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就有着“文雅”和“通俗”两类不同的小说。雅俗两类小说相互渗透融合，相互激扬前行，构成了整个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但雅俗两类小说，又确实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无论是创作目的、创作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而绝不只是语体——文言和白话的差别，就像律诗绝句和白话新诗不只是语体差别一样：将律诗、绝句译成白话新诗，无论译得怎样好，也总没了原诗的那种意境、韵味。实际上，语体之外它们还很有一些只属于自己，或者主要属于自己的更为本质的特征。在以往，许多研究者只从语体着眼，将通俗小说定义为口语写成的小说而忽略了更深层的本质特征。

小说通俗化的目的何在？古代的通俗小说理论家，几乎也一致地认识到是为了“通俗”——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然通俗化固能使俗者通，却未必能使俗者喜、俗者嗜，通只是达到喜、嗜的第一步。使读者喜其书嗜其书，应当是通俗小说家更高的境界和追求。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实现这种追求，则还须具备一些更深层的要素。大多数的通俗小说，会比其同时代的文史书乃至雅小说拥有的读者多，一个十分重要却并未被古代的通俗小说理论家明确认识到的原因是，它们的精神，比起文史及雅小说来，更与多数人相通，也就是说，它们的审美情趣更合乎大多数人的习惯，它们更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好恶爱憎，使之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引起心灵的震颤。

要言之，通俗小说具有十分鲜明的平民性，其平民性则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语言的口语化，内容的通俗化，精神的平民化。语言的口语化和内容的通俗化，实都为精神的平民化所决定。

在中国，由“市人小说”发展到长篇通俗小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也多带着一种娱人和自娱的目的，通俗小说本身的娱乐性品格也从未改变或减弱过，只是许多通俗小说理论家和作家，对这一点都讳言而已。

通俗小说的这种颇重的娱乐性品格，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则是它比一般的雅小说更多地强调故事的新奇刺激、情节的离奇曲折。

说通俗小说有颇重的娱乐性，并不等于说通俗小说不讲劝惩，没有雅小说的那种“资治体，助名教，广见闻”的功利倾向。相反，对于通俗小说的劝惩功用，许多的小说理论家和通俗小说创作者都十分重视。一些好的通俗小说总是让人在娱乐中接受教育，达到劝诫的目的，而所谓“颇重”，也是相对于一般的“雅”小说而言。

通俗小说颇重的娱乐性品格，对于中国小说自身的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促使了中国小说在唐传奇的基础上进一步“小说化”，促使了中国小说艺术的日臻成熟。不过这种娱乐性品格，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重故事情节而轻人物性格；重叙述而轻描写。它甚至导致了一批作家作品的堕落。

（节选自《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史论》）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亲戚关系，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联结，如今正在青年之中式微，他们以一种逃离的心态远离传统的亲戚关系甚至“断亲”。这里所说的“断亲”一般理解为跟直系亲属、同辈之间乃至与长辈之间日常的互动频率降低，或者没有交往，不是法律上所指的绝对的割断亲戚关系。

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总是要互助才能活下去。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更多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处在逐渐富足的状态，导致了每家每户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独立”的生存方式。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好的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我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亲缘关系，来获取我们的生存机会。

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各种内卷。尤其是教育的内卷，使孩子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辅导班和作业消耗掉了，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使得他们有了情感替代，用同学、朋友关系替换了亲缘关系。而且，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形成了一个圈子，造成“朋友圈”的替代，也就把原来的那些亲戚关系逐渐拉远。

作为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00后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抢占了青年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最近几十年，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造成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乃至国外选择工作和成家立业，这种居住地的远距离分化，导致了表兄弟妹甚至亲兄弟妹之间也没法频繁交往。

尽管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生子，之后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而结婚带来新的亲戚关系，他们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也将唤起新的亲缘，我把这个称为“亲缘唤醒”效应，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认知层面，即有的年轻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还有一个变化是，由于国家推行二孩三孩政策，未来很多年轻人会有二孩、三孩，独生子女的现状会有很大变化。那么他们又有了兄弟姐妹了，下一代就会有二代的表兄弟姐妹，这种回归，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复原，但某种亲情唤醒的回归效应应该是会出现的。

（摘编自何国盛《“断亲”青年：谁还在走亲戚？》）

材料一：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家——国”之间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的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大学》讲“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在家孝亲，推之事君；在家悌兄，推之事长。通过“孝”与“悌”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家齐而后国治”，最终达到德化天下的境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悌”所支撑的“家”，既具有生存论上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社会的“修齐治平”层面上也居于核心地位。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恰恰在这里，有着“公”与“私”的鸿沟：“家”似乎属于私德，似乎很难跨越到公共领域去。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家”与“国”的同构性关系一直受到很大诟病，似乎政治上的专制与家庭的伦理观念有着极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家”与“国”则分属两界，有其不可通约之处。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部位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修齐治平”就再难在现代社会立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在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理解“家”的作用。一如西方的宗教改革，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贡献，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分析那样；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包括孩子对父母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疼爱与尊重，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培育出来的家庭关系对现代社会同样非常有益。但是，在现代文化中，受限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家”在政治——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缺位的。霍耐特在分析现代社会时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思想，把家庭领域只是看成一种单纯给定的，没有什么进一步影响的结构，从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道德的建设中的作用”。这一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因自由主义作祟而在认识“家”的社会作用方面所存在的盲区。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一个民主性的共同体，是多么依赖于它的成员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个人主义，就不会长久地一直否认家庭领域的政治——道德意义。因为要想让一个人把他原先对一个小团体承担责任的能力，用来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服务，这个人必须拥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个和谐的、充满信任和平等的家庭里建立的。”霍耐特的论述有着强烈的实践智慧，具体点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家的政治——道德意义，算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再是宗法式的共同体，“家”作为专制温床的时代，也早已过去。现代家庭恰恰是培养共同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确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家”中教化出来的德性之人。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及”到对宇宙的爱，这正是“家”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能，是“个体”得以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家”所培养出来的善于合作的“个体”正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在“修齐”与“治平”之间找到新的联接点，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家”的传统，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观念有重大意义，这是其他价值观念得以发挥的基础。没了这个基点，整个价值系统中的其他规范就会飘摇欲坠，社会就会迅速进入失范状态。

（摘编自孙向晨《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材料二：

“家”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相比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从其起点上就不屈不挠地摒斥“家”，儒家文明对社会伦理、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建构，始终是从“家”出发，形塑“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这一“缘情制礼”的反复努力结果，不仅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也与民间丰富的小传统若合符节，不仅决定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也是更具坚韧性和独立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情的基础。即使20世纪初以来，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家庭革命”甚嚣尘上，家庭结构和模式、传统家国关系频受挑战，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并没有被根本撼动，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重建舶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想的依据。由此可见，不理解“家”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实质特点及其构成和变迁。

其次，“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事实。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摘编自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