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衡》中的《薄葬》篇，结合有鬼无鬼，专论厚葬薄葬，对于儒墨两家均有批评。墨家是信奉有鬼论的，王充批评墨家的就是这一点。他认为厚葬劣习之根源，正在于主张薄葬的墨家“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的有鬼论。因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厚葬才有意义。死人成为鬼之后因“厚葬”感受的是厚遇，由薄葬体验的是薄义。活人希冀先人福佑后人，又怕死神“成形害人”，就难免趋“厚”弃“薄”，财产多的不怕厚葬把自己搞穷，权势大的不怕人家来掘墓。即使财力不济，也要勉为其难。墨家的薄葬主张与有鬼论是相互矛盾的。倘若真的有鬼，听从墨家的薄葬主张“（不）丧物索用”怎么得了？王充认为：这种自相矛盾，是包括薄葬的主张在内的“墨术”难以流传的重要原因。

倡导厚葬的儒家不信鬼，“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一个范本，连鲁迅也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儒家（包括孔子）的无鬼论不彻底。“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其实，对于孔子来说，此非不能，实乃不为，他心中是有小旮旯的。王充在《薄葬》篇中指出了这一点：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葬是儒家之“礼”的一个重要方面。倘若世人皆知“死人无知，不能为鬼”，厚葬也好，礼葬也罢，岂不都会难以为继？对此，从孔子到汉代的陆贾心里都是明白的。这就难怪“不肯随俗谈鬼神”的孔子，要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来使人“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了。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墨之争，远远超过“批林批孔”时所谓的“儒法斗争”。孟子将墨子当作“无父”之“禽兽”，汉儒、宋儒都将墨家当作“攻乎异端”的重要对象，丧葬问题即是儒墨之争的一个焦点，两者针锋相对，势同水火。王充属于儒家，但他赞成薄葬，仅是《薄葬》这篇名，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他反对厚葬的观点，他赞成儒家的无鬼论，但在有鬼无鬼的问题上，也毫不掩饰孔子以及儒家的小旮旯。

赞成薄葬的王充，却又批评主张薄葬的墨家，他没有就事论事，反对厚葬的不仅是墨家，当年晏子向正想封赏孔子的齐景公进言，说了儒者的四个“不可”，其中之一，便是“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然而，王充不但看到厚葬可能导致的“财尽民贫，国空兵弱”之恶果，更能从厚葬薄葬论与有鬼无鬼关系，洞悉厚葬之源。王充在《作对》篇中直言：“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晓解约葬，更为节俭。”

做学问的，很容易以学派站队，以观点划线，党同伐异。王充却是一码归一码，不为某一学派或某一观点所囿，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各取所长，各弃所短。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窃以为相当难得。

（原载《文汇报》2013年12月28日）

材料一：

夏曾佑以猫论虎之说其实与金圣叹想象小说家“解衣踞地”作扑、掀、剪一样，都无法解决打虎的知识性难题。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正因为这是读者无法印证的知识，所以才使他获得了发挥的空间。《水浒传》“武松打虎”这个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断，所谓一扑、一掀、一剪的三段式打斗过程，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三拳是异曲同工的，后者用油酱铺、彩帛铺、全堂水陆道场的生活知识唤起读者的真实感，武松打虎则用人虎相搏同样“事不过三”的过程感营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真实感，并成就了《水浒传》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的艺术魅力。

《西游记》也善于运用日常知识进行戏谑性描写，以达到绝佳的娱乐效果。如第三十九回写太上老君很不情愿地递与孙悟空一粒金丹去救活乌鸡国王，孙悟空接了金丹，就往口里丢，慌得老君揪住孙悟空就揝着拳头。作者写道：“原来那猴子颏下有嗉袋儿。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里。”点出了孙悟空戏弄老君的生理特点亦即这一描写的知识点。又如第六十八、六十九回在朱紫国的描写，将中医诊脉、医药知识真假参半地糅和在一起，娱乐效果也极强。

当然，为了不影响小说的娱乐效果，一些小说家在纳入知识性内容时，还会根据情节展开的需要进行适当的安排。也就是说，娱乐化的知识要素，不一定都是准确无误的知识。关键是，知识性不应成为娱乐性的障碍。而在一些小说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知识的生硬或过度阑入，也可能会降低小说的“易读性”和“可读性”，进而降低小说的娱乐性。

节选自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

材料二：

赛珍珠以亲身感受准确、贴切地阐明了这样一种事实：“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是只是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我指的是鼓舞人们的志气，但不是凭经验谈论艺术，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使人们觉得是在谈他们自己”。与说教、解忧和劝谏都不同，在民间，小说是人自然性情的流露和外化，能给人以快感，在认识、娱乐、教育、交际、陶冶、启迪、审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功效。她进一步从本质上提示了民间小说与圣贤哲人著述的相异点：“中国学者的态度终究未能压制住故事在民间的‘生长发育’……文学这一样式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贴近生活，着实让人吃惊。中国人生哲学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均是中国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模样，换言之，那是理想的境界，而在故事和小说中，人们发现的才是真实的中国人。”这与黑格尔所谓欣赏者“按照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他自己，而且能和所表现的对象起共鸣”的理论表述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刘澍芃《赛珍珠论中国传统小说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可以说，娱乐性是中国小说与生俱来的美学特征，娱乐性并不能使小说思想更深刻、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与境界，但可以使小说更好看，更具可读性，构成小说更丰富的内涵。即使在小说更多元发展的今天，娱乐性极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的小说给人的整体感受是太沉重，作家背负的精神压力太大，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娱乐精神。要么在急于批判现实中迷失自我，要么被世俗利益牵制，被低俗趣味蒙蔽。近些年，又呈现出小资化的写作倾向，缺乏对来自土地、来自生活一线的、来自底层的鲜活生辣的生命状态的书写，而这恰恰是娱乐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现在很多小说，无论作者如何吹嘘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妙，尽管理伦家如何去阐释它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但普通老百姓并不买账，这个事实，即便在我们著名作家中并不少见。譬如莫言，获得诺奖，按理应该是一时洛阳纸贵，然市场销售并不好。我想，或许文学的娱乐精神的缺失，没真正唤起底层的阅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节选自周明全《中国小说中的娱乐精神》

地质学清楚地揭示，各个大陆过去都曾经历过巨大的环境条件变迁，所以我们可望在自然条件下看到生物的变异，如同它们在驯养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只要在自然状况下有变异发生，那么认为自然选择不曾发挥作用就很难解释了。常常有人主张，在自然条件下，变异量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但这是无法证实的。虽然只是作用于外部性状，并且其结果很难确定，但人们却可以将驯养生物个体的微小差异逐渐积累起来，并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产生巨大的效果。物种中存在着个体差异，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除了这些个体差异外，所有的博物学家还承认有自然变种的存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值得在分类学著作中记上一笔。没有人能明确区分开个体差异和微小变异，也难以区分特征明显的变种和亚种，以及亚种和物种。在分离的大陆上，或在同一大陆被某种障碍所隔离的不同区域内，以及孤立的岛屿上，存在着如此多样的生物类型，它们被一些有经验的博物学家归为变种，或被另一些博物学家列为地理种或亚种，而另一些却将其列为亲缘很近、特征明显的物种。

如果动植物确有变异，不管这一变异是多么微小和缓慢，只要其变异或个体差异在某一方面有益于自身发展，它们为什么不会通过自然选择将其保存和积聚起来，即所谓最适者生存呢？如果人们能够耐心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变异，那么在复杂而多变的生活条件下，那些有利于自然界生物的变异为什么不会经常产生，并得到保存或选择呢？那些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起作用的，并严格审视每一个生物的全部体制、构造和生活习性的选择力量——即择优弃劣的力量，会受到什么限制吗？据我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这种缓慢的，并巧妙地使每一种生物类型都能适应最为错综复杂的生活条件的力量。

1859年11月，达尔文出版了旷世之作《物种起源》。与达尔文同时发表相似观点的华莱士把这个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当时生物学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今天我们熟知的遗传规律以及基因等概念当时都没有出现，因此达尔文进化论在解释诸多具体细节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人的持续研究中，进化论被不断修正和完善着，但总体而言，达尔文进化论并没有被根本性动摇。

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1885年提出了“种质连续学说”，否定了达尔文学说中关于遗传规律的一些非正确观点。但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方面，魏斯曼完全接受并继承了，认为除了自然选择外，进化不再需要其他机制。这种基于种质连续理论的进化学说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

站在今天的视角，“种质连续学说”还不是真正的遗传规律。奥地利的孟德尔在1866年发现了真正的遗传规律，即经典遗传学上的两个重要定律——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1900年，孟德尔的工作及其遗传学说被三位植物学家各自通过研究植物杂交而“重新发现”，遗传学从此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

遗传学蓬勃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不连续突变引起进化的突变论思想占了上风，对达尔文的渐变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挑战。但随后不久，一系列新的遗传学发现，尤其是群体遗传学的创立和发展，为达尔文“连续变异性状”的遗传机制找到了解决方案。当然，也对达尔文原来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例如提出了“适应度”的概念取代传统的“最适者生存”的说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基于渐进化、自然选择和种群思想，同时又符合已知的遗传学机制，此外还考虑到环境因素影响的综合进化理论形成，标志着现代达尔文主义的产生。

现代达尔文主义把进化的思想扩展到生物学的所有分支，以消除进化生物学与生物学其他领域之间的隔阂，也把现代生物学中各个领域的进展尽量融入其理论框架之中。

如今，在这个分子生物学时代，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密码的破解，进化论仍在不断地发展，“基因选择学说”“社会生物学”“间断平衡”“中性理论”“进化发育生物学”等理论或学科的发展，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推进着进化论。

（摘编自《进化论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