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符号学曾被学者认为是“文科的数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论”。21世纪被称为是符号的时代，符号不仅深入我们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离不开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支撑。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既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提供一套中国自主的符号学分析工具，更是以“中国之理”参与到“世界知识图景”构建的具体实践。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是不足以单独支撑建立一个自主的符号学理论体系的，现代符号学理论是现代性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符号学思想资源，散落在各种文化与理论中，对这些思想资源进行学理化、体系化构建，离不开对西方成熟理论的借鉴。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因此，这种借鉴的前提是必须保证理论的中国自主性和本土化，即在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过程中，我们所构建的理论必须要体现中国的理论风格，要彰显中华文明独特的思维观念、文化气质。
构建中国自主符号理论要坚持理论创新。符号学理论创新可大可小，从符号学理论维度看，理论创新可以是对符号学理论中新规律的发现，可以是提出一种新的符号学主张，可以是对符号学分析对象的创新，也可以是方法论上的创新。从可操作性看，中国符号学的理论创新的最大增量在于研究对象的创新。因为，中国符号学理论要具有话语竞争力，就需要回到民族性上，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论域，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学资源的梳理和现代性阐释，以开拓现代符号学研究视野，填补现代符号学研究缺项。
将中国学术传统融入现代符号学，已成为近年来中国符号学者关注的重点，并已开展了一些有益尝试。其中，既有试图从中国古代体系化哲学资源中，构建具有东方理论底色和思维特征的原创性理论、观点、方法论的探索，也有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将“中国事物”纳入符号应用分析的符号学门类研究。这些研究，在理论和视野上拓展了符号研究疆域，也彰显了中国知识体系在世界文明互动中的作用。
（摘编自曹忠《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
材料二：
学者赵运涛的《符号里的中国》，是一部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畴中，运用“符号学”等文化研究范式写成的新作。该书选取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最能代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分“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四辑，对每个符号的生成过程、发展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用做了细致的考辨。
赵运涛不仅沿用了文献考据、文史互证、文本分析等传统文学研究方法，而且借助西方学界的理论资源，以“中西结合”的治学方式，重返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场。在自序部分，作者引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念，即“日常生活与世俗风景都是符号，而符号被了解，才具有意义，才是文化”。在全书中，作者通过细致研读中国本土的“符号”，再现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场景。
《符号里的中国》以“符号”为理论视野，考察中国文化——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提取出一系列重要的符号，对它们进行细致研究，以便展现古代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日常生活、思维观念、审美趣味。比如，“凤凰”在不同层面的审美价值、“葫芦”在民间信仰中承载的丰富寓意、“土地”和“城隍”在民间社会的真实形象、“魁星”和“文曲星”与科举文化的关系，等等。通过文学与天文、地理、民俗、社会、语言等历史资料的相互阐发，赵运涛带领我们重新进入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
作者把“文史互证”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文史互证”属于传统的治学方法，是历史与文学的相互阐释，在现代中国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的研究方法，“文史互证”有其局限性。具体而言，趋于客观化的文化批评，很有可能消解作品的审美属性。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符号里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此书以古代文学与文化为考察中心，建构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兼顾了学术性和通俗性。例如书中对雷神的分析，颇为精妙。以考据的方式，展现雷神的艺术形象，并分析了雷神承载的文化功能，指出了传统观念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按照作者所说：“除了惩恶扬善，雷神还有保护民众、祛邪等职责。”因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建立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寄托着民众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每一个国人而言，仍是身上不可褫夺的精神本源。现代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逻辑，难以真正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赵运涛《符号里的中国》，是具备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摘编自王云杉《符号里，写着“中国”》）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保证理论的中国自主性和本土化，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理论支撑。 |
| B．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单独支撑起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因此，它的构建必须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符号学理论。 |
| C．理论创新是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其中，符号学理论中新规律的发现是理论创新的第一选项。 |
| D．赵运涛《符号里的中国》实践了“文史互证”的传统的治学方法，是将中国学术传统融入现代符号学的一次尝试。 |
| A．材料二可以作为一个具体的实例，印证材料一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的观点。 |
| B．建构起中国自主符号理论体系，就能更好地打造中国名片，让中国文化与世界互动。 |
| C．作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资源十分丰富。 |
| D．赵运涛《符号里的中国》带领我们重返中国历史文化现场，建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
| A．皮尔斯：根据与对象的关系，符号可以分成三种：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 |
| B．赵元任：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 |
| C．“人民网”文章：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客体对象经过符号化的产物。 |
| D．《光明日报》文章：构建中国符号学核心概念体系，在发现和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占据领先地位。 |
5．“凤凰如何由‘雄凤雌凰’变成女性符号的？”是《符号里的中国》“祥瑞”中的一篇。今年春晚文化创意节目《年锦》幕后主创言：“寓意美好的纹样，是独属中国人的‘密码’”，请结合材料二及下图的“凤纹”，探究凤凰在不同层面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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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观念是文化中不能分的一部分，是一种帮助社会适应处境的力量。在资源有限的匮乏经济里有不知足不安分的人，而且对于物质享受的爱好，本是人性之常，但是这种精神并不能使人在这处境中获得满足，于是有知足安分的观念发生了。这观念把人安定在这种客观经济处境里。
我常觉得孔子所企图的是在规划出一个社会结构，在这结构中有着各种身份（君臣父子之类），每个人在某种身份中应当怎样想、怎样做，身份安排定当，大家安分的生活下去。这正是像英国的国术足球。球员们从不感觉到球场应当要加宽一些，球得加重一些，或是增加几个球员，他们是安“分”的。他们更不会坚持一套规则只许自己用手，不许人家用手，自己门上装个铁网，人家门前不许守卫。我们似乎必须有一套社会结构，而人也需要安分的精神，这精神就是“礼”，我很想翻译成英国人民所熟习的sportsmanship。Sportsmanship是承认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动的服从于这地位应有的行为，也就是“克己”。在北平街上，有些门上还可以看到“知足常乐”四字。快乐是人生的至境，知足是达到境界的手段。
我并不知道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否快乐，但是知足的态度却使他并不能欣赏进步的价值，尤其是一种不说明目的地的“进步”。孔子对于生产技术是不发生兴趣的，他是一个在农业社会里不懂农事的人。他的门徒中更极端一些的像孟子，把劳力者视作小人了。当时和儒家不太和合的庄子，在限制欲望、知足这一点上是表示赞同的。惟一对于技术有兴趣的是墨家，在中国思想上所占的地位远不如儒家，这也可以说明在一个劳力充斥的农业处境中去讲节省劳力的技术，是件劳而无功的事。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是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共同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
儒家注重伦常有它的社会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供给了显明的社会身份，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续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这些身份比了其他社会团体中的身份容易安排。以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关系可以扩张成一个很大的范围，而且在亲属扩展的过程中，又有性别、年龄、辈分等清楚的原则去规定各人相对的行为和态度。
以亲属关系作结构的纲目是同儒家以礼作社会活动的规模相配合的。礼，依我以上的注释，是依赖着相关各人自动的承认自己的地位，并不是法。法是社会加之于各人使他们遵守的轨道。自动的合作，必须养成于亲密、习惯、熟悉的日常共处中。“学而时习之”的习字，是养成礼的过程。足球的指导员一定明白球员的合作必须经过朝夕的练习。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也很近于哈佛大学Mayo教授所谓social skill，直译是“社会技术”，意译是“洒扫应对”。用普遍社会学的名词来说：积极的和自动的合作需要高度的契洽，契洽是指行为前提的不谋而合，充分的会意；这却需要有相同的经验，长期的共处，使各人的想法、做法都能心领神会。换一句话说，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亲属在这方面说正是人和人的历史关系，家庭又正是养成亲密合作的场合。在家庭和亲属关系里，“社会技术”最易陶养，以礼来规范生活的社会也最易实现。儒家想创造一个礼尚往来的理想社会结构，中国原有的亲属组织也就成这结构的底子了。
（摘编自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有删改）
材料二：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没有知足安分的观念，那么传统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就无法适应并安定在资源匮乏的经济环境中。 |
| B．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希望人们能安于自己的身份，就像足球运动员安于足球比赛规则一样。 |
| C．亲属关系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都比其他临时约定的社会关系更能让人产生安于各自身份的感觉。 |
| D．与法的临时性有所不同，礼必须养成于长期的亲密合作中，因此礼尚往来只有在亲属关系中才能实现。 |
| A．传统在乡土社会中比在现代社会中影响更大，是因为有“礼”这种行为规范的维持。 |
| B．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加快，传统已经失效，因此法律的学习比传统的继承更加重要。 |
| C．礼治社会中人们熟悉并信服传统，法治社会中人们应付新问题的办法可以不合传统。 |
| D．人服礼的主动性来自于人们对礼的敬畏之感，这和今天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并无二致。 |
| A．“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是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的一个隐士对孔子不事生产的批评，从侧面也说明了孔子确实不懂农事。 |
| B．“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句话是孟子在强调社会分工时说的，表明劳心的统治者应向劳力的被统治者分配食物。 |
| C．“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个比喻是许由在拒绝尧让天下给自己时说出的，从侧面也体现出了庄子知足的态度。 |
| D．“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这个法则是墨子从工匠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从侧面也体现了墨子对技术的兴趣。 |
5．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提出“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无论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苏轼都造诣极高。他的成就与他勤于读书、善于读书有很大关系，他所倡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治学理念，对于今天读书治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的急功近利和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中巧用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来阐述治学之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即在博览群书时要汲取书中的要领和精髓，从大量的知识或材料积累中，提炼出精华部分再著书立说。所谓“厚积”“博观”，是指广博地获取知识，丰厚地积累学养。所谓“约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薄发”，是在“厚积”的基础上，进行严谨阐释。在《与张嘉父七首》其七中，苏轼以富人之筑大第须储材充足为喻，对“博观而约取”进行详细阐释，指出只有广博地积累学养，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苏轼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熟读深思，对事理或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习，即“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学遵循此法，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一生日课”“一书数过”“一意求之”。
“一生日课”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治学筑牢根基。宋人陈鹄讲过苏轼抄《汉书》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诵，无一字差错。苏轼直到晚年，仍乐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随苏轼贬谪儋州的苏过，以父为师，将一部《唐书》 抄完，而且接着又抄《汉书》。苏轼视之为“穷儿暴富”，认为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 学识、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数过”是指读书要坚持反复阅读和揣摩，不能浅尝辄止。在治学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汉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种方法与人分享，苏轼对于《周易》也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终写就《东坡易传》。
“一意求之”是指治学要有针对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轼认为，治学时要针对一个主 题做研究性阅读，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
苏轼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强调要学用结合，把治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以著书立说为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苏轼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苏轼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建议改善官驿投宿问题。他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
摘编自赵纪萍《“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的治学之道》)
材料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严肃批评了一种不良学习现象，他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 ’，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里手”虽然学了不少、看似谙熟，但实则“夹生”，没有真正学懂弄通、融会贯通，难以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是十足的知识“搬运工”、典型的“死读书”，最终也必然成为“书呆子”、变成“客里空”。
“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看领导干部水平高不高，不是单纯地看他读书多不多，而主要看他运用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不强。读书学习，目的是为了启智增慧、提高本领、涵养情操，而不是单纯为了追求读更多的书、储存更多的书本知识，当所谓的“知识里手”。坚持学用相长。在干中学、学中干，是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要处理好学与干的辩证关系，既善于向书本学习，更善于向实践学习，运用好知和行“两只翅膀”，驾驭好学和用“两个轮子”，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让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水涨船高”，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摘编自华金良《莫做“知识里手”》)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 A．苏轼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方面均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与他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 B．受到自己父亲的影响，苏过也曾经把抄书作为必修课，因而迅速地增长了学识，积淀了深厚的学养。 |
| C．苏轼认为用“一意求之”的方法治学，既能做到精细化，又能从多方面吸收营养，可以夯实治学基本功。 |
| D．成长道路上，我们要学好书本知识，也要“读”好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之书”，处理好学与用的辩证关系。 |
| A．鲁迅《拿来主义》中的“占有”“挑选”与材料一中的“博观而约取”有相似之处。 |
| B．苏轼善用形象的比喻来说理，不仅在材料一中有体现，还体现在课文《赤壁赋》中。 |
| C．只要把知识真正学懂弄通、融会贯通，在工作中就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 D．“纸上谈兵”典故中的赵括熟读兵书，却不能活用，是“知识里手”的典型代表。 |
| A．李白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
| B．宋朝哲学家杨时提出：“学贵乎成，既成矣，将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成其学，则非学矣。” |
| C．明代诗人林鸿《饮酒》：“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
| D．荀子《劝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
材料一
当前，我国正面临人口增速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接近深度老龄化等新趋势。为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形势，2021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在一些专家看来，“三孩”政策已经满足了中国人对生育的基本需要，但政策成效仍需一定时间才能逐步显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泓谈及生育意愿问题。他认为，中国生育意愿低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生育的社会责任大，二是经济负担重，三是婴幼儿无人照料，四是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为加快落实全面三孩政策，汪泓提出以下鼓励生育政策：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孩子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在个税抵扣方面，以新加坡为例，在有第一个孩子时可以要求5000新元的税收回扣，第二个孩子提高至1万新元，之后每出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得到2万新元的税收回扣。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例如，美国将幼儿托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立法保障经费投入和推行质量评价系统，推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保障，倡导女性就业平等，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
四是在住房、教育和医疗上下大力度减负。橙子认为新加坡为鼓励生育，在住房支持上，出台“已育有孩子的夫妻，在申请租屋时具有优先权，且享有租金优惠”等政策；在医疗补助上，建立医疗基金，加大对接受辅助受孕疗程的夫妇给予补贴，补贴额度占到总费用75%以上。
“当前的重点是要继续推进三孩政策，加大实施力度，重点解决年轻人不敢生、不愿生、生不好、养不好'的问题。”汪泓说。
（摘编自王红茹《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剧中国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
材料二
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的低生育率的强化和固化，反映出由于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家庭制度作为支持生育活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在弱化。因此，针对当前的低生育率现象，需要通过家庭制度的变革、通过建设有效的家庭制度来支持人口的生育。
应对低生育率社会挑战的第一种家庭制度建设，是恢复和加强家庭的功能，从而支持人口的生育。影响生育行为的一个基本家庭因素是家庭的经济收入。橙子认为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和降低生育的相对成本，会带来对生育子女的收入效应，从而增加家庭生育。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返还，包括对多子女家庭的税收返还和养老开支的税收返还政策，或者直接为家庭提供生育津贴，对于生育会有积极作用。
增强家庭功能的另一个因素是协调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提高夫妻家庭生活的时间和增加闲暇，本身有利于他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选择。此外，研究表明，性别平等亦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特别是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通过增加男性家务劳动和参与子女养育，会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破坏家庭功能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家庭形成的推迟和大量的家庭分离，这使人口流动对生育表现出中断效应。因此，加强对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生活的支持，减少迁移过程中的家庭分离和促进迁移者家庭的社会融合，将有利于我国生育水平的恢复。
应对低生育率社会挑战的第二种家庭制度建设，是将家庭的功能转移到社会，并因此支持家庭的发展和福利。如果我们认识到家庭变迁过程的客观性，就会知道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已经无法回归传统的家庭形态。家庭功能在日益衰落，因此需要的不是增强家庭的功能，而是减轻家庭的责任，橙子认为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来减少家庭的负担，从而支持人口的生育。这包括更加广泛的对家庭生育的社会支持，通过建设社会化的托育托幼制度、建设社会化的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可以减少家庭的压力，从而增强夫妇生育的意愿和行为。
通过家庭制度建设来加强对家庭的社会支持，另一个策略是增强社区的作用。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通过提供养老、子女照料、子女教育等社会服务，减轻家庭生活的压力。
我国未来有相当大的概率将面临长期低生育率的状况，因此，需要将传统的生育政策扩展为家庭政策，通过家庭制度的建设来支持和服务人们的生育。家庭制度建设有两个面向：一是增强家庭功能的家庭制度建设；二是减少家庭压力的家庭制度建设。前者可以说是“再家庭化”，后者可以说是“去家庭化”。
（摘编自任远《低生育率社会的家庭制度建设》）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当前实施的“三孩”政策足以应对人口增速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接近深度老龄化等人口形势，成效正在逐渐显现。 |
| B．中国目前依然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其中在就业上的不平等和在家庭内部的不平等，都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 |
| C．新加坡为鼓励生育在住房和医疗等方面采取的优惠和补贴政策，可以降低生育的相对成本，属增强家庭功能的家庭制度建设。 |
| D．社区可以加强对家庭的社会支持，比如组织老年人发挥余热，既可解决养老问题，还可以提供子女照料、子女教育等社会服务。 |
| A．当前中国生育意愿低的原因之一是生育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责任，所以需要通过建设有效的家庭制度来支持人口的生育。 |
| B．人口流动本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随之出现的家庭形成推迟、家庭分离等问题依然使其成为阻碍人口生育的重要因素。 |
| C．在家庭客观上已经发生变迁、无法回归传统形态的背景下，减少家庭责任的家庭制度建设比增强家庭功能的家庭制度建设更重要。 |
| D．要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仅仅靠人口政策是不够的，还应当通过家庭制度的变革、通过建设有效的家庭制度来支持人口的生育。 |
| A．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家庭收入的增加，无论抚养孩子的成本是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或下降，还是保持不变，父母对孩子的需求都会减小。 |
| B．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家庭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家庭内部财富开始倒流，从父辈流向子辈，家庭及整个社会出现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
| C．人口的增殖能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
| D．人类繁殖也是按照生物繁殖规律进行的，人口增长在达到一个饱和点后，便会趋于静止，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当达到饱和点之后就不再吸入。 |
5．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携程创始人、北大教授梁建章提出：教育减负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关键之一。请结合材料，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