办法，把你的瓜摘走了，钱留在东头第十棵瓜秧根上，请你收下吧!”

程元吉听着老婆讲完了这段事的经过，坐在床上，低着头直叹气，半天不吭声。

待了一会儿，还是老婆先开了口，地说:“去看看吧，瓜少了多少。说不定人家真给留下钱了呢。”

“想得倒美!这年头能有那样好心的人?”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走出去了。他来到瓜地东头，数到第十棵瓜，伸手往瓜根上一摸。可不，在那硬硬的瓜蔓上，用茅草紧紧地捆着一包瓜叶;解下来一掂，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包着明晃晃的两个银圆。在两个银圆的中间，夹着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字条。那张字条上写着:

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消灭压迫穷苦人民的土豪劣绅，来到这里。因为没带粮食，又叫不开你的门，只好摘了南瓜二十个，约计市价，留下银洋两圆，请你收下。

中国工农红军支队连

程元吉两口子被这神奇的事情惊呆了。银圆，除了卖地打官司以外，他们什么时候见过银圆?这些叫作“红军”的人虽然并没有露面，但是这张写着潦草字迹的小字条，却把程元吉的心照亮了。他把这张字条小心地保存起来，并把这个故事悄悄地在穷苦朋友中间传播开来。

半年之后，红军真的来了。程元吉最先参加了贫农团，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节选自王愿坚《三张字条》，有删改)

材料二:

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女二人，男人大概是因为听说过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大嫂，借你这里歇歇脚儿。”

“请到里边坐。”她带着些惊惶的神情说。

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不论是谁，不论他们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们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没有不变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的。今天对瑶民，我们也要试一试。

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

她说她原来也有过地，但是汉人把他们从自己的地上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她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

部队今天非夜里行军不可，她的房子和篱笆都是枯竹编成的，我们生怕有人拆下来当火把点，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显眼的地方，告知我们的部队不准拆篱笆当火把。我们问了瑶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砍来作火把，就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

一路前进，天黑了才到山脚，果然有许多竹林。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地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呼喊起来，都想努一把力，好快些翻过山去。

“不要掉队呀!”

“不要落后做乌龟呀!”

“我们顶着天啦！”

大家听了，哈哈地笑起来。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

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传下命令来说，就在这里睡，明天一早登山。

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么?路只有一尺来宽，半夜里一个翻身不就骨碌下去了么?而且路上的石头又非常不平，睡一晚准会疼死人。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一条毯子，横着心躺下去。因为实在太疲倦，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身打着颤。把毯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四围的山把这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边和下边有几堆火没有熄，冻醒了的同志们围着火堆小声地谈着话。除此以外，就是寂静。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走了不多远，看见昨晚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然不很深，但也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了很多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再过去的。有几匹曾经从崖上跌下来，脚骨都断了。

快要到山顶，回头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很密，大概是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跟敌人开火。远远地还听见敌人飞机的叹息，大概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

到了山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会。回头看队伍，没有翻过山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了。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输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受伤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克服了。难翻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战胜了。

(节选自陆定一散文《老山界》)

材料三：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只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长征万岁!”会场里霎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长征胜利万岁》)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小 芳

汪曾祺

小芳在我们家当过一个时期保姆，看我的孙女卉卉。从卉卉三个月一直看到她到两岁零八个月进幼儿园日托。

她是安徽无为人。无为木田镇程家湾。无为是个穷县，地少人多。地势低，种水稻油菜。平常年月，打的粮食勉强够吃。地方常闹水灾。往往油菜正在开花，满地金黄，一场大水，全都完了。因此无为人出外谋生的很多。年轻女孩子多出来当保姆。北京人所说的“安徽小保姆”，多一半是无为人。

小芳长得相当好看，高个儿，长腿，眉眼都不粗俗。她曾经在木田的照相馆照过一张像，照相馆放大了，陈列在橱窗里。她父亲看见了，大为生气：“我的女儿怎么可以放在这店让大家看？”经过严重的交涉，照相馆终于同意把照片取了下来。

小芳很聪明，她的耳音特别的好，记性也好，不论什么歌、戏，她听两遍就能唱下来，而且唱得很准，不走调。这真是难得的天赋。她会唱庐剧。木田镇有个庐剧团，小芳去考过。团长看她身材、长相、嗓音都好，可惜没有文化。小芳在庐剧团唱过几出戏。她父亲知道了，坚决不同意硬逼着小芳回了家。木田的庐剧团后来改成了县剧团，小芳的父亲有点后悔，因为到了县剧团就可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小芳如果进了县剧团，她一生的命运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她是很可能唱红了的。

小芳在我们家干的活就是看卉卉。小芳看卉卉很精心。卉卉的妈读研究生，住校，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卉卉就全交给小芳了。城市育儿的一套，小芳都掌握了。按时给卉卉喝牛奶，吃水果洗澡，换衣裳。每天上午，抱卉卉到楼下去玩。卉卉稍大一点，就带她到附近一个工地去玩沙土摘喇叭花、狗尾巴草。上了楼，一进门：“喝水，洗手！”卉卉洗手，洗她的小手绢，小芳就给做饭，蒸鸡蛋羹、青菜剁碎了加肝泥或肉末煮麦片、西红柿面条。小芳还爱给卉卉包饺子，一点大的小饺子。下午，卉卉睡一个很长的午觉，小芳就在一边整理卉卉的衣棠，缀缀线头松动的扣子，在绽开衣缝上缝两针，一面轻轻地哼着庐剧。到后来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她也困了，就靠在枕头上睡着了。晚上，抱着卉卉看电视。卉卉看到电视里有什么新鲜东西，童装、玩具、巧克力，就说：“还没有这个呢！”她认为凡是她还没有的东西，她都应该有。卉卉有很多衣裳——她小姑、我的二女儿，就爱给她买衣裳，很多玩具。小芳有时给她收拾衣服、玩具，会发出感慨：“卉卉的命好，我的命不好。”

小芳教卉卉唱了很多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小芳唱这些歌都带有一点忧郁的味道。

有一次，小芳在厨房里洗衣裳，卉卉一个人在屋里玩。她不知怎么把门划上了，自己不会开，出不来，就在屋里大哭。小芳进不去，在门外也大哭，一面说：“卉卉！卉卉！别怕！别怕！”后来是一个搞建筑的邻居，拿了斧子凿子，在门上凿了一个洞。小芳把手从洞里伸进去，卉卉一把抓住不放。门开了，卉卉扑在小芳怀里。小芳身上的肉还在跳。

小芳送卉卉上幼儿园。她用脚顶着教室的门，不让老师关，她要看卉卉。卉卉全不理会，头也不回，蹭蹭蹭蹭，走近她自己的小板凳，坐下了。小芳一个人回来。她的心里空了一块。

小芳的命是不好。她才六个月，就由她奶奶做主，许给了她的姨表哥李德树。她从小就不喜欢德树，越大越不喜欢。李德树相貌委琐。他生过瘌痢，头顶上有一块很大的秃疤，亮光光的，小芳看见他就讨厌。李德树的家境原来比小芳家要好些，但是他好赌，程家湾、木田的赌场只要开了，总会有他。赌得只剩下三间土房。他不务正业，田里的草长得老高。这人是个二流子，常常做出丢脸的事。

小芳十五岁的时候就常一个人到山上去哭。天黑了，她妈妈在山下叫她，她不答应。她告诉我们，她那时什么也不怕，狼也不怕。她自杀过一次，喝农药，被发现了，送到木田医院里救活了。

小芳到底还是和李德树结婚了。领结婚证那天，小芳自己都没去，是她父亲代办的。李德树跟邻居借了几件家具，把三间土房布置了一下，就算办了事。

小芳一天也过不下去，就天天回家哭。哭得父亲心也软了。妹妹小华后来对我们说：“究竟是亲骨肉呀。”父亲说：“那你走吧。不要从家里走。李德树要来要人。”小芳乘李德树出去赌钱，从木田坐汽车到合肥，又从合肥坐火车到了北京。她实际上是逃出来的。

过些日子，小芳的父亲来信，叫小芳快回来，李德树扬言，要烧他们家的房子，杀她的弟弟，她妈带着她弟弟躲进了山里。小芳于是下决心回去一趟。小芳这回有了主见了，她在北京就给木田法院写了一封信，请求离婚，并寄去离婚诉讼所需费用。

小芳回到家里，李德树伙同几个痞子朋友，半夜里把小芳抢了出来。小芳两手抱着一棵树，大声喊叫：“卉卉！卉卉！”

法院最终受理小芳的案子，判离，但要小芳付给李德树九百块钱。小芳的父亲拿出一点钱，小芳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另外又借了一点钱，陆续偿给了李德树，小芳自由了。

李德树拿了九百块钱，很快就输光了。

小芳离开我们家后，到一家个体户的糖果糕点厂去做糖果，在丰台。糕点厂有个小胡，是小芳的同乡，每天蹬平板三轮到市里给各家送货。小芳有一天去看妹妹，带了小胡一起去。妹妹小华拿眼看了看小胡，说：“太矮了！”小芳说：“矮一点有什么关系，要那么高干什么？”据小华说：“小胡读过初中。我姐自己没有文化，特别喜欢有文化的人。”

一次，小芳的三舅妈让她去相亲。这人是靠倒卖衣裳发财的，是程家湾的万元户。小芳说：“他就是亿万富翁，我也不嫁给他！”她妈说：“小胡家穷，只有三间土房。”小芳说：“穷就穷点，只要人好！”

小芳和小胡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个女儿，取名也叫卉卉。家里过不下去，小芳两口子还得上北京来找活干。不到一年，小芳又回去了，她想她的女儿。

过不久，小胡也回去了，家里的责任田得有人种。

听小华说，小芳现在生活很苦，有时连盐都没有。没盐了，小胡就拿了网，打一二斤鱼，到木田卖了，买点盐。

小芳现在还唱庐剧吗？

可能还会唱，在她哄孩子睡觉的时候。

（选自《汪曾祺全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