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之约

戴希

贞观七年腊月初八，迎着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大雪，唐太宗李世民忽然驾临朝廷大狱。

大狱里关押着已判死刑、只等执行的390名囚犯。

“我是李世民，今天问你们两个问题，你们要如实回答！”唐太宗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囚犯，“第一，对朝廷大狱给你们所定的罪行和罪责，你们可有异议？”

“皇上，我们一点不冤，我们认罪！”囚犯们应声跪下。

“那好！第二，”唐太宗声如洪钟，“说说临死前，你们最后的心愿是什么？”

跪在最前面、家住京畿扶风的囚犯徐福林，赶紧连磕三个响头，抬起头哽咽着说：“皇上，我想回家，看看我的父母妻儿，与他们做最后的话别！”

“这个，”唐太宗仔细打量他一番，把目光转向其他囚犯，“你们呢？都不要顾忌，但说无妨！”

“皇上，我们也一样！”囚犯们迫不及待地叩头、高喊。

“既然这样，我和你们订个‘死亡之约’，可都愿意？”

“我们愿意！皇上。”

“好！”唐太宗点头，“第一，准许你们不受任何约束地回家，看望你们的父母妻儿！”

囚犯们颤抖了，他们的眼里都有泪光闪烁。

唐太宗威严地审视他们，又说：“第二，你们必须保证：来年九月初四晌午之前，一个不少，自行、准时地返回朝廷大狱伏法！”

囚犯们一愣。他们相互看看，点头示意，高喊：“皇上，我们保证！”

户部尚书兼大理寺卿戴胄额上沁出豆大的汗珠，立即小心翼翼地靠近唐太宗：“皇上，这些囚犯可是杀人越货、罪大恶极之徒！他们丧尽天良、毫无人性。您放他们出狱，万一他们凶相毕露，或者逃之夭夭，怎么办？

唐太宗轻轻拍拍戴冑的肩膀：“爱卿，诚心才能换忠心！朕肯定他们不会辜负信任！”

“这……”戴冑不由自主地摇头。

牢门一开，囚犯们就像挣脱了牢笼的野兽，撒开双腿，没命地向家中奔跑。他们担心唐太宗变卦。

秋高气爽，惠风和畅。都城长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潮水般地涌向朝廷大狱所在的朱雀大街。一时间，150米宽的朱雀大街上人头攒动。人们踮起脚尖，好奇地张望，耐心地等待。

这是贞观八年九月初四，一个史无前例的死亡之约！

没人相信囚犯们守信用！

然而出人意料：那些个囚犯很快就来到长安，返回朝廷大狱，他们个个昂首挺胸，人人精神抖擞。

人们目瞪口呆，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晌午清点人数，已返狱389名！还差1名？戴冑急了。“怎么办呢？皇上！”他小心翼翼地问。

唐太宗浓眉一皱：“再清点一次，查查有谁未到？”

又清点人数，依然是389名，未到者正是徐福林！消息传开，不仅看热闹的民众七嘴八舌，已返狱的囚犯们也开始咆哮了：狗日的徐福林，他怎么能出尔反尔？他胆敢欺骗皇上？他是混蛋、孬种……

“怎么办呢？皇上！”戴胄诚惶诚恐地靠近唐太宗。人们也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这边。

“等等吧！”唐太宗把右手一挥。

半个时辰过去，不见徐福林的踪影。人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囚犯们则怒目圆睁、咬牙切齿。

又半个时辰过去，依然不闻徐福林的声息，人们忧心如焚。囚犯们暴跳如雷。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高喊：“来啦，来啦！”

“来啦！”人们循着吱嘠吱嘠的车轮声望去，还真有一辆牛车由远及近、匆匆赶来。很快，从牛车的车篷里探出一张男人的脸，这张脸消瘦、蜡黄、病恹恹的。狱吏定睛细看，不错，此人正是徐福林！

人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囚犯们的怒容也渐渐消弭。

“说说吧，怎么来晩啦？”唐太宗端详着徐福林的脸。

“返回长安的路上，我突然病倒了。幸亏中途拦住了一辆牛车，就雇了车继续赶路。”徐福林喘着粗气，“我起了个大早，本想早点返狱伏法，哪料事与愿违。唉，我有罪，罪孽深重啊。皇上！”

徐福林挣扎了一下，要下牛车给唐太宗下跪。唐太宗走过去扶住他：“徐福林，你别动，就在车上待着。”

“现在怎么办？皇上！”戴冑毕恭毕敬地问。

囚犯们无可奈何地低下头。他们明白，真正的死期就要到了。

“怎么办？”唐太宗把囚犯们一一打量过，突然朗声宣布：“大赦所有囚犯，让他们自由回家！”

人们惊讶得把嘴张成了大大的“O”形，囚犯们也半晌回不过神来。等人们终于回过神来，就见囚犯们跪在唐太宗面前，热泪盈眶地高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风云突变，西域叛乱。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任命唐朝名将侯君集为西域远征军统帅，统领15万铁骑远征西城。闻讯，390名囚犯慷慨激昂、自愿请战。他们在侯君集的带领下，一路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最后全部血洒疆场、壮烈殉国……

西域转眼收复，大唐开始抒写拓土开疆的壮丽史诗！

（原载《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7期，有删改）

走出沙漠

沈宏

①他们四人的眼睛都闪着凶光，并且又死死盯住那把挂在我胸前的水壶。而我的手始终紧紧攫住水壶带子，生怕一放松就会被他们夺去。在这死一般沉寂的沙漠上，我们对峙着。这样的对峙，今天中午已发生过了。

②望着他们焦黄的面庞与干裂的嘴唇，我也曾产生过一种绝望，真想把水壶给他们，然后就……可我不能这样做！

③半个月前，我们跟随肇教授沿着丝绸之路进行风俗民情考察。可是在七天前，谁也不知道怎么会迷了路，继而又走进了眼前这片杳无人烟的沙漠。干燥炎热的沙漠耗尽了我们每个人的体力。食物已经没有了。最可怕的是干渴。谁都知道，在沙漠里没有水，就等于死亡。迷路前，我们每人都有一壶水；迷路后，为了节省水，肇教授把大家的水壶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可昨天夜里，肇教授死了，临死前，他把挂在脖子上的最后一个水壶交给我说：“你们走出沙漠全靠它了，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千万别动它。坚持着，一定要走出沙漠。”这会儿他们仍死死盯着我胸前的水壶。

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这片沙漠，而这水壶是我们的支柱。所以，不到紧要关头，我是决不会取下这水壶的，可万一他们要动手呢？看到他们绝望的神色，我心里很害怕，我强作镇静地问道：“你们……”“少啰嗦！”满脸络腮胡子的孟海不耐烦地打断我，“快把水壶给我们。 ”说着一步一步向我逼近。他身后的三个人也跟了上来。完了！水壶一旦让他们夺去，我会……我不敢想像那即将发生的一幕。突然，我跪了下来，“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你们想想教授临死前的话吧。”他们停住了，一个个垂下脑袋。我继续说：“目前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沙漠，而眼下我们就剩下这壶水了。所以不到紧要关头还是别动它，现在离黄昏还有两个多小时，趁大家体力还行，快走吧。相信我，到了黄昏，我一定把水分给大家。”大伙又慢慢朝前艰难地行走。这一天总算又过去了，可黄昏很快会来临。过了黄昏还有深夜，还有明天，到时……唉，听天由命吧。

⑤茫茫无际的沙漠简直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任你怎么走也走不出，当我们又爬上一个沙丘时，已是傍晚了。走在前面的孟海停了下来，又慢慢地转过身。

⑥天边的夕阳渐渐地铺展开来，殷红殷红的，如流淌的血。那景色是何等壮观！夕阳下的我与孟海他们再一次对峙着，就像要展开一场生死决斗。我想此时已无路可走，还是把水壶给他们。一种真正的绝望从心头闪过，就在我要摘下水壶时，只听郁平叫道：“你们快听，好像有声音！”大伙赶紧趴下，凝神静听，从而判断出声音是从左边的一个沙丘后传来的，颇似流水声。我马上跃起：“那边可能有绿洲，快跑！”果然，左边那高高的沙丘下出现一个绿洲。大家发疯似地涌向湖边……

⑦夕阳西沉，湖对岸那一片绿色的树林生机勃勃，湖边开满了种种芬芳的野花。孟海他们躺在花丛中，脸上浮现出满足的微笑。也许这时他们已忘掉了还挂在我胸前的那个水壶。可我心里却非常难受，我把他们叫起来：“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为什么我一再不让你们喝这壶水呢？其实里面根本没有水，只是一壶沙。”我把胸前的水壶摘下来，拧开盖。霎时，那黄澄澄的细沙流了出来。大伙都惊住了。

⑧我看了他们一眼，沉重地说：“从昨天上午开始，我们已经没有水了。可教授没把真相告诉我们。他怕我们绝望，所以在胸前挂了一个水壶，让我们以为还有水。为了不让我们看出是空的，他偷偷地灌上一壶沙。事后，教授知道自己不行了，因为他已好几天没进水了，他把自己的一份水都给了我们。教授把事情告诉我并又嘱咐，千万别让大家知道这水壶的真相。它将支撑着我们走出沙漠。万一我不行了，你就接替下去……”

⑨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孟海他们已泣不成声。当大家回头望着身后那片死一般沉寂的长路时，才明白是怎样走出了沙漠……

百年震柳

梁衡

①地震能摧毁一座山，却不能折断一株柳。

②约在百年前，1920年12月16日晚8时，在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地震，震级8.5，裂度12，死27万人，震波绕地球三圈，余震三年不绝，史称环球大地震。这远远大于后来我国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③海原大地震实是地球的印度洋版块与太平洋版块相互挤压所致，与近年来的汶川大地震同出一因。有案可查，1982年国家地震局曾在当地开深槽验土，探得6千年来，在海原地区这两个版块就有6次因较劲失手而引发地震。第六次即海原大地震。这次地震，大地瞬间裂开一条237公里长的大缝，横贯甘肃、陕西、宁夏。裂缝如闪电过野，利刃破竹，见山裂山，见水断水，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庄禾田畴撕为碎片。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它照样噼噼啪啪，一路撕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柔枝弱柳，虽被摇得东倒西歪，断枝拔根，却没有气绝身死。狂震之后，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但又挺起身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

④为了寻找这棵树，从县城出发，车子在大山的肚子里翻上翻下，左拐右折，沿途几乎没有看到人家。可想百年之前，这里更是怎样的荒凉寂寞。正当我心头一片落寞之时，身下的沟里闪出一团翠绿，车头一折，拐入谷底。行到路尽之处，眼前的一棵大柳树挡住了去路。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它身高膀阔，蹲在那里足有一座小楼那么大。枝叶茂盛繁密，纵横交错，遮住了半道山沟。难怪我们在山顶上时就看见这里有一团绿云。欲问百年事，深山访古柳。但我不知道这株柳，该称它是一棵还是两棵。它同根、同干，同样的树纹，头上还枝叶连理。但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现两个半树中间可穿行一人。而每一半，也都有合抱之粗了。人老看脸，树老看皮。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粗糙、多皱，青筋暴突。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东奔西突，似去又回，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这棵树的树龄已经有500年，就是说地震之时它已是400岁的高龄，而大难后至今又活了100年。看过树皮，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真让你心惊肉跳。平常，一根木头的断开如果是用锯子来锯，无论横、竖、斜，从哪个方向切入，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美不胜收。以至于木纹装饰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木纹之美也成了生命之美的象征。但是现在，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如同五马分尸，地裂闪过，先是将树的老根嘎嘎嘣嘣地扯断，又从下往上扭裂、撕剥树皮，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横扯竖揪，惨不忍睹。但是灾难过后，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百年的疤痕，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块、洞、沟、瘤，像一块凝固的岩石，为我们定格了一个难忘的岁月。我稍一闭目，还能听到雷鸣电闪，山摇地动。

⑤柳树这种树种很怪。论性格，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枝条柔韧，婀娜多姿，多生水边。所以柳树常被人作了多情的象征。唐人有折柳相送的习俗，取其情如柳丝，依依不舍。贺知章把柳比作窈窕的美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在关键时刻，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表现出特别的顽强。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别的树不要，却单选中这弱柳与大军同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它遇土即根，有水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会轻生去死。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有极强的适应性，适于各种水土、气候，也能适应突如其来的灾难。它木性软，用来做案板，刀剁而不裂；枝性柔，立于行道旁，风吹而不折。美哉大柳，在人如女，至坚至柔；伟哉大柳，在地如水，无处不有。唯我大柳，大难不死，百代千秋。

⑥我想，那海原大地震，震波绕地球三圈，移山填河，夺去27万人的生命，为什么单单留下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肯定是要对后人说点什么。

（有删改）

【推荐3】唐宋古文运动（节选）

钱仲联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

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

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

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材料一：

基础科学是以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球科学、逻辑学七门基础学科及其分支学科、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有物理化学、化学物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球生物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在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中，与应用科研解决从“1到∞”的问题不同，基础科学研究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即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基础科学研究是高新技术的“地基”，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都与基础科学研究紧密相关。比如，量子论和相对论的产生，促成了半导体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与核技术等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遗传定律和DNA双螺旋理论的发现，奠定了现代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基础。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创新能力的“供给侧”，是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动机”。

（摘编自罗志敏《“双一流”高校，耕好基础研究“责任田”》）

材料三：

很多人习惯于将“科学—技术关系”想象为如此的线性模式：大学和科研院所贡献科学知识，对科学的应用形成技术，企业对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就是创新。这也对应于科技统计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的研发形态三分法。

但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技术的发展逻辑与科学截然不同，更不能将其简单视为科学的应用结果。科学是在给定条件下探求世界的规律，是“求真”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往往高度不确定；技术的本质则是“务实”，是在已知终点的情况下寻求实现结果的适当条件。这两种迥异的发展逻辑决定了科学与技术之间一系列的重要差别和联系。

首先，由于科学求真并不必然考虑“有用性”，因此科学发现并不会自动导致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100年前波尔对原子结构的研究、今天科学界对黑洞和新粒子的痴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不会在短期内看到实用的方向。即便“求真”过程存在对“有用性”的考虑，科学原理的突破也必须同具体的现成技术相结合，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其次，由于技术的“务实”集中表现为“能够达成特定现象”，因此技术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需要科学的支持。解决技术问题的关键往往在于在反复试错摸索中积累的“经验”和“匠心”，经验越老到，现象的达成就越稳定。一旦获得必要的经验，产业发展就获得了初始动能，而不必等待科学知识健全之日。以自行车为例：诞生 200年来，自行车稳定行驶的原理至今成谜，此前出现的陀螺效应、前轮尾迹等解释被先后证伪，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成长为千亿级产业。

最后，除上述差别之外，科学和技术之间也可以建立互动。对这一问题最经典的讨论来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从十字军征讨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随之出现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

恩格斯在此指出了技术对科学的两种作用路径：一是技术需求（即恩格斯说的“生产”）为科学提供了研究对象；二是作为实验手段和研究载体，构成了科学“给定条件”的一部分。从这两方面来看，“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实……多得不可胜数”。

在前一种情形中，响应技术进步的需求成为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其中既包括在现有技术达到极限时为技术升级寻找新的科学原理，也包括用科学语言“翻译”技术经验、以科学原理保障技术“适当条件”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转移性。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和工研院的基础研究源自攻克技术瓶颈和“翻译”技术经验的任务，是对技术环节发起需求的科学响应，也是对“务实”和“求真”的兼顾。但这种兼顾却在传统三分法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因为这往往需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之间的有机联动。

有很多术语描述这类跨形态研究，如十九大报告中的“应用基础研究”和钱学森先生有关“技术科学”的思想。在以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战略科学家看来，技术科学研究是对工程技术中的宝贵经验和初步理论进行科学概括，从而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相结合、形成的有科学基础的工程理论。70 年来，奠定新中国竞争力基础的重大成就几乎无不源自技术科学研究，无论是“十二年科学规划”还是“两弹一星”工程，都是“任务带学科、学科促任务、成果为学科提供载体、学科为成果提供支持”的成功范例，我国力学、数学、通信等学科的传统优势即由此而来。

由此不难看出，技术科学研究是连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桥梁”和“枢纽”。以任务为导向，以响应需求为动力，以技术科学研究为“枢纽”，实现工程技术开发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时空统一、协同发展，这应该是处理当前我国“科学一技术关系”的一种有效途径。

（摘编自孙喜、窦晓健《我们紧缺什么样的基础研究？》）

“无讼”概念源自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体现了孔子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无讼”观念是调剂社会关系的美好愿景。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即在发生纠纷时通常愿意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而非直接诉诸法律。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做到“克己复礼”，约束私利，天下就“归仁”了，个人也就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从而构成“君子”社会。君子“既明且远”，就可以从政来治理社会。如何调解社会纠纷矛盾？诉讼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止讼以至无讼，消除诉讼的社会根源。孔子反对以力服人的强暴统治，强调道德模范的引领，认为这是实现无讼的关键。以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而实现“仁者”爱人、识人、容人而无诉讼纷争的理想社会境界。

虽然孔子的“无讼”理想没能成为当时现实的社会场景，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却贯穿于中华文明始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称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的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费孝通称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知礼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换，使乡土中国进入乡土重建。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尽管当时中国已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但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牢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况且，依照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费孝通认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要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不但法治秩序效果不好，而且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就会先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构建中，如何化解发生在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其实质是对无讼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枫桥经验”创造了依靠发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管理方式，达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良好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发展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社会运转方式发生相应变化。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成略。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的无讼思想无疑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许多地区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以“无讼社区”建设为抓手，以“诉调对接”为核心，以“息争止讼”为目标，针对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剧增，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公证调解、仲裁调解等方式，打造综合性调解平台，节约了诉讼资源；在平台上预约服务，将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制度化下沉社区，根据群众需要定时定点到社区办公服务，将绝大多数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无讼社区”建设就是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立规矩、以德治扬正气，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倡导“和为贵”理念，主要针对民商事纠纷，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人民调解前端介入，运用“诉调对接”方式，对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增加调解的权威性，达到“息争止讼”目的。大邑县通过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治”综合发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无讼社区”建设，在基层社区进行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其实践是成功的、可资借鉴的。

（摘编自徐平《建设“无讼社区”实现有效基层治理》，有删改）

担心孩子不幸福恰是他们不幸福的原因

①这是一个需要常识的时代，然而梁文道曾断言，“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做教育更需要遵循常识，现实中许许多多“反教育常识”的现象，更印证了梁文道先生的断言。

②教育最基本的常识是什么，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教育中最珍贵的是人，而不仅是知识的掌握，认识的堆积，分数的获得，这便是教育最基本的常识。教育一旦把考试作为研判教育的唯一手段，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唯一尺度之后，教育者所遵从的只有知识、分数，只有空洞的说教，只有僵硬的制度，只有束缚人的铁笼，而唯独没有“人”、没有“人性”，教育就会在远离常识的路上越走越远。

③教育是生活的过程，或者说教育就是生活。孩子们来到学校，其实也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种好的教育环境，让孩子们过上一种幸福的教育生活，让他们得以自然地生长，这是常识。苏霍姆林斯基曾告诫：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但如果我们的教室让孩子感到压抑，我们的学习让孩子无所适从，我们的课堂让孩子枯燥无味，我们的校园让孩子望而生畏，我们的学校让孩子的学习生活没有一点幸福可言，又怎能为孩子的未来幸福人生奠基？

④教育不是万能，教育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科学家、思想家、军事家，也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上名牌大学，这是常识。但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以爱的名义去绑架孩子，如果以“可怜天下老师心”、以“恨铁不成钢”去胁迫孩子，如果我们把不断膨胀的功利心完全压在孩子身上，如果我们给教育附加了太多的功能，教育上的乱象丛生，诸如雷人标语、烧香拜佛、撕书烧书、状元雕塑、杀人投毒等等，也就见怪不怪了。

⑤孩子的校园生活，肯定离不了作业和试题，也离不了分数和成绩，但是绝对不应仅仅是这些，他们的校园生活应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的青少年生活应是缤纷绚丽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远比作业试题、分数成绩重要得多，这是常识。

⑥人生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是一场马拉松，马拉松从来没人抢跑，因为绝不会“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是慢的艺术，也是等待的艺术，允许孩子慢慢来，慢慢成长，这是教育常识。如果我们急功近利，心急火燎，拔苗助长，竭泽而渔，对孩子实施过度的教育，过早地给孩子加重学习任务，特别是将幼儿教育小学化，则只能将孩子葬送在起跑线上。

⑦孩子成长需要我们陪伴，但不需要我们过多地干预；需要我们呵护，但不需要我们一味地溺爱；需要我们引导，但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地去替他们做人生规划，这也是常识。然而我们总是怕孩子摔倒，这可能正是孩子在成人后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的原因。我们总担心孩子未来人生不幸福，这恰恰是孩子们未来人生不幸福的真正原因。

⑧常识，乃“寻常之见”，也就是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准则。既然是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准则，为什么有的人却始终领会不进去，甚至还要干出有违教育常识的事呢？我以为，不是不懂教育常识，也不是缺乏教育常识，而是缺失一颗“心”，那就是对事业的责任心，对教育的良心，对孩子的爱心。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从文学批评的形式，或者文体来说，中国古典诗话和词话，与西方相比，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这样着迷于诗歌的具体语言，为其词、句、篇的品评，源流，意蕴，不惜耗费长达百年甚至千年，不懈地争辩，其心态如此执着，其体式又如此自由，堪称一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代之诗话，皆兴之所至，仅取一端，“予夺可否，次第高下”，“平章风雅，推敲字句”，往往开门见山，兔起鹘落，戛然而止。即使稍长如诗品、诗式、诗格、诗法，似有多方概括，盖率尔出于直觉灵感，往往疏于外延之系统分类与内涵之严密界定。然此等写法，自北宋以来，竟成文体。录入《四库全书》者，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以下，积二十余家。郭绍虞先生总结：“至清代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当亦超越前人。”

中国诗话词话与西方文论理论形态相比，虽有局限，亦颇有西方所不及的优长。首先，就是对文学的规范形式的重视，以诗与散文、诗与词等的形式规范为纲领，并不着意形而上的升华，而是执着于形而下的还原，重在对诗歌形象作个案的具体阐释。提出问题，不像西方文论从概念、定义出发，而是从具体作品、具体语言出发。当然其中免不了有些问题，不仅如朱光潜先生所言“零乱琐碎”，而且相当迂腐，如议论白居易夜会琵琶女是否有失体统之类，但是，这并不排除大量表面上“零乱琐碎”，实质上隐含着追求诗的普遍规律性的问题意识。如对“千里莺啼绿映红”何人可见、何人可听的争议，如“黄河远上白云间”还是“黄沙远上白云间”的版本之争，李贺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于气象是否矛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此等问题，涉及诗学的根本规律，那就是真实和假定的矛盾在想象中的转化。

中国诗话词话不耽于概念的细微辨析，因而也就避免了陷入西方诗论繁琐的经院哲学的概念迷宫。中国诗学更重诗词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把根本目标确定在诗歌的创作和阅读的有效性上。在诗话词话中，各种体式均有多家种种阐释。对乐府、歌行、古诗、骚体、五七古、绝句、五律、七律、排律等等体式，都毫无例外地先有体制流变，次有各体比较，最有特色的是，均有“作法”之细致的概括。具体到微观文本，往往为一联诗的修改追根溯源，前赴后继，数百年不懈。

这就显示出中国古典诗论与西方之根本差异，在于其基础为创作论。这是因为中国诗话词话家，不像西方理论家缺乏创作实践，几乎百分之百皆是诗人，出于创作实践的真切体验，从整体的意境到局部语词钩锁关联，都有深切的体悟。大诗人往往能够以诗论诗。在丰厚的感性基础上，中国古典诗话其说感兴，具体到“附会即景”，“牵合咏物”，其论语言，每每深入到“精思”、“炼字”。创作甘苦之言，渗透其间。虽然诸家所持有异，然皆深谙独创之难，故强调继承，转益多师。

（节选自孙绍振《诗话词话的创作论性质和十七世纪的突破》）

“风”“雅”以后有李杜

苏渊雷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继承了诗三百篇以来美刺^①比兴的形式,楚骚一派芬芳悱恻的风格,汉魏乐府抑扬顿挫的章法,以及六朝民歌清新婉丽的语调,并加以变化运用,既继承又创新,写出了许多完整美好的诗篇,不但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而且也树立起一块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风”“雅”以后有李杜。“风”偏于反映民情,是抒情的;“雅”偏于批评时政,是讽喻的。换一句话说,“风”大体是一种民歌,其中浪漫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雅”大体是一种叙事诗,其中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因此,外国文学史上的理论(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搬到中国来,虽然也可以适用,但总觉得没有“风”“雅”两个字来得集中概括。而“骚”则兼有“风”“雅”之长,也就是兼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长。李杜作品同是从“风”“雅”“离骚”变化出来的,但李偏于“风骚”,而杜则偏于“骚雅”。李杜风格形成流派之后,即取“风”“雅”二字而代之。从此,诗人由于性格和学识关系,不免有所偏向。其间唯号称“大家”的,得体兼风雅,追攀李杜,蔚为一代的“新声”。换句话说,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互相结合,相得益彰。就此点论,则“风雅”——李杜这条线,始终贯串于两千余年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中而未尝间断。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几乎同时出现在当时的诗坛,恰恰是那个充实而光辉时代的两面鲜艳无比的旗帜。他们有时用一种清新刚健的调子,歌唱那统一繁荣、乐观向上的时代;有时又以诗人特有的敏锐,带着沉郁顿挫的感情,描述着盛极而衰的苦难,并对苦难中的生灵寄予深切的同情。一句话,弥漫着当时整个诗坛的是一派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而李白和杜甫又恰恰是通过复杂的生活遭遇,各以特异的风格,在最大的一致上,展现了那个不平凡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动荡的灵魂。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什么能够在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始终站在诗歌艺术的最高峰,以全力陶铸灵魂、鼓舞人心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