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编纂年代最早的总集，脍炙人口。萧统为之作序，阐明编纂意图、选录范围，也体现了其文章审美的观念。

《文选》的编纂，是以当时存在的诸家别集和总集为基础的。西晋以来，已有各种总集的编纂，其中如华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是分体编辑的大规模总集，尤其能给《文选》的编辑提供很大的方便。既然是在集部书的基础上编成，那么基本上不收录经、子、史部书籍里的文字，是当然的。那首先是一个体例上的问题。不过萧统在《文选序》里并未明说这一点，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说明其不收录经、子、史书的缘故。他说，经书是教人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如何做人的，它们出于圣人之手，“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地位太崇高了，因此不能割裂截取当作一般文章那样编入总集。《老》《庄》《管》《孟》那样的子书“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作者的意图是要阐发某种思想主张，而不把文辞的美恶优劣放在重要地位，所以也不选。流传下来的忠臣贤人、谋夫辩士的话语，有些是美好动听的，但当初只是口头表述，并非写成的文字，也就不选。至于史书，是记载事实而寄寓褒贬的，也与单篇文章不同，当然也不入选。由这样的说明看来，萧统认为集部文章与经、子、史文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即集部文章应该是“以能文为本”的，亦即应该特别讲究文辞的运用的。《文选》就是要从这种讲求文辞的文章里选录其佼佼者。

《文选序》还有一段话更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选录宗旨。萧统说，虽然不选史书，但是史书里的序、论、赞、述却是要选载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文字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既然“事出于沉思”，那么就“义归乎翰藻”。意思是说，史书里的序、论、赞、述与书中一般叙事的文字不同，它们是很注意文采的，作者写作它们时在文辞运用方面是精心构思的，因此理当归属于讲求文辞的一类，也就应该选录于《文选》之中。总之，萧统是说，《文选》里选载的都是特别讲究文辞运用的文章。

那么，该怎么讲究呢？怎样的文辞才是萧统心目中的好文章呢？从“辞采”“文华”“翰藻”等词语，可以体会到，萧统要求文辞博富而美丽。《文选序》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学语言同社会生活里的种种事物一样，是从简单质朴向着精巧华丽发展的。这是萧统的文辞发展观，也是他心目中一个基本的文章审美标准。文章好不好，首先看它的辞采是否漂亮。应该说，这不仅是萧统个人的审美观，而且是他那个时代具有的普遍性的标准。

(摘编自杨明《从〈文选序)看萧统的文章审美观念》)

材料二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确实，在晋宋之际，自然山水已从此前的比德兴情转而虚灵化、情致化，成为审美的客体，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的集中涌现，从创作实践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英俊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萧统的《文选》，彼此之间的论述构成了所谓的‘同时代人’的历史意识。”就山水审美来说，这种“历史意识”即是对自然山水进入审美视野的思考，亦即对山水美学的建构。

萧统《文选》在多个层面体现了对山水文学的重视，最为明显的是在诗歌分类中列入“游览”“行旅”两个大类，选录了数量不菲的山水诗作。其中“游览类”共选录11人的23首诗，所选均是晋宋以来对山水进行“持续正面书写”的作品。殷仲文入选之诗为《南州桓公九井作》，是随桓玄游览安徽当涂九井山后的作品，“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以下六句，写景中融入个人情感，与其时盛行的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拉开了距离。谢混(字叔源)入选之诗为《游西池》，其中“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是备受称道的写景名句。沈约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足见二人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中的关键人物，萧统选入《文选》的这两首诗，恰恰是他们描写山水的代表作品。从中所能看到的，是脱离过去在孙绰、许询的诗中所能看到的那种抽象地阐说玄理的方向，明确地转向具体的山水描写。

“行旅类”共收录11人的34首诗。其中谢灵运的行旅诗作，逐物推迁，怀新寻异，山行水涉，处处皆景自他以后诸人入选的作品，多数已是典型的山水诗了。由此可见，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山水诗”的概念，但在“游览”“行旅”两大类中已大量选入了山水之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声色大开”的时代风潮。

(摘编自赵厚均《〈文选)与山水美学的建构》)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敦煌学已经拥有122年的历史，藏经洞文献也几乎全部公布，敦煌石窟的图像也大量数字化展示，敦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论普及还是提高，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然而，与成绩相伴而生的，就是敦煌学的有些研究课题已经陈旧，没有新意，甚至有不少炒冷饭、重复劳动的所谓“成果”，研究文献显得鱼龙混杂。

因此，我们应当面对学术发展的新形势，来探讨敦煌学研究能够提出什么新问题，要推进新问题的研究需要什么新的方法。我这里仅就自己所涉猎的范围，略谈几点看法。

第一，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资料无疑是许多没有见过的中古时期的材料，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但从罗振玉以来按照传统学术方法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数都把敦煌文书看作拾遗、补缺的资料。因为他们关注的历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政治史，以及在传统王朝体系范围之内的各项制度，所以他们利用敦煌资料主要是补充已知的历史叙事，比如用《常何墓碑》来补说玄武门之变，用唐代户籍补证均田制是否实施，等等。

然而，敦煌材料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原始性。我们现在有关中古时期的历史书写，主要是依靠传统王朝的史家整理过的著作，如正史、编年史等，即使有一些文人笔记或文章，也是着意写作的“编纂史料”。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这些“编纂史料”受到很大的质疑。这种后现代思潮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有其道理。我们要观察一个时代的历史，更好的是用原始材料。敦煌就保存了大量未经人为的造作而直接废弃的原始公私文书，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历史、书写历史的原始依据。

不能否认的是，敦煌毕竟是一个边缘城镇，敦煌原始文书所涉及的内涵往往是当地的一些事件，甚至是民间的一些琐事，不能取代“编纂史料”所阐述的宏大叙事，但正是这种原始性的、边缘性的、民间性的材料，提供给我们观察一个地方社会本来面貌的最好视角。在帝王将相构成的王朝政治史之外，其实有着丰富的社会史、生活史、观念史、妇女史、医疗史等。在新的史学观念中，这些往往代表着“长时段”的历史，没有那么多战争、内斗乃至王朝更迭，而是反映历史长河中占据时间最长的“普通”史，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敦煌学者应利用敦煌提供的原始材料，利用我们多年来把握的处理原始材料的能力和方法，直接从原材料中来书写历史。我与余欣博士合作，用保存最为丰富的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公私文书，以编年体的方式，直接撰写“沙州归义军朝野系年录”，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第二，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或者说古书，有许多是散佚的古籍，有些甚至是此前没有见过的古人著作，因此十分珍贵。从敦煌学开始以来，一般都是用传统的观念，把敦煌写本文献放到中国传统的“四部书”系统当中，以版本学的方法，按照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作者，分门别类，对一位作者、一部书或一类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产生了很多“补遗”之作，也有一些分类合集。这些成果当然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为我们利用某个人、某类书，提供了可以依赖的文本和更加丰富的材料。

然而，这样整理出来的敦煌写本文献，显然不是中古时期文献的原貌，甚至把原本相关联的内容割裂开来。近年来，“书籍史”的研究给敦煌文献的整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我们必须采用“书籍史”的方法，引入“写本学”的技术手段，来重新整理敦煌写本文献，重新评估写本文献较之于版本文献的特点和价值。

写本书籍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除了像传统文献学那样关注“文字”之外，同时关注文献材料的物质属性，把文本的内容和材料放在同一时点上去观察，既关注“文”，也注重“本”。纸本取代简牍用于书籍的抄写，是书籍史的一个飞跃。轻便的纸张使得书籍的传抄和传送都变得更加容易，带动了知识的流动。但卷轴装的正规书籍更多成为图书馆的藏书，这些藏书有承自简牍书籍的一些固定格式。但有些实用类的书籍，如书仪、药方、占卜书、变文讲唱作品等，卷轴装不便翻检，于是册子本在中唐以后逐渐流行。这是文本内容推动了书籍形式的转变，而书籍形式的转变，更加便利了书籍以及所承载的知识的流通。到了印刷术用于印制书籍，册子本便逐渐取代卷轴装成为书籍的主流。

第三，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提供的丰富图像资料，很早就受到美术史学界的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前辈学者在解读图像的过程中，也尽可能地利用文献材料做对比，特别是有关佛教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经变画等，都从佛经文献中找寻相关的记录。敦煌石窟的营建与敦煌的地方统治者以及大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整理和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的刊布，许多石窟的营建史料被勾稽出来，有助于我们对石窟造作的理解。

第四，从学术增长的角度看，敦煌应当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从学术发展的一般逻辑可以得知，跨学科研究是推动学术繁荣发展的最好路径。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拥有大量的图像和文本资料，应当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进行跨学科研究，与其他学科实现共赢。

敦煌是一个佛教都市，敦煌石窟是佛教石窟，藏经洞文献也以佛典为主体，百年来学界对敦煌佛教文献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敦煌佛教史。敦煌原本处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最前沿，十六国时期属于凉州佛教的范围，自有其特点。虽然后来进入中原佛教的大体系当中，但中原一些佛典，特别是北朝的经疏多已佚失，而在敦煌有所保留。从北朝到隋唐，真正反映佛教思想的各家注释在敦煌都有哪些遗存，与中原部派的关系如何，哪些传来了，哪些没有，都值得仔细分析并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到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居然前后有两位唯识学大师——昙旷和法成，这不能不说是敦煌佛教的辉煌，但他们的学说仍然值得深入探讨，包括与吐蕃佛教的关系，与晚唐以后河西地区汉藏佛教的关系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应当培养具有佛教学素养和敦煌学功底的学者来进行，是跨学科研究的最好领域。

作为“三夷教”的摩尼教和景教，因为敦煌都发现了这两种外来宗教的汉文经典，所以引起了研究者的反复整理和研究。但敦煌发现的四种摩尼教经典，还需要敦煌学家结合摩尼教专家的解读，在敦煌文献和历史时空中给出合理的定位；而景教文献，由于敦煌学者和景教学者对于一些写本的真伪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更是需要做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才能够去伪存真，向前推进。纵现一百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汲时美注学术研究的问题点，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增进跨学科研究，才能够让敦煌学开拓出新的学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