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诗人屈原将楚地祷祝之辞的巫歌和《诗经》中“赋”的创作方法有机地融会在一起，加之他的激情，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言散文诗因此产生。以《离骚》《九歌》为代表的文言散文诗组成的《楚辞》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模仿“骚体”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在探讨《楚辞》的渊源时，大多以为是楚文化造就了这种特点鲜明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或以为它也受到中原文化，主要是《诗经》的影响，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若《楚辞》仅仅停留在当地祝祷之辞和巫歌的基础上，就不成其为《楚辞》而只是当地祝祷之辞和巫歌了；若《楚辞》的写作仅停留在《诗经》的传统方法上，就仅仅是《诗经》之余绪了。故《楚辞》应该是楚文化与华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楚国当地祝祷之辞和巫歌与《诗经》有机结合的产物。

其实对于《楚辞》受《诗经》影响的见解，前哲先贤是有过精彩论述的。汉宣帝早就指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鸟兽草木多闻之观”数语，明显指出辞赋是继承《诗经》传统的。汉代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赋者，古诗之流也”。“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辞赋一体，汉人所说的赋往往包含《楚辞》。

南朝刘宋文学评论家刘勰则认为《楚辞》的产生是有多种渊源的，其中就有《诗经》的因素。《文心雕龙·辨骚》说过，“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刘勰所谓的“论其典诰则如彼”，是指《楚辞》中有不少思想性和创作方法同于儒家经典的地方，所谓的“语其夸诞则如此”，是指《楚辞》中有不少“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属不同于儒家的地方，而接近于战国纵横家好夸大其词的文风。不管《楚辞》的是非标准是否同于儒家经典，刘勰认识到《楚辞》在思想性、创作方法、诗歌形式等方面，是部分地渊源于《诗经》的；而其诡谲、夸诞之文风，则是受了战国诸子的影响。像汉宣帝、班固、刘勰这样的前哲先贤仅下论断或举例，并未详尽地阐述《楚辞》受《诗经》影响的情况。

论及《楚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确实具有丰富的华夏文化的因素，故需要了解楚文化逐步华夏化的进程。在楚文化的草创时期，即传说时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原始时期，基本处于以地方特点、民族特点为主的原始文化阶段。故楚国早期的统治者楚武王承认楚人是蛮夷，这一方面是基于楚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讲的却是历史事实。楚国的建立，奠定了以华夏文化为尚的基本走向。近年获得的以往从未知晓的《孔子诗论》，证实了《诗经》确实已经在楚国传播。春秋后期以后，楚国进一步开疆拓土，国土益发广袤，人口益发众多，民族融合日益加强，文化的趋同性日益明显。

（节选自王廷洽《〈楚辞>中所见<诗经>元素》）

材料二：

《楚辞》所出现的祭祀对象多数不具有《诗经》中神灵形象的那种崇高性，同时，它们身上的某些特征、属性，又是《诗经》祭祀诗中的神灵所缺少的。

《诗经》中出现的祭祀对象，基本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它们高高在上，或安处冥冥之中，接受和享用人们奉献的祭品。如果说他们还有活动，那也仅仅是降临神坛、醉饱辞返而已。《楚辞》中的祭祀对象则不同，除没有直接出场的至上神东皇太一外，其余诸多神灵或是上天入地，或是遨游九州，或是出行求偶，都处于运动之中，见不到端坐受享的静止之神。所以《诗经》祭祀诗中的神灵显得稳重但却缺少生气，而《楚辞》中出现的祭祀对象则给人以变动不居的感觉。

《诗经》中出现的祭祀对象是众多的，基本都是吉祥之神，见不到死者的幽灵。《楚辞》则不同，其中的祭祀对象除常见的天地山川之神外，还有冥神，即人死之后而转化成的鬼魂，《山鬼》《国殇》祭祀的都是阴鬼幽灵。正因为如此，《诗经》和《楚辞》与祭祀相关的作品，在美学风格上就又出现了另一个重要差异：如果说《诗经》祭祀诗中的神灵基本都是正剧的主角，是崇高的对象，那么《楚辞》中的祭祀对象还有悲剧的扮演者，有不幸的命运和它们伴随。

总之，《诗经》与《楚辞》两种文化文本在表现宗教神道观念时，在审美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深入分析《诗经》在表现神道观上与《楚辞》的审美异趣，可以理清两种文本所代表的文化的差异与特征，并可以进一步确认两种文化的存在历史状态及价值功能，亦可见出宗教文化对文学审美影响的清晰痕迹。

（节选自何长文《<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 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 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