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五言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诗经》中的诗歌，大体是四言的。《楚辞》及楚歌，则为不规则的辞句。楚歌往往陷于粗率。而四言为句，又过于短促，也未能尽韵律的抑扬。又其末流乃成了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等的道德训言。五言诗乘了这个时机，脱颖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诗，代替了楚歌，而成为诗坛上的正宗歌体。自屈原、宋玉之后，大诗人久不产生。五言诗体一出现，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诸大时代。曹操、曹植、陶潜诸大诗人便也陆续地产生了。诗思消歇的“汉赋时代”遂告终止。
五言诗产生在什么时候呢？钟嵘《诗品》托始于李陵。萧统的《昭明文选》也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几篇为李陵之作。徐陵选《玉台新咏》则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诸作为枚乘之诗。如果枚乘、李陵之时，五言诗的体格已经是那么完美了，则它们的起源自当更远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诗是当与汉初的《楚辞》及楚歌同时并存的。然而，在汉初，我们却只见有“大风起兮云飞扬”“诸吕用事兮刘氏微”“力拔山兮气盖世”，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即在武帝之时，也只有“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东方朔歌），“凤兮凤兮归故乡”（司马相如歌），“秋风起兮白云飞”（武帝《秋风辞》），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那么，枚乘、李陵的“良时不再至”“西北有高楼”等等的至完至美的五言诗，难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诫》、穆罕默德的《可兰经》似的从天上落下，由上帝给予的么？像这样的奇迹，是文学史上所不许有的。
我们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有提出什么重要证据来没有。钟嵘、萧统皆以李陵为五言之祖。然钟嵘他自己已是游移其辞：“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选》，先录《古诗十九首》，题曰古诗，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钟嵘尝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诗十九首》中。钟氏既疑其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萧统却反列于李陵之上。可见这两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这些古作的时代与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满肚子抱了疑问的。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此语最可注意。《汉书·艺文志》选录歌诗，最为详尽，自高祖歌诗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无不毕录。假如李陵有如许的佳作，《艺文志》的编者是决不会不记录下来的。又《汉书》传记中，所录诗赋散文，至为繁富。《苏武传》中，李陵有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是苏武还汉时，李陵置酒贺武，与武诀别之诗。所谓李陵别苏武诗，盖即此诗而已。别无所谓“良时不再至”诸作也。这诗乃是当时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当时的情绪与气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能辞”“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这三首“别诗”，诚极缠绵悱恻之至，然岂是李陵别苏武之诗！又岂是“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下数行，遂与武决”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艺文类聚》中，又有李陵的《录别诗》八首，“有鸟西南飞”“烁烁三星列”等，则更为不足信了。
苏武亦传有“结发为夫妻”“黄鹄一远别”诸诗，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诗之上。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诚是一篇悲婉至极的名作，却奈不能和苏武这一个人名联合在一处何！又有武《答李陵诗》一首，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别李陵诗》一首，见《初学记》。则更为显然的伪托。
为什么钟、萧诸人定要将这些绝妙好辞抬高了三个多世纪而与李陵、苏武发生了关系呢？可能的解释是：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沦没，衣冠之家不东迁则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苏、李的境况，常是他们所亲历的，所以他们对于苏、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于这样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无意之中，为苏、李制造附加了许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便是在这样的动机下伪作出来的。将许多无主名的古诗黏上了苏、李的名字，其动机当也是这样的。至于五言诗始于枚乘之说，则连钟嵘、萧统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一说，较之始于苏、李的一说为更无根据，更无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他以《古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为枚乘作，更加了《兰若生春阳》一首。大约硬派这九首“古诗”于枚乘名下的，当是相沿的流说，未必始于徐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已说起：“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好奇过甚，以此“或称”，径见之著录了。
总之，五言诗发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年—前87年）的一说，是绝无根据的。在六朝以前没有人以五言诗为始自景、武之世，也没有一首五言诗是可以确证其为景、武之世之所作。
（摘自郑振铎《古代文学史》）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钟嵘和萧统这两位文艺批评家都认为五言诗始于李陵，徐陵的《玉台新咏》则认为一些五言佳作是枚乘之诗。 |
| B．作者认为在汉初或者推迟到武帝时都不见一点五言诗的踪影，因此那些至完至美的五言诗不可能是枚、李的作品。 |
| C．钟嵘、萧统对“去者日以疏”等作品的创作时代与作者均有自己的看法且对其确信无疑，但二人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 |
| D．作者认为五言诗发生于景、武之世没有根据，这与人们无法证实任何一首五言诗的确切创作时间是景、武之世有关。 |
| A．楚歌与四言诗的不足给五言诗征服一切提供了时机，由此可知后来的七言诗可能也是基于五言诗的某些不足而诞生的。 |
| B．由原文第二段所引用的诗歌中多含“兮”字、题目中多含“辞”或“歌”字来看，汉初及武帝时楚辞、楚歌等文体是最流行的。 |
| C．《汉书·艺文志》和《汉书》传记中收录的文章非常丰富，然而都没有“良时不再至”这首诗，可见利用此类书籍证伪是一种有效途径。 |
| D．作者认为三首“别诗”缠绵恻之至，与李陵当时的情绪气概不符，说明做研究推理不能脱离人物的经历和特点。 |
| A．文章首段提出五言诗诞生的背景以及产生的影响，反复使用“便”字体现其影响的迅速与巨大。 |
| B．第二段先提出五言诗产于何时的问题，然后介绍钟嵘、萧统、徐陵的错误观点，树立批驳的靶子。 |
| C．第三段作者首先批驳对方的论据；再提出自己的论据，这些论据资料详实丰富，且思考角度多样。 |
| D．第五段探究钟、萧、徐要将五言诗诞生时间提前并认定作者是苏、李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的境遇与苏、李相似。 |
| A．作者认为，摩西的《十诫》、穆罕默德的《可兰经》从天上落下，由上帝给予，这种奇迹出现在宗教作品中是正常的。 |
| B．作者认为，五言诗从诞生时便有枚、李“良时不再至”“西北有高楼”等至完至美的作品，是不可接受的。 |
| C．作者将五言的作品与《十诫》《可兰经》放在一起形成类比使错误观点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 |
| D．运用“难道”加强反问语气，以“竟”突出不可置信，以“不许有”表达断然否定之意，加强了议论语言的情感性。 |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中的科学定位。顾名思义，所谓根，就是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文化；所谓魂，就是说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价值观念和黄河文化一脉相承。
黄河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根，是因为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并留下了宏伟的物质标志。农业是文明之母，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建筑凝结了黄河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标志。从夏朝都城依黄河及其支流建立并转移，到元朝定都北京，再到明清，黄河流域很多地方成为都城，留下的建筑成为文明的见证。黄河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魂，是因为中华文明传承了黄河文化的精粹，并凝聚融合成大一统的国家。
以黄河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融合统一的灵魂。中国传统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是儒学，儒学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的一个学派。汉武帝为适应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需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由私学一跃而成为占据正统地位的官学。此后的历代王朝，均大力加以提倡，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儒学渗透到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秦汉至南北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使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大大扩展。这时，黄河文化的覆盖面已远不止黄河流域，而达到了两汉的疆域，其文化的影响力远及西域、日本与南海。从隋、唐至元末，中国境内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黄河文化的覆盖面进一步得到扩展。至清朝建立，黄河文化与周边的诸种文化相融合，便进一步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
（摘编自田学斌《黄河文化：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材料二：
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是黄河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也是黄河文化中的原始民族精神，这是与原始社会黄土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相伴相生的。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使黄河流域先民们的创造力、开拓精神、不屈不挠的斗志被激发到了极致。于是在缺少文字记载传承的远古，这种精神以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在了中华民族成长的源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原始民族精神。崇德向善重义的人文主义精神源于黄河流域的祖宗崇拜和家庭伦理社会结构。西周初年统治者实行了以礼乐德治为特点的宗法分封制，后又经春秋战国的进一步含蕴和“大一统”下儒家文化的“高高在上”，中华民族的主导民族精神得以确立。从此之后，以崇德、向善、重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覆盖并构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一方面追求社会秩序的“天下大同”，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下大同”的践行者在个人，于是产生了独具社会伦理特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级序进。在这架联结个人和群体的逐级序进中产生了大量的人文主义精神，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患寡而患不均”等。
美美与共的和平理性精神来源于黄河流域艰苦的农耕生活。因艰苦求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养成了务实、勤劳和理性的性格。黄帝和炎帝涿鹿之战后的结盟，又使其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民族融凝方式：美美与共下的统而合或统而不合。费孝通曾把这种各安其位、联手发展的精神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家国一体的群体本位精神，是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和黄土高原独特生态合力的产物。史前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形式的宗主制政治，新石器时代晚期权力已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宗主手中。黄土高原上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态奠定了华夏族依赖土地、追求稳定、务实和不喜迁徙的民族心理。黄河流域时而发生的灾害，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抵御。于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出现了宗主带领民众集中权力推动大规模农事作业的举动，这种频繁出现的群体主义举措逐步养成了中国农耕经济社会的群体本位文化。
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黄河流域人民勤劳、勇敢、坚毅的守道精神。先民们向土而生，在勤劳的努力下，把中原大地的农业变成了不同于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精耕农业，含蕴了高度发达成熟的中华文明。
返本开新模式下的创新精神源于黄河流域的祖先崇拜和由此形成的寻根文化，表现在文化传统上，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而中国文化史中多有注经之作。这种看似保守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返本开新模式下的创新精神。因为“返本”是问题导向下的返本，追根溯源的过程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新过程。因而返本开新，即：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之下，对原典重新解读，接续鲜活的智慧，找到新的亮点，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之光。
（摘编自陈会娟《黄河文化孕育的恢弘大气的民族精神》）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 A．黄河流域历代都城留下的建筑凝结了黄河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标志，成为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见证。 |
| B．黄河文化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粹，以黄河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是民族和国家融合统一的灵魂。 |
| C．黄河文化的覆盖面随着历史上民族大融合两次高潮的到来而不断扩展，至清朝建立，黄河文化与周边的诸种文化相融合，便进一步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 |
| D．黄河文化中的原始民族精神在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中生成，并在缺少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 |
| A．儒学由私学跃为官学，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需要，并逐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 |
| B．崇德向善重义的人文主义精神，既追求“天下大同”，又强调个人的践行，于是产生了个人到群体的逐级序进。 |
| C．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具有勤劳、勇敢、坚毅的守道精神，创造了与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精耕农业不同的生产模式。 |
| D．先争战后结盟的黄帝和炎帝，找到了美美与共的民族融凝方式，认为各安其位、联手发展是最适合民族发展的。 |
| A．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
| B．和而不同，合作共赢 |
| C．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
| D．众志成城，家国情怀 |
5．请简要梳理材料一的行文脉络。
材料一：
司马迁在致任安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即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司马迁的研究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司马迁“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之学者依然可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有着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授司马迁公羊之学的董仲舒，对“天人感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此外，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淮南子》也有“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之说。由此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确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出这位伟大学者闳卓的史学理念。
（摘编自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材料二：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母题。这里的“天”并非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认为“天”就是“帝”，“天帝”主宰世间万物。天的意志被称为“天命”“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哲学思想，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门生，也许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另外，司马迁还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上天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史记·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他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他讽刺秦皇汉武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他虽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命。
此外，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面前应该如何应对。他提出“承敝通变”的命题，认为社会出现了弊病才会引起变化，主动的变革就是试图除去过去的弊政。他还总结出“见盛观衰”的法则，认为事物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弊端也就开始显现，从而逐渐走向衰落。所谓“物盛而衰，天地之常也”。他还试图从经济条件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史记》以《货殖列传》殿后是有深意的，它探讨和回答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行动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性的概括。
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摘编自宋伟《如何理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作为学者，既要有“通古今之变”的责任意识，又要有“究天人之际”的探求精神。 |
| B．司马迁之所以要“究天人之际”，一是受董仲舒的影响；二是他生活在一个进取的时代。 |
| C．《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可见司马迁完全赞同“天帝”是主宰世间万物的。 |
| D．《货殖列传》观点与马克思的“物质是基础”一致，是《史记》殿后的文章，可见其重要性。 |
| A．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鸿篇巨著《史记》，这与他具备坚定的学术信念、闳卓的史学观念紧密相关。 |
| B．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网罗”“略考”“综”“稽”，这研究方法依然值得今之学者学习和借鉴。 |
| C．“天人之际”的“天”，材料一认为“天”即“自然”“生态”；材料二认为“天”是“天命”“天道”。 |
| D．两则材料都围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念展开，但两则材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 A．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死前所言“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以“岂不谬哉”来评价。 |
| B．司马迁大力肯定法家的变法图强行为，对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作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 |
| C．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对物质基础的探究有其进步意义。 |
| D．“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迁敢于为农民首义的陈胜立传，表明他相信命运只掌握在自己手中。 |
5．司马迁在治学上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今之学者可获得怎样的启示？请结合材料二谈谈你的体会。
材料一：
数字技术催生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在带给人新奇审美感受的同时，也在给这个时代文艺精品的创作带来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成果，它滋润人们的心灵世界。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重新塑造着文艺的创意创作、生产消费、传播接受和鉴赏评论，为文艺精品的诞生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和条件。
数字时代的来临，赋予传统文艺精品新的呈现形式，让我们在数字化情景下与之再次相逢，并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比如，前段时间，央视老版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以弹幕版形式亮相视频网站，在年轻观众中引发了观剧热潮。视频网站、弹幕观剧的加入为数字时代文艺精品传播提供了范例。再如近年来持续开展的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让荣获“文华大奖”“梅花奖”等重要奖项的优秀之作以及各剧种的保留剧目，借助网络平台赢得更加广泛的受众。更不用说，“数字敦煌”“云端国博”等项目为民族艺术瑰宝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各地美术馆举办的网络美术展书法展，无不展示着传统文艺精品在数字化时代的持久生命力。一言以蔽之，真正的精品不会过时，数字技术赋予文艺精品更多样的打开方式，为大众走近文艺精品搭建新的桥梁。
数字时代特有的技术和艺术手段、传播和欣赏方式、审美和接受心理，更孕育和催生着新的文艺精品。文艺精品之精，在于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创作者的重要使命在于以时代的方式捕捉、表现和丰富属于自己时代的美。数字时代的文艺精品应符合这个时代的技术特性，更应契合这个时代的美学要求，从形式到内容全方位反映和呈现社会生活，遵循当代语言语法，彰显时代精神气质，让人领略到人类文明行进到数字时代的新风景。全息影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数字时代文艺创作提供无限可能。虚拟歌手、虚拟演员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人机共演的银幕、人机共舞的舞台正在出现，这些文艺现象虽然还有些稚嫩，但充满生气和新机，必将成为孕育文艺精品的沃土。
数字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美学变革。数字技术在带给人新奇审美感受的同时，也给数字时代文艺精品的产生准备着美学基础。央视春晚节目《蜀绣》，把全息投影技术运用于舞美，令人耳目一新。数字技术赋能舞台美术，使之更富表现力和感染力，为舞台美学提供了新经验。同样，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影视作品画面更加清晰精致、音响效果更加立体震撼、视觉特效更加逼真华丽；相比于演员表演、实景拍摄等而言，影视后期制作的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极大丰富了影视艺术的内容和手法，拓展了美学空间。而依托数字平台观看造型艺术作品时，我们可以自由放大某个局部，也可以任意缩小整幅作品，同样推动着欣赏趣味和审美诉求的变化。总而言之，在“逼真感”“即时感”“互动感”“沉浸感”等数字时代耳熟能详、亲身体验的新感受背后，是一种喷薄欲出的新美学。
面对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文艺创作应该跟上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前进的步伐。在充分发挥新媒介新技术优势的同时，把数字技术所给予人们的独特感受，变成艺术灵感和创意，融入作品内部，体现到叙事逻辑、情节冲突、人物塑造、场景营构等各个方面，将奉献出受众喜闻乐见、又具有长久价值的精品力作。
（摘编自人民日报《新技术与新美学造就新精品》）
材料二：
如果把20世纪初期“美育”概念在中国的兴起视为现代美育意识的一次觉醒，那么在当下艺术大众化、生活化趋势下，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推动美有意识的再次觉醒，而且这一次觉醒更加自觉和主动。据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其中手机网民7.88亿。对于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而言，网络不仅构成表层、世俗意义上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与沉浸其中之人的心理状态、趣味爱好、思想情感紧密结合。在这个被网络改变的世界中，网民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网络强烈的交互特性和参与感，改变着传统的美育关系，拉近乃至消弭美育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促使最广泛的社会成员主动唤醒自己美的意识并自塑为美育主体，通过丰富多彩的审美活动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心灵解放。
不过，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空间里美的标准有时会陷入模糊，恶搞经典、戏谑传统、抹黑英雄、解构历史、消解神圣、拒绝崇高，以及语言暴力、格调低俗、简单复制、娱乐至死，片面追求消费快感和感官刺激等都对美育生态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正视和解决，则有可能使人在消极审美体验的长期积累下，以丑为美，趋丑避美。因此，互联网时代美育同时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养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发挥互联网在价值引导、人文关怀、审美启迪等方面的正向作用，创造立德树人、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清朗生态。
（摘编自胡一峰《构建互联网时代美育新格局》）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数字技术塑造着创意创作、生产消费、传播接受和鉴赏评论，它为当今文艺精品的诞生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和条件。 |
| B．数字时代已经到来。在数字化情景下，我们与传统文艺精品数字化的呈现形式再次相遇，获得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
| C．央视春晚节目《蜀绣》，把全息投影技术运用于舞台美术中，令人耳目一新，这说明美学变革必然依托技术进步。 |
| D．网络能促使最广泛的社会成员主动唤醒自己美的意识并自塑为美育主体，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和心灵解放的美育。 |
| A．当下再次觉醒的美育意识是以艺术的大众化、生活化为前提，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支撑的第二次美育意识大觉醒。 |
| B．“数字敦煌”“云端国博”等项目展示着传统文艺精品的持久生命力，说明数字技术赋予传统文艺精品新的呈现形式。 |
| C．作为传统文艺精品的央视老版四大名著剧集在年轻观众中引发了观剧热潮，视频网站和弹幕观剧的加入是其主要原因。 |
| D．虚拟歌手、虚拟演员、人机共演的银幕、人机共舞的舞台，虽显稚嫩却充满生气和新机，已成为孕育文艺精品的沃土。 |
| A．文艺创作应该紧跟上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前进的步伐。 |
| B．社会成员要拉近乃至消弭美育主体与对象间的距离。 |
| C．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
| D．对网络上恶搞经典、戏谑传统等行为进行依法治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