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繁荣发展文艺事业，人是基础、是关键。人的观念、情怀、底蕴、创意等，是决定其创作能力与水平的重要因素。打造文艺精品力作、支撑时代精神大厦，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践行“真、情、实、意”四字上细思力行。

真，就是要有胸怀担当使命的真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这个高远之志就是守正创新，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时代热情放歌、为民族立心铸魂、为人民抒情抒怀。树立了“鸿鹄之志”，就有了磨砺“十年一剑”的韧劲。但凡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著名作曲家周大风，一生扑在音乐事业上，为普及中国传统民乐教学、推广高尚音乐而辛勤耕耘，受到音乐界的广泛推崇。这启迪我们，唯有大志向、大格局，下苦功、下真功，才有大作品、大成就，否则是难以撑起当代文艺天空的。

情，就是要充盈文艺追求的深情。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传世之情。如果对文艺事业没有深情厚谊，缺乏传世之心，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牟利的工具，这样的文艺工作就容易沾满铜臭味，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就容易成为市场的奴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直到80多岁才创作完成，曹禺创作《雷雨》构思便用了5年，陈忠实的《白鹿原》从酝酿、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近10年。这些都说明，坚定艺术追求，一往情深、不改初心、矢志不渝，是艺术创作的必然要求。也唯有如此，广大文艺工作者才能以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需求，赢得社会赞誉，无愧时代期许。

实，就是要增强扎根生活的笃实。正如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所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战火还不够近”。生活是艺术之母，越是攀登文艺高峰，越要深入火热生活，扎根人民群众，积蓄创作力量。20世纪50年代末，只上过3个月学堂的小伙子张焕成在舟山海岛当兵，他把驻岛官兵在艰苦条件下坚守祖国东大门的生活，花了3年时间作了一首小诗，并写在了连队黑板报上。后来，赴基层连队体验生活的作曲家沈亚威看到小诗，被生动质朴的诗句和诗句表达的坚强信念、乐观精神所感动，很快谱出《战士第二故乡》这首名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的丰富矿藏，只有走出书斋画室，走进人民群众，投身基层一线，用脚丈量大地，才能“打深井”“汲清水”“抓活鱼”，才能创作出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文艺佳作。

意，就是要树立锐意创新的意识。文艺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变则其久”，“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强调的就是艺术创新。可以说，没有创新动力、创作活力的持续迸发，精品力作就难以迸发涌现，文艺高峰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倡导创新精神，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倡导将创新精神、创新教育融入艺术学习创作过程中，在博采众长、海纳百川、深入实践基础上，融会贯通、激发灵感、厚积薄发，提升艺术原创能力，推动文艺不断繁荣发展。

（摘编自郑乐秋《文艺工作要讲真情实意》，《光明日报》2019年9月21日）

从“变话”看六十年变化

李 勇

人民解放军进北京后不久，老同盟会会员、南社创始人、诗人柳亚子先生呈诗毛泽东，开首两句是：“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毛泽东唱和一首，最末两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两位诗人以独特的话语方式交流，其背后的深意，则需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语境中去体会。

而在今日，人们的交往话语却是另一种风格。你可能接到朋友的这类短信：“别总当宅男，今晚请你出去‘撮’一顿。”收短信后可能这样回复：“只要老哥你埋单，我打的飞速赶到。”这番对话，散发着网络时代的话语气息。

中国语言文字曾数千年大体保持稳定。而肇始于清末民初的“白话运动”，是秦汉以后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发端于民间，顺应了历史潮流。从中国社会巨变洪流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捕捉、深刻理解了这种话语变化趋势，逐渐形成了明白通晓、生动活泼的话语方式，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革命年代不断号召和凝聚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伟人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启了全新的话语时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整个社会话语激情澎湃，呈现泛政治化和泛军事化的特点，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在“极左”时期，从“坚决打退”发展到“横扫一切”，连恋人之间的通信，也充斥着这类语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话语表达进入了又一次巨大的变化期。这种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呈现的特点是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以及“经济建设为中心”语境下对财富的追求。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等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下海”“申奥”“入世”、炒股、买房、“奔小康”、依法治国……一长串热词相继涌现，见证了人们生活不断变化和国家发展的历程。而由于人员流动加快和传播技术进步，社会语言的流变也由点到面，由一隅走俏到风行全国。如广东方言词汇“的士”“搞定”“埋单”和东北方言“忽悠”，很快就成为全国人民通用的词汇。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等为代表的新话语日益深入人心。而互联网技术掀起的信息化浪潮，也使中国人话语表达呈现全新面貌，年轻人成为了推动语言变化的生力军。在网络时代，年轻的“新新人类”创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话语，如“东东、美眉、雷人”等等。这些话语创造，虽然还有争议，但已经开始影响国人的表达方式。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处在一个不断“变话”的时代。话语表达方式呈加速度变化，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丰富内涵，映照出人们心灵世界的多彩变幻，构成了60年中国社会历史巨变的别样风景。

（选自200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讲究饮茶，在茶具的选择和制作上也讲究集实用与美感于一体。瓷质茶具有传热慢、不易炸裂、既保温又不烫手、质地细腻不吸水、容易清洗等特点，再加上瓷器轻巧坚实，质如美玉，音清韵长，能够很好地烘托茶的色、香、味，因而千百年来为饮茶者钟爱。

中国的瓷茶具从釉色上大致分为青瓷、白瓷、黑瓷、彩瓷。

越窑青瓷创烧于东汉，是中国最早烧成的瓷器，唐代和五代盛极一时，生产延续到宋代。越窑茶盏，釉色青绿微黄，与茶汤相映成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曾用“类玉”“类冰”来形容越窑青瓷胎釉之美。青瓷名窑众多，釉色丰富，如宋代汝窑天青釉、官窑粉青釉、哥窑冰裂纹青釉、龙泉窑梅子青釉，将青瓷淡雅青莹之美推到顶峰。

唐代最负盛名的茶具除了青瓷盏，还有白瓷盏。邢窑白瓷盏以“白如雪”而闻名，且“天下无贵贱而通用之”。其实，白瓷脱胎于青瓷。南北朝之前，陶瓷以青色为主，原因是烧瓷原料中杂质含量较高，无法去除。后来，将含铁量降至2%以下，就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一组邢窑白瓷显示，中国在北齐时期创烧出世界上最早的白瓷。以烧制白瓷著称的还有创烧于唐代、极盛于北宋和金的定窑。公元1004年，即宋真宗景德元年，朝廷在江西浮梁县昌南镇办御窑，并以真宗年号将昌南镇改为景德镇。景德镇烧造的白瓷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名闻天下。

宋代流行黑瓷茶具，这与宋人点茶之风有关。点茶即先将压制成圆饼的团茶用茶碾碾碎，再用丝罗过筛，然后将茶粉置于碗中，先注沸水调成茶膏，再边注沸水，边用茶筅快速击拂至茶汤发泡。雪白匀细的泡沫浮于茶汤之上久聚不散，而黑瓷盏最能衬托雪沫乳花之美。苏轼曾写诗赞道：“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当时流行的建窑黑瓷大多呈浅黑或紫黑，黑色釉面在烧制过程中形成各种褐斑结晶纹，有的细密如兔毛，称为“兔毫”，有的如鸟羽或银星密布，称为“鹧鸪斑”或“银星斑”，风格古朴雅致。

明、清两代茶具由黑转白，与饮茶习惯变化有关。明朝以后，直接冲饮的散状叶茶，逐渐取代了制作和饮用都十分繁琐的紧压团茶。成熟于元朝的青花茶具有内壁洁白，外壁蓝白相映，纯净雅致的特点，更衬托出茶汤本身的色泽，因而逐渐成为流行的茶具。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虽然只有蓝白两色，但与青瓷、白瓷、黑瓷等单色瓷不同，属于彩瓷。13世纪，景德镇利用来自波斯的钴蓝创烧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开创了中国陶瓷由单色素瓷向多色彩瓷过渡的新纪元。元代最后几十年间，钴蓝矿石原料源源不断从波斯运往中国，景德镇则为波斯及阿拉伯顾客专门烧制大宗青花瓷器。元代至清代，景德镇外销的青花瓷常常装饰有所销往国家或地区的文字或图案。明、清两代，景德镇还先后创烧出各种青花衍生品种，制瓷工艺不断攀上新的历史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