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一：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消息成为中国文化界近期热议的话题。

考古发现成功申遗，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譬如，远的有十多年前至二十多年前的敦煌、秦始皇陵、殷墟等，近些年的有湖南、湖北、贵州的土司遗址等。但良渚遗址这中国第55个世界遗产项目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却大于以前。为什么呢？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来说，我国以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都属于中国历史“信史时代”的考古遗存，也就是3500年来有文字记载时期的考古发现，而良渚遗址距今约5000年前，属于中国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的考古遗存。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令中国考古界为之一振。

直到近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前，对于我国商代及以前的历史，西方学者基本不相信文献记载，中国学者也有不少抱着怀疑态度。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考古学者不但用一系列发现，让商史成为信史，连夏以前的许多新发现，足以让学术界对中国国家文明的认识和研究走得更远。经过中国几代考古学家，尤其是“长三角”考古学家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良渚古城遗址这个历史记载中都不存在的“史前”文明重见天日。良渚申报资料中直接提出该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古文明的遗存。遗址获批，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遗产组织的认可。

(摘编自高大伦《良渚申遣与文化自信》，人民网2019年7月8日)

材料二：

在中国同时期古城中。良渚古城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极为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则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设计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堪称“世界第一坝”。拥有完整都城结构的良渚古城，由内而外依次为官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

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是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生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就有差别，具有独特性。良渚玉器达到了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的顶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良渚玉器手工业达到的专门化程度。体现在良渚纹饰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整性上。这种玉器成品的“标准化”。体现了对玉料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对技术和概念的精准传递，也是当时社会组织和分工所达到的水平。从玉器的功能上讲，其他文化没有像良渚古城遗址这样，表现出对墓葬内玉器摆放使用的强烈而明确的制度性。良渚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从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来的“藏礼于器”的传统，是将“礼”体现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现方式。这一传统，连接了中国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铜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更大范围文化比较的视角说，西方纪念碑式的仪式传统的形成，对应东方宗庙式的社会秩序的表现，这个“藏”而不露的物质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东方价值观的内核。

（摘编自范昕《良渚文化如何影响人类文明》《文汇报》2019年7月7日)

材料三：

作为世界共同的遗产、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良渚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我国在遗址保护上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可行路径，即处理好研究与展示的关系，平衡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推动考古和保护相融合。甘肃敦煌莫高窟，利用数字技术和多媒体展示手段构建虚拟洞窟，既缩短了游客在洞窟滞留时间，减轻了洞窟长时间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压力，使洞窟得以“休养生息、延年益寿”。同时，将精美的壁画、彩塑“搬”出洞窟，帮助游客更好地欣赏和体验敦煌文化艺术，破解了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难题。守护好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的根与魂，容不得一丝懈怠。唯有不畏困难，扎实推进，才能让历史文物更好地融入生活，产生经济数益，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良渚古城申遗成功，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个新的起点。

(摘编自马苏薇《申遗成功是保护发展新起点》，《人民日报》2019年7月I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