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说话”实现文化的轻传播

张焱

①春节期间，此前大受好评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在央视重播。

②“六千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陶，出于土，而炼就生活。它需要摔，需要捏，需要烧。制陶如塑人，在经过这些磨难之后，陶土变成了器，完成涅槃。”“以小博大、不欺老幼、善于忍耐，这既是剑的品格，也是君子的信仰。”……有网友点评，这些诗化语言的解说词是“心与历史的对话，文明与传承的写照”，而正是这样“心与历史的对话”，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轻传播。

③守成与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这两点上，《如果国宝会说话》都可圈可点。

④先说守成。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介绍的国宝为代表的文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物质基因，展现了以器传道的重要文化传承路径，需要现代人读懂这些器物上的文字、解读这些器物上的密码、传递这些器物呈现的价值，更需要我们守护这些器物代表的精神。因为在这些精神中，有圣人的教诲，有君子的信仰，有道法自然的境界，更有执两用中的智慧，它们构成了民族的灵魂，构成了民族力量的源泉。而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提倡，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经常的浸润，《如果国宝会说话》便是很好的尝试。

⑤再说创新。让甲骨文变成流畅的白话文，让国宝文物的丰富意向层层展现，让年轻、青春的面孔演绎历史的现场，让古与今有了时间的隧道，这个从容又丰富的解读过程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和不间断性“微纪录”这种形式的创新，完成了将厚重的中华文明与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结合。正如业内人士所评价的，此片“把文物的重量通过最现代、最流行的艺术方式传达出去，让纪录片尤其是短片成为文明传播的轻骑兵”。

⑥十八大以来，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元素的文化类节目陆续火爆荧屏、网络，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研究。

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这一要求，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热爱和熟知了解。缺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就丢失了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与与科学认知，就谈不上创造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国宝会说话》既是一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创造与创新，值得学习与效仿。

（选自2018年02月26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2013年-2014年用户使用手机和应用程度的年增长水平

​​

（摘自《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手机上瘾者报告》）

材料二：

智能手机确实在偷走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睡眠。总体而言，青少年比以往睡得更少了。对20个国家690747名青少年的数据（1905～2008年）分析发现，青少年的睡眠时间比100年前少了1个小时。

英国华威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萨卡里·莱莫拉（ Sakari Lemola）最近发现，有智能手机的青少年在晚上睡得更晚。莱莫拉说，“我们还发现，睡觉前使用电子设备与睡觉时长减少、失眠症状增加有关。而较短的睡眠和较差的睡眠质量又与抑郁症状有关。”

莱莫拉解释了几种可能的关联。今天的电子屏幕发出了大量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产生。褪黑素是一种在晚上或黑暗环境中由松果腺分泌的激素，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物钟。社交媒体上，来自朋友的消息或评论让孩子很难睡着。另外，在无尽的娱乐信息的吸引下，让青少年把手机关闭格外困难。

莱莫拉指出，近期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刚成年的年轻人当中，较差的睡眠质量是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如精神错乱症状）的起因之一。“一方面，我相信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交媒体提供的新机会”，莱莫拉说，“另一方面，跟之前几代的青少年相比，有一小部分脆弱的青少年面临着更高的风险。电子设备使用时长的增加，睡眠质量下降以及睡眠时长的缩短，这些因素很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其他因素，从城镇化到在校压力，也多少会对青少年有所影响。”

(《智能手机损害青少年大脑？》）

材料三：

“在以前，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对青少年好，是小提琴还是电子游戏“刺客信条”，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疾病中心负责人杰伊·吉德说，“但是现在，我意识到玩“刺客信条”需要策略、记忆力、对模式的识别以及反应能力。另外，观看优质的视频可能是比阅读更好的学习方式。对我来说，说这些话很困难，但是考虑到大脑吸收信息的方式，可能真的是这样。”

提到青少年面临的威胁，引人注目的新科技总是比那些熟悉和难以改变的问题更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偏差可能会使我们的感知发生偏离。除了使用手机导致糟糕的睡眠质量，家庭冲突也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艾伦说：“不仅冲突和压力会影响大脑，缺乏温暖和社会支持同样会影响大脑。有这么多证据都表明，其他因素会对青少年产生影响，为什么我们还在担心手机？”美籍指挥家斯坦伯格表示认同，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创伤、贫穷、暴力和毒品，因为它们对青少年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3月1日16版）

材料四：

实际上，苹果公司已经提供了一些家长控制举措，例如“要求购买”功能，要求家长批准购买商品和服务；限制访问某些应用程序、内容和数据使用情况；使用了内置的功能，比如位置共享等。但这些还远不足以解决日益严重的青少年智能手机上瘾问题。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让·特温吉教授发明了“iGen”一词来指代新一代的智能手机成瘾儿童。让·特温吉曾表示，把iGen描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精神健康危机的边缘并不夸张，这种恶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手机。近日，北美放射学会研究了那些沉迷于智能手机或患网瘾的青少年的大脑，发现智能手机成瘾的青少年大脑奖赏回路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而根据“常识媒体”在2016年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约半数美国青少年感觉自己存在手机成瘾问题，并感到有压力需要立刻回复手机信息。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科技公司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电子产品可能会让人上瘾，但一些硅谷内部人士已经开始向媒体透露，电子产品、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网站是如何被设计成让人上瘾的，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不可否认的是，智能手机的一些应用，比如脸书、Snapchat和Instagram，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年轻用户。但一些科技公司已经采取措施，愿意改变他们的产品以回应家长的担忧。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月9日22版《苹果需正视青少年手机成瘾问题》）

材料一

北京“红黄蓝事件”引发了幼教系统大地震，是对幼教产业化的一记警钟。数据显示，今年9月在纽交所上市的红黄蓝已经有直营园80家，加盟园175家，直营+加盟的亲子园853家。业内人士分析，幼儿园属于重资产业务，拥有100家以上直营幼儿园的幼教集团屈指可数，必须借助简单粗暴资本的力量并购整合，而幼教项目毛利率不到20%，为保障上市公司的净利率，在师资、内容等方面的投入比重将难以保证。

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幼儿园营利性的迟到确认，以及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凸显，在中产阶级父母普遍的育儿焦虑下，幼教产业化将迎来政策和人口双重红利。幼教社会化乃至产业化势不可当。那些早教机构、知名幼儿园已经通过各种营销渠道为父母们做了早期的市场培养，父母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都想为下一代选择更好的幼儿机构，而选择时吸引他们的往往是一些“高大上”的标签—双语、国际、外教、簇新的校舍及各种时髦的教育理念。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教育中人的因素的忽视，那其实是一个幼儿园更本质的活性因素—作为教育主体的幼儿教师以及师生关系的构建。

材料二

中欧幼儿教师现状比较

赫尔曼财政投入与回报比

[注]赫尔曼：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材料三

在《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段中，唯独学前教育没有立法，而填补学前教育的刚需又迫在眉睫。根据教育部《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到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在园儿童的数量为4413.86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这个数字比上年增加了19.56万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教师和孩子的比例是1：17.6，也就是一个老师要看近17.6个孩子。而根据《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规定，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全国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1：7，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为1：7—1：9.即便按照师幼比最低标准1：9来计算，幼师缺口也在240万人。

材料四

2003年，正值民间办园爆涨期，毕业于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的胡华，带着一种给中国幼教事业开创新时代的使命感，受中华女子学院的邀请，在亚运村办了一所体制内的私营幼儿园，并出任园长。第一年只收了14个孩子，如今已有246个孩子，54名教师。这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幼儿园，与它良好的口碑与名气相比，校园朴素得令人惊讶，操场甚至没有塑胶，就是普通砖地。胡华告诉记者，看一所幼儿园好不好，其实特别简单。不是看硬件或标签，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看看孩子的眼睛亮不亮，看看老师是不是仁慈。学校通称为“花花草草幼儿园”，胡华就叫“蒲公英老师”。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在《爱的教育》一书中说：“教育之没有感情，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们应动员起来，为孩子重建爱的庇护所。

（以上材料均出自《生活周刊》966期）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如何防止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先发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超额利润,并导致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在这一阶段,我赢你输的博弈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导致了世界各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

然而,进入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这种输赢分化的博弈正在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命运与共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命运与共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经济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迅速传播和扩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再如,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西方国家支持怂恿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力量,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导致的难民潮,却使西方国家本身的治安陷入紧急状态。所有这些现象都昭示着,输赢分化的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命运与共的全球化新时代正在到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如,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利益共享,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各国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

全球人权治理的目标,是促使各个国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它既是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又是对全球治理过程、方式和手段的重要“边际约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也对全球人权治理结构提出了反思和重构的要求。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单纯强调个人人权的原子论视野,约束国际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视角调整个人人权、各国人民的集体人权和人类集体人权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确保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安全和健康。

近现代以来，诚信一般合并使用。作为伦理道德范畴，诚信的基本含义类似于传统信的概念，它要求政府诚信，不要朝令夕改，更不要有法不依；要求商业活动诚信，不要毁约弃约，更不要坑蒙拐骗；要求社会交往诚信，不要轻诺寡信，更不要作伪撒谎。然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诚信确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于，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区别在于，诚是一个形上的本体范畴，信仅仅是形下的实践概念。。

诚在儒家学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继承孔子的思想，系统论述了诚的问题。《中庸》认为，诚属于形上本体范畴，既是自然界的本质规定，又是人性本质的规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对于自然界而言，至诚无息，化生万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意思是，天地的法则，可以用一个诚字给予概括：作为天地没有两个，而它生成万物则是不可计算的。对于人生而言，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三纲领”，即明德、亲民、至善；人生的过程是“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诚意是关键，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

在早期儒家那里，信与诚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范畴。诚是与仁、智等并列的概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说明诚是仁与智、内圣与外王的关键，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具有终极意义。而信只是良好人格的组成部分，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自孟子始，把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这对信概念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提升了信的层次，又使诚落到了实处，促进了信与仁义礼智等思想范畴平起平坐。

诚为信提供了天理依据，就是为信提供了绝对性。诚是信的灵魂，信的行为因诚而立。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应认为是一项基本义务，是不证自明的道德律，必须绝对得到遵守。同时，诚与信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诚则信矣，信则诚也”。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朱熹认为：“诚是自然底实，信是做人底实。”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自然界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是真实的，不会作假，人间世也应像自然界一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诚实无欺。诚与信，又是主体内心与外化的关系。诚是主体内在的一一种本然状态，信则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内在之诚的外化，诚是信的思想基础，只有内诚于心，才能外信于人；信是诚的具体表现，无信则不足以见诚。

（节选自夏海《儒家之信所蕴含的现代意义》，《深圳特区报》2017年10月19日）

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

——高士文化与高士图

王亚军

高士，盖指博学多才、品行高尚、超脱世俗之人，多指隐居山野田园的雅士。在读书求仕的时代，高士的归隐与逸致，开拓了中国山林文化、田园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

高士文化，是中国士文化的重要标志，亦为历代文人墨客追求的至高境界。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提出两种隐逸观：儒家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为根本思想，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道家以“无为”为宗旨，尊重生命，崇尚自然，主张高度自由、自主的精神状态，追求“达生无累”的生命境界。这两种隐逸观，对传统文人在人格构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

至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兴起，或为政治权贵，或为经济大族，或为文化大族，所谓的“魏晋风度”“高士文化”就是名士贵族的精神产物。面对社会动乱，士族阶层感叹人生无常，企求解脱人生苦难，寻求逍遥境界。于是玄学盛行，学派众多。魏晋形成的人生观，虽然角度各异，但皆“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高士文化的逐渐成熟，为后期高士绘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不同的时代，高士绘画追求不同的人文精神。概而言之，宋之前遵循儒家“教化天下”的思想理念，追求修身，这种情怀在五代卫贤的《高士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画家卫贤把梁鸿夫妇的居所布于山环水绕的自然美景之中，以衬托高士志在山野的志趣。这种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使高士完美的人格得到进一步升华，是儒家“君子比德”说的典型代表。

宋以后，艺术审美向哲思性转变，艺术家更加重视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与人文思想的表达，艺术教化进一步寓于审美功能之中，文人画大发展。这时的高士图，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与尊严、意义与价值的理解，故文人画家常借助于诗、画，或表现自然情趣，或隐喻世情冷暖，以反映社会现实。这从宋代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中可窥一斑——一位高士悠然坐卧于虬龙般屈曲蜿蜒的古松之下，听风冥想。

在强调神似的同时，注重人物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揭示，是中国传统高士图的首要特征。如南宋李唐的《采薇图》，为传达出殷贵族伯夷、叔齐不食周天子之饭的骨气，刻意将二者刻画得面容清癯、身体瘦弱，但行为举止传达出他们不屈的精神。强调意境营造，亦是高士图的特征。再看《采薇图》，画家近景画一松、一枫相对而立，正是以枫树的耐寒与苍松的不凋，对应两位高士坚定不屈的高贵品格。李唐意在通过描绘这个历史故事“借古讽今”，即褒奖南宋与金国对峙之时的爱国守节之士，谴责投降变节之人，体现出画家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高士绘画所以绵延不衰，在于其饱含的高士精神。高士精神之于各时代的文人画家而言，不再是简单的寻古趣、拟古意，而是寄托情怀、批判社会的重要途径。今天，传统高士图的意义在于，鼓励艺术家始终保持高品格的追求，不为名利所囿，不忘绘画对于人文精神和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选自2017年2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