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素食者和肠胃疾病患者来说，藜麦的发现是一个奇迹。藜麦不含麸质，富含镁和铁，比其他种子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包括人体无法独自生成的必需的氨基酸。美国宇航局宣布，藜麦是地球上营养最均衡的食物之一，是宇航员的理想之选。产于安第斯山的藜麦有一个令西方消费者神往的传说：印加人非常重视藜麦，认为它是神圣的，并且称之为“万谷之母”。不过，藜麦的爱好者却通过媒体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从2006年到2013年，玻利维亚和秘鲁的藜麦价格上涨了两倍。2011年，《独立报》称，玻利维亚的藜麦消费量“5年间下降了34%，当地家庭已经吃不起这种主食了，它已经变成了奢侈品”。《纽约时报》援引研究报告称，藜麦种植区的儿童营养不良率正在上升。2013年，《卫报》用煽动性标题提升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素食者的肚子能装下藜麦令人反胃的事实吗？”该报称，贫穷的玻利维亚人和秘鲁人正在食用更加便宜的“进口垃圾食品”。《独立报》2013年一篇报道的标题是“藜麦：对你有利——对玻利维亚人有害”。这些消息传遍了全球，在健康饮食者之中引发了一场良心危机。在社交媒体、素食博客和健康饮食论坛上，人们开始询问食用藜麦是否合适。
这种说法看似可信，被许多人认可，但是经济学家马克·贝勒马尔等人对此则持保留意见。毕竟，藜麦贸易使大量外国资金涌入玻利维亚和秘鲁，其中许多资金进入了南美最贫穷的地区。几位经济学家跟踪了秘鲁家庭支出的调查数据，将种植且食用藜麦的家庭、食用但不种植藜麦的家庭和从不接触藜麦的家庭划分为三个小组。他们发现，从2004年到2013年，三个小组的生活水平都上升了，其中藜麦种植户家庭支出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农民们正在变富，他们将这种新收入转化为支出又给周边民众带来了好处。那么藜麦消费量下降34%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很长的时间内两个国家的藜麦消费量一直在缓慢而稳定地下降，这意味着消费量的下降和价格的激增不存在明显的联系。更加接近事实的解释是，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只是想换换口味，吃点别的东西。
为了解藜麦的种植情况，我去了秘鲁科尔卡山答，这里在印加时代以前就得到了开垦。藜麦是一种美丽的作物，拥有深红色或金黄色的巨大种球。在安第斯山的这片区域，人们在梯田上同时种植藜麦以及当地特有的玉米和马铃薯品种。“国外需求绝对是一件好事，”我的秘鲁向导杰西卡说道，“农民非常高兴，所有想吃藜麦的人仍然买得起这种食物。”她还解释了另一个好处。之前，秘鲁城里人往往认为他们这片区域吃藜麦的人“很土”。现在，由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重视，食用藜麦被视作一种时尚。“利马人终于开始尊重我们这些高原人和我们的传统了。”玻利维亚西南部有一片遥远而不适合居住的区域，那里到处都是盐湖和休眠火山。在那里，我看到了由藜麦资金支持的当地急需的开发和旅游项目。千百年来勉强能够养家糊口的自耕农开始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投资。我在2017年4月听到的玻利维亚人对于该作物的唯一抱怨是，日益增长的供给正在拉低价格。玻利维亚的藜麦种植面积增长了两倍多，从2007年的5万公顷增长到2016年的18万公顷。马克·贝勒马尔后来对我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结局，因为它的价格不太可能再度回升。”在风景如画的科尔卡山谷，当太阳落山时，我问杰西卡，欧洲和北美的消费者是否应该为吃掉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的食物而感到内疚。我可以猜到答案，但我想听到当地人的亲口否认。“相信我，”杰西卡笑道，“我们有许多藜麦。”
乍一看，这一关于食物热潮、全球贸易和消费者忧虑的事件讲述了谎言被揭穿的过程。不过，这些受到错误解读的真相可能会对当地的人们造成真正的伤害。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沟通者会通过片面的事实、数字、背景呈现某种世界观，从而影响现实。在这个例子中，新闻工作者和博主出于高尚的理由引导消费者远离藜麦：他们由衷地为一个贫困群体感到担忧，害怕狂暴的全球贸易风潮会危及这一群体的利益。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一点：每个新手辩论者和犯错误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不过，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真相为沟通者提供了多大的灵活性。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件事物或者一起事件，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我将它们称为“竞争性真相”。
（摘编自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刘清山译）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藜麦适合素食者和肠胃疾病患者食用，并且由于其营养均衡，被美国宇航局认为是宇航员食物的理想之选。 |
| B．“马克·贝勒马尔等人对此则持保留意见”中的“此”，指一些人在社交媒体、素食博客和健康饮食论坛上询问食用藜麦是否合适这一做法。 |
| C．藜麦的大面积种植，让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重视也改变了当地人对藜麦带有歧视的看法。 |
| D．作者认为，尽管一些媒体引导消费者远离藜麦的做法值得商榷，但是其出发点却不是恶意的，他们为当地的贫困居民感到担忧。 |
| A．从第一段的内容可以看出，当一起事件超出了我们直接观察的范围时，有些人会根据他人提供的信息，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形成对该事件的看法。 |
| B．“它的价格不太可能再度回升”，可能是因为市场对蔡麦的需求量不再大幅增加，而藜麦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供给日益增长。 |
| C．“新手辩论者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可见他们都选择有助于推进个人意图的真相，这些真相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
| D．从藜麦事件可以发现，一组片面的事实编织在一起引发了一场良心危机，而这场良心危机可能会对玻利维亚和秘鲁当地的居民造成真正的伤害。 |
| A．《独立报》通过片面的事实和数据，称藜麦价格的上涨使玻利维亚人吃不起藜麦了。 |
| B．《纽约时报》直接援引他人研究，得出藜麦种植区的儿童营养不良率正在上升的结论。 |
| C．《卫报》使用了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标题强调黎麦价格上涨对藜麦种植者造成的伤害。 |
| D．《独立报》2013年发表了一篇报道后，在健康饮食者之中引发了一场良心危机。 |
| A．列举西方媒体对玻利维亚和秘鲁等藜麦种植区相关事例的报道来证明并批判“竞争性真相”的大量存在。 |
| B．第二段引出马克·贝勒马尔等人的质疑，引用相关经济学家的调查论证来反驳报道中的错误信息。 |
| C．第三段作者亲自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借助实地考察的真相对报道中的错误信息进行批驳。 |
| D．最后一段以新手论辩与犯错误小学生的自我辩护技巧进行类比，借助常规逻辑认知批判报道中的“竞争性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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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这一批以“80后”作家为主的“新东北作家群”涌现之前，东北籍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已屡领风骚，如迟子建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齐邦媛以《巨流河》享誉海内外文坛。但作家之为“群”，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以“抗战”为背景，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
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长久笼罩在东北工人头上的想象，比如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福利社会的状态讲述为粗野、懒惰、依赖性强、吃大锅饭，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常识”，而只是“东北想象”之一种——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想象自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一直居于主流，乃至于被东北人内化为自我指认。而在双雪涛与班宇等作家笔下，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一代，其潦倒落魄的表象下面，有不可让渡的尊严。他们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标准人”，是市场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计算；在“新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则游荡着太多的“畸人”，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被视为疯子或废人。双雪涛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记录着安德烈这样的中学同学如何拒绝向一个时代投降，直到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冷枪》中的“我”冒着退学的风险也要在宿舍楼里打一架，因无法忍受有人在电脑游戏中作弊。
对于父兄辈的失败者，双雪涛、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新东北作家群”这种依赖于“子一代”视角的叙述，同样可以被归为“青春文学”；或者更进一步说，随着这批下岗工人后代的青春叙述浮出历史，新世纪以来统治青年写作多年的“青春文学”的叙述程式到此终结。“青春”和“文学”这两个20世纪中国的关键概念长久地被“青春文学”所宰制，这种“青春文学”从90年代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侧重内心倾诉，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标榜一种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以所谓“叙述”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
“新东北作家群”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首先是语言的突围。具体地说，和以往“青春文学”常见的长句与陌生化比喻相比，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小说多用短句，充满着大量东北日常口语。句子的“长”与“短”的差异，落实在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家多用自由间接引语，而“新东北作家群”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这里显然有两种文学观的差异：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班宇的《双河》，小说第二节第一段，“我”与关系暧昧的刘菲在菜市场相遇，这短短一段有26个“说”，通过“我说”与“刘菲说”，层层揭示出“我”与刘菲的互相试探。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是共同体内部的写作。“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他们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仿佛历史的胎记，在双雪涛、班宇的多篇小说中，90年代9000元的中学学费不断出现，能够体会到这笔残酷的学费如何成为作者当年的梦魇——学费使得子一代最切身地体验何谓“下岗”，双雪涛小说的韩文版直接被译者定题为《九千班的孩子们》。这种间离而同一的文化立场，导致小说的叙述视角充满创造性。也似乎只能在这一文学的位置上，“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不使用心理描写，强烈的故事性，这大致是“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对班宇《逍遥游》的分析中，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说在复兴现实主义，并且强调了“写作”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现实主义的复兴，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见，“夺回”一些被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概念。比如寓言化的写作，班宇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作家；在一个废墟般的世界里，班宇将碎片转化为概念，将概念转化为寓言。无论是《空中道路》或是《冬泳》《夜莺湖》，小说最终寓言化的翻转，往往是不连续的两个历史时间叠搭在一起，历史的非连续性，使得小说里的“现实”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毕竟，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关乎救赎的表达形式。
“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这种召唤可以穿越文学场，抵达所有的读者。文学与现实，技法与伦理，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
（摘编自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作者迟子建、《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因其在文坛中出现的时间而未被划分入“新东北作家群”。 |
| B．一直居于主流的“粗野、懒惰、依赖性强、吃大锅饭”的“东北想象”，并未得到双雪涛、班宇等作家的认同。 |
| C．《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主角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可见作者对其拒绝向一个时代投降的做法是带有隐约的否定的。 |
| D．因采用寓言化写作而出现的历史的非连续性，使《空中道路》《冬泳》《夜莺湖》中的“现实”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 |
| A．作者在第二段提到作品中的两类人时特别使用了“标准人”“畸人”这样的称呼，隐含着作者对其不同的情感态度。 |
| B．共同体内部的写作有着超越个人视角有限性的优越性，又因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联系而有着为父辈“代言”的合法性。 |
| C．双雪涛、班宇的多篇小说中出现“9000元的中学学费”，韩文版题目“九千班的孩子们”比中文版题目更具有艺术性。 |
| D．在李陀看来，班宇在《逍遥游》中使用的寓言化的写作，符合“写作”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 |
| A．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盘锦豹子》） |
| B．父亲原是拖拉机工厂的工人，负责看仓库，所以虽是工人的编制，其实并没有在生产线上做工，而是每天在仓库待着，和各种拖拉机的零件待在一起。（《大师》） |
| C．世界呈现迸裂时的光芒，照耀了曾经微茫的青春和彼此离散的岁月。鸢尾花渐次爬上所有的山坡，眺望黑色的诗篇降临。（《夏至未至》） |
| D．砰砰几声，炮打青天，黄白色的纸钱在半空中开花，又纷纷扬扬地落下，迎着雾气与昏光，像一场幽沉宁静的雨。说是为工厂送葬，倒不如说是给自己出殡。（《工人村》） |
5．有些青少年沉溺于阅读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品，请根据材料，对这些青少年在阅读主题、文章语言、作品文学观方面的阅读选择提出一些建议。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周晓虹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序言”里，称这部著作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的里程碑。尽管费孝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后来成为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标志，但是从他进村之时写的《江村通讯》来看，作为一个人类学领域已浸淫数年的研究者来看，他应该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开弦弓村的造访将会触犯人类学的“文野之别”。
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的形成，与这一学科最初形成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的历史有极大关联。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未开化民族开始接触现代文明，人类学内部开始滋生出文化相对主义，加之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在以未开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与以西方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之间发生了接近与融合。
如果说“文野之别”的跨越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促成人类学向文明社会研究的转变”，那么对传统上的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来说，这种转变在费孝通那里还存在着对“他己之别”的跨越。
利奇一再强调，某些社会人类学家，欲图研究本社会的愿望可以理解，事实上也值得称赞，但危害重重。按照人类学当时的观点，研究熟悉的社会，先入之见就可能造成研究的偏见，如果是单纯的陌生人去研究，就不会受到偏见的影响。要避开利奇的忧虑，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或者说要实现充分的民族自省，研究者就必须具备费孝通先生晚年一再强调但青年时代已逐渐养成的能力——文化自觉。
我认为，在社会学领域你必须具备如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对于研究本土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则必须养成费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可以说，正是有赖于这种同样能够增进理性、看清世事的心智品质，费孝通才能在江村调查中实现对“文野之别”的从容跨越。
一般而言，在从事文化或者社会研究之时，与研究者的地位或身份相关的问题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自身文化或本民族成员之时，能否以及如何抽身其间，以避免熟视无睹或情感涉入，再或无法客观的研究问题。其二是研究你所陌生的异文化（比如人类学通常研究的土著文化）之时，能否以当地人自己的世界观或分析视角，去观察被研究的文化或民族成员，以避免囫囵吞枣或以偏概全，或隔靴搔痒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费孝通1997年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以“
如果说与异文化的接触能够使研究者摆脱对家乡或本土文化的“麻木”，形成对本土文化的“知之”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那么此时开弦弓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所发生的迅疾的社会变迁则快速促进了这种“知之”或“文化自觉”的养成。
如果说急速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原来浸淫其间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和文化的陌生化，而这陌生化保证了研究者在自己的文化中“出得来”，那么按费孝通的理解，在这多少被动的“陌生化”之外还有一条主动的“陌生化”路径可走，即致力于“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
解决了研究者可以研究本土文化或研究时能够“出得来”的问题，其实只是回应了前述“利奇之忧”的一半，另一半同样甚至更为棘手：以费孝通及1930年左右燕京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的微型社区研究，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概括幅员辽阔、错综复杂的中国国情？
费孝通通过《江村经济》及其后的微观社会研究而认识中国的努力并非没有留下遗憾。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来说，如果说无论是江村还是云南三村落入研究者眼中都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如何能够保证在这种偶然的类型“捕获”中不致挂一漏万，依旧不仅是一个操作上的难题，更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而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说，费孝通的遗憾则更为鲜明，尽管那是一个需要历史来负主责的问题。
派克对费孝通乃至十九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学的意义，在于他所提倡的“社区研究”为此时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提供了可能的具体路径。费孝通践行了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给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
按吴文藻所言，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是“试用”西方理论。
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二步，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验证”理论。一般而言，这种验证可能包括两步：其一验证西方理论的可靠性或普适性，其二通过实地调查认识中国国情；但费孝通的兴趣在后者，他赋予“江村调查”以鲜明的“认识中国”并进而“改造中国”的实践品格。但不可否认80余年前的这次调查起码昭示了现代社会变迁或包括工业化在内的乡村转型道路的多样性。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可能倒是因囿于“江村”经验，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对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在中国之推行深感疑惑，但这种对乡镇工业以及小城镇的执拗，本身存在消解发展或转型的多样性的可能，而中国近4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所昭示出从国有工业到乡镇企业，甚或再到富士康这样的外资企业的齐头并进，说明即使对同一个中国，转型的方式也不乏多样性。
在吴文藻的“蓝图”中，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三步，是“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的综合”。显然，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抛弃理论或西方理论重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
（据相关论坛演讲记录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 A．费孝通因为有文化自觉，所以能比较从容实现对文野、他己之别的跨越。 |
| B．费孝通认为对生活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能够增进理性、看清世事。 |
| C．急速的社会变迁导致的主动的“陌生化”有助于调查研究者能“出得来”。 |
| D．派克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对于费孝通探寻社会学中国化之路具有一定影响。 |
| A．从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的形成可知人类学起初主要是研究现代文明的。 |
| B．作者认为费孝通社会调查对中国从特殊到一般的概括性认识的过程是有遗憾的。 |
| C．围绕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的问题，本文采用例证、引证等多种论证方法。 |
| D．本文主要采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层进式论证结构。 |
| A．作者认同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的高度评价，承认《江村经济》是一个里程碑。 |
| B．作者认为费孝通很难从对江村的微观研究中得到一个对中国的概括性的认识。 |
| C．作者认为费孝通比较好地实现了吴文藻先生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三步。 |
| D．作者认为费孝通未能很好注意到小农的潜力以及工业化在乡村转型的多样性。 |
5．鲁迅在《拿来主义》结尾写道：“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面对新的外来文化，鲁迅和吴文藻、费孝通师生二人的做法有何异同？
材料一：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热度略有下降，人们有限的注意力对于“人工干预衰老”的遐想仍在发酵。既然技术可以对人进行改造，那么，“长寿”这一众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是否离我们也不再遥远了？
谷歌首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甚至有关于“长生不老”的预测，并公开表达人们理解不了他的原因是由于普通人直觉的线性思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非线性速度。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从医学技术进步，疾病可预测性的积极角度作了回应。他认为目前花费5000多美金，耗时7小时就能做一组基因测序，有着重大意义。对于医生来说，一个半夜因为心脏问题被送到急诊室的患者，依据其先前做过的基因分析，医生可以联系该突发的心脏疾病与其他疾病的相关性，甚至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所引起的，“而这之前的医学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大新闻视野》2018.12.7）
材料二：
对于基因编辑这把刀来说，现在的人类就是个孩子。因为我们对于基因的功能所了解的还太少，太有限，贸然除去我们认为的“坏”，改成我们认为的“好”，并不一定会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
就比如说导致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血红蛋白基因突变，直接来看会导致病人身体虚弱，无法承受稍大的身体负担。但是后来科学家们发现，这个突变会让携带者对于疟疾有更强的抵抗能力。而镰刀型细胞贫血症高发的热带地区，恰恰也是疟疾肆虐的地区。如果我们早早就拥有了基因编辑的技术，贸然把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血红蛋白基因突变都修正过来，是否就是功德一件呢？
退一步进，就算我们所有的基因编辑都是真的“好”，大家都对自己孩子的基因做出一样的“好”的改造，那么结果将是人类这个物种基因多样性的严重丧失。未来某一天，当有一种新的突发传染病出现时，当有某种极端环境来临时，基因整齐划一的人类很可能就失去了战而胜之的可能性。
（《科学大众》2018.11.26）
材料三：
至于这次事件背后的伦理学问题和法律问题，已经有太多的报道和讨论了，专业机构也已经介入，我就不必再多说了。
然而此刻，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更多想到的却是那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女婴，以及她们未来的人生道路。
曾经，基因编辑如同是科幻一般，但是今天，基因编辑已经发生在了人类身上，发生在了本不该被编辑的两个婴儿身上。可是我不禁科幻地想：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们不是都要首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吗？什么时候科学家们才能对自己的心做一个编辑呢？去掉那些过度贪婪的欲望，去掉那些对于名利的追逐，回归孩子般的好奇心，不忘对生命的敬畏——那才是我们研究生命的初衷吧。
（《新浪科技》2018.11.28）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热度略有下降，但引发了人们对“人工干预衰老”的遐想和对孜孜以求的“长寿”的思考。 |
| B．用“基因编辑”这把刀，除去我们认为的“坏”，改成我们认为的“好”，不会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因为现在的人类就是个孩子。 |
| C．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有太多的报道和讨论，甚至专业机构的介入，可见此次事件背后涉及到伦理学问题和法律问题。 |
| D．作者认为，科学家不仅要对基因进行编辑，更需要对自己的心做个编辑，呼吁科学家要不忘初心，保持对生命的敬畏。 |
| A．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人们理解不了他有关 “长生不老”的预测，是因为普通人直觉的线性思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非线性速度。 |
| B．材料一举阿龙·切哈诺沃从积极角度回应的例子，材料二以血红蛋白基因突变导致了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但也能抵抗疟疾为例，证明观点，增强说服力。 |
| C．即使基因编辑是真的“好”，对基因做出 “好”的改造，也会导致人类基因多样性的严重丧失。基因整齐划一可能会导致人类无法应对新的突发传染病。 |
| D．材料三中，作者从“两个女儿的父亲”的角度思考，想到那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女婴，以及她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体现了作者对基因编辑前景迷茫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