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传统博物学和西方自然志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之一是观察和研究的内容有重叠，都包含人类未加干预的自然事物，因此都含有自然知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讲到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便直白阐明了“多识”的判断标准中就包含鸟兽草木等自然知识。联系之二是研究的方式方法基本都是观察、记录等经验式的。中国传统博物学自不待言；而西方自然志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知识类型，   “这种知识类型注重对具体的事物的具体考察，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作为唯象研究，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可见西方自然志也是经验式的。

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西方自然志之间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观察研究对象的范围、目的和呈现方式等方面。首先，中国传统博物学的研究对象为“物”，既可以是自然物，亦可以是人工物，包括了世间万物，甚至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内，而西方的自然志只记录描述自然物。其次，中国传统博物学内含的思想和价值判断与儒家理念相一致，而西方自然志专以认识自然为目的。同时，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西方自然志在目标和主旨意趣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显明。

（摘编自王莹《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西方自然志的差异》）

材料二：

近年来，博物书写越来越受读者欢迎，这类作品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科普自然知识，传播生态理念，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

咏物抒怀类博物写作的作者一般是作家、诗人，他们拥有较深文学功底和丰富写作经验，善于把“热爱大自然”的主题具象化为对万物生灵、一枝一叶的描写，用通感、拟人等手法写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意蕴。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拓展视野，钻研博物学经典著作，在写作对象、创作手法上吸收博物学记录描摹、对比说明、汇总整理自然万物的方式，为作品增添知识含量。

阿来在散文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中，对植物学知识信手拈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娓娓道来。每一章主写一种花木，间或有闲笔。比如贴梗海棠一章，记录了初春不同颜色的海棠：“树树怒放的红海棠间，却相间着一丛丛白海棠。红海棠树形高大，花开热烈；白海棠只是低矮浑圆的一丛，捧出一朵朵娴静清雅的白色花。”短短几句，用拟人手法写出红白海棠的独特气质，用颜色对比寓意热情与娴静的性格，灵动可爱。

科普类博物书写则将专业内容进行通俗化表达。作者大多具有相关学术背景，他们用严谨科学的语言和以小见大的写法，将看似枯燥的自然知识饶有趣味地介绍给读者。

这类写作并不容易，往往凝聚着作者多年科学研究的经验，还要用浅白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是真正的厚积薄发。比如付新华的《萤火虫在中国》，记述作者在天台山、西双版纳、海南等地寻找、研究萤火虫的丰富经历，通过朴实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使读者能够领略小小萤火虫的有趣知识。不同于既往生态文学“代自然立言”，博物书写更强调让大自然“说话”，呈现自然之美，让读者发自内心地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博物书写在记录自然之美、普及科学知识、提升生态保护意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摘编自艾莲《博物书写，让大自然“说话”》）

材料三：

博物书写从中国文学传统来看有其深厚的渊源。有的明清小说就涉及了当时钞关货币、丝织品、食品水果、车马船交通工具等。《红楼梦》则成为博物书写的顶峰，红学研究也有从人物到博物的趋向，饮食、中药、建筑、器皿等物都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当代文学的博物书写也不遑多让。比如，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书写鄂北山区的浩瀚森林，这里奇峰林立、百兽徜徉、万物生长，都是博物的表达。

博物概念的再度兴起，与生态主义、环境意识的觉醒有关。作家关注自然中各种植物、动物，是对生态的回归，很多博物书写都在表达这样的生态思维。还有一些物的书写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度反思，这些书写在介绍新鲜事物的时候，更多的带有一层焦虑和担忧，是现代性反思的延伸。

博物书写还具有一种参照价值，物往往具有恒常性，见证着人的变迁。王安忆的《天香》中关于物的书写就有此意味。物同时是人的延伸，是人的情感的寄托与归宿。彭家河的散文集《瓦下听风》书写了农村的各种器物，诸如瓦片、铁锈、石器，物的变迁正是乡土社会一种裂变的直接写照。当然，物极必反。有些作家存在对物过分崇拜的心态，由“物”滑向一种“物欲”。诸如《小时代》一类的青春写作等，充斥着对物的大量细致的描绘。与此同时，博物书写的泛化和滥用也需引起重视。在文本中罗列知识，容易变成一种堆砌，长此以往，文学写作就成为一种百科词条。知识填塞进文本，却表达不了文学的意义。最后，还要警惕那种机械性的重复书写。信息时代，知识的获取太过容易，数据库、信息库无限开放，包括文学传统也是绝对开放的，各种关于“物”的知识进入文本太过容易。

（摘编自刘小波《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

A．

B．

C．

D．

只见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厕，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著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两边，也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

材料一：

运河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对运河与区域自然环境的研究是对运河本体的研究，它主要考查人类行为对自然水系的影响，也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运河的开挖是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便于交通运输，但从客观效果看，在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的同时，运河的开挖也引起了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变。运河学关注的不只是运河本身的自然属性及其工程技术进步，同时应该包括开挖运河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区域水文改变、自然水系变化、湖泊形成与消长……

关于运河区域社会的研究，普遍关注的是运河在区域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运河流经及辐射区域产生的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社会现象入手，探究其发展演变过程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说，运河区域社会的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经济史或文化史研究，而是与运河密切相关、有运河因素注入的综合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水系不发达的北方地区，运河交通有其他交通路线无法相比的优势：经济省力，利用水的浮力，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承载能力强，船可以运送其他运输工具无法装载的大宗物资和大型物体；受恶劣天气和山隔水阻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小……运河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大而广泛：举凡政治、军事、商业、手工业、农业、服务业及居住环境、城镇格局、文化交流、习俗变化、社会流动等等，方方面面都有运河流动的印记。我们十分关注上述社会因素和社会现象，更关注运河对这些社会因素、现象形成和变化所产生的作用。

研究中国历史离不开运河，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社会现象与运河也有关系。运河开发史和运河区域社会史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尤其是明清时期，国家视运河漕运为经济命脉，明清史书中，有关运河漕运的记载很多，与运河相关的事件、人物比比皆是。中国运河研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运河的研究与社会史有许多叠合之处。社会史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进行研究。社会史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也是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社会史与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研究往昔的社会整体及其各个侧面，而后者研究现实社会的结构及社会问题。运河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属社会史范畴，所以研究运河，不仅需要使用历史学的方法，还需要使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运河学的研究是一项多学科交叉融会的研究，所以，它的理论和方法是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汇集与综合。这种汇集与综合不是无序的拼凑，也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有机地结合。

运河学研究的起点是对京杭运河文献及其他资料的搜集、保护、整理、研究。它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材料，对运河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体现了运河学研究的文化功能。

运河学研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它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人们对运河的正面作用了解较多，对其负面影响则知之甚少。运河学的相关研究旨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同时提醒人们关注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全面认真审视大型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决策失误。

（摘编自李泉《运河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材料二：

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的中国大运河是一条文化之河，长达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充分吸纳了沿线的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淮扬、吴越等六大文化带来的文化资源，沿线有水工遗存、运河故道、名城古镇等物质文化遗产近300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50余项，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富集的区域。

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反映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新的文化建设高潮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前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运河沿线城市的关注热点，各地纷纷成立领导小组，编制规划方案，排出建设项目，但对中国大运河的研究却显得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没有将中国大运河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迄今为止，中国大运河文化并没有被系统地总结归纳。

中国大运河无论是作为一项人类伟大工程遗迹，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都需要整体地深入研究。建立运河学无疑是整体研究中国大运河，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

运河学的建立可以整合优化这些优质文化资源，形成一批论文、丛书等研究成果，创造一批反映运河文化的文学影视作品，打造一批运河文化展示馆，通过加强对现存运河遗产资源的摸底调查，让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可以推出一批文化项目、出版项目、产业项目来振兴运河文化，建设一批运河文化旅游小镇，打造一批运河文化产业园区来发展运河经济；可以凭借大运河这一世界公认的文化资源，对外输出文化产品，宣传中华优秀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讲好中国大运河文化故事。

运河学的建立可以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使民族精神复兴、成熟和升华。进一步继承中华优秀文化、弘扬运河文化，推进科学发展和永续发展的集体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文化动力。

（摘编自姜师立《运河学的概念、内涵、研究方法及路径》）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量新媒体微平台和互联网群组的建立，拉开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序幕。海量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理论话语上的“去中心化”和对话语霸权的消解。但是，“狂欢式”的批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圈层化”与“分流化”现实。

以趣缘为纽带的同质化个体借助数字技术的东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群体”，并成为今天人们网络化生存的真实写照。“圈层化”批评成为很多人在网络空间中探寻人类联系的新机制。“隔圈如隔山”“说了你也不懂”“懂了你也不听”“听了你也不做”成为很多网络批评群体“圈层化”的形象表述。当我们将“不懂勿犯”视为网络时代“圈层化”交往的基本礼仪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网络评论经常出现“非黑即白”的对立与争吵了。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生态圈，也改变了当前文艺批评的生态场域。在数字“圈层化”背后的生成机制中，商品、资本、消费以及流量等因素其实发挥着比批评话语本身更加重要的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的多元化，使得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由于个体多重身份的叠加，网络空间中的评论话题更加多样化，程度也日益深化，并呈现出越来越细碎化和“蜂群化”的发展趋势。每个“蜂群”通过划定特定的网络空间进行信息与观点的分享，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吸引更多人加入群体，并形成笼罩整个群体的价值观念。这就是桑斯坦所谓的“信息茧房”效应，即在看似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我们往往“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个体会在“茧房”效应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建构起一种信息的自我过滤和自我保护屏障，并在延绵不绝的同质化信息流的轰炸下，形成一种特定的圈层化的认知偏见。

提起“圈层”，公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饭圈”。如果说粉丝们将大量时间、金钱投入到追星活动中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饭圈”则是追星模式的团队化和体系化。因此可以将“饭圈”视为粉丝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饭圈”批评从语言上来说，多采用“圈地自萌”和“造梗” 的方式，创造独属于自己的行业“黑话”。“饭圈”批评常常由一种挪用的语言符号构成，借用了很多二次元的语言符号，又夹杂着英文缩写、拼音缩写等形式。“饭圈”批评的圈内话语还带有明显的口语化、情绪化和排他性。“饭圈”批评常常是在固定的贴吧或者线上群体中产生的即时性互动，强调交流的具身化和情境化。与学院派的严谨逻辑相比，“饭圈”批评不仅缺乏必要的学理性，而且很多语言组织都违背了拼写的规则或者语法规范，圈外人很难“解码”。“饭圈”批评中还存在一定的语言暴力和排他性。粉丝们对某些明星偶像往往投入过多的情感，他们的很多批评都具有一定的情绪化特征。“饭圈”的圈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壁垒，交织着潜在的话语斗争与权力的博弈。粉丝们话语权的大小往往与他们的活跃度、发帖数、贡献值等密切相关。有的“饭圈”内部还出现派系斗争，于是控评、互撕、屠版、人肉甚至直接删除某些异见者变成了他们的惯用策略。

(摘自王亚芹《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圈层化”与“破圈”之道》 )

材料二：

在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时代，文艺批评的权力主要由学院派批评家掌控，普通受众多处于文艺批评权力结构的底层。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媒介技术的多元融合及其重新赋权，无疑为包括粉丝群体在内的广大普通受众参与文艺批评、发表个人文艺观点创造了机会与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粉丝群体便能够在文艺批评场域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粉丝批评中不乏真知灼见，不过更多的时候，学院派批评家为了维护其专家身份与权威形象，会主动疏离网络社区，并对粉丝批评采取漠视态度，即便有所关注也很难完全认同。粉丝群体则出于对文本单一化解读的反感和对文艺批评权威的反叛，而往往提供各种区别于学院派批评的另类阐释。所以，二者基本处于声音对抗或权力话语博弈的矛盾关系之中。在此关系中，身处弱势地位的粉丝群体，一方面渴望建构一种自由平等的新型文艺批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则通过其独特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竭力抵抗来自学院派批评家的权力压制和趣味规训。

依据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公共领域需要由众多具备主体性、理性精神与批判意识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围绕某些公共事务开展自由交流、平等对话，并且彼此可以被他人“看见”和“听见”。公共领域的真正实现必须以不同个体的“同时在场”且所有个体的差异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为前提，差异性及包容精神的缺失便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消亡。显然，粉丝批评离理想的文艺批评公共领域尚有较远的差距。

(摘编自李雷《粉丝批判的崛起——粉丝文艺批评的形态、策略与抵抗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