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天文学家还是普通人，当我们眺望浩瀚星空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不免有这样一种感觉：宇宙太宏大了，相比之下人类和地球都太渺小了。在这茫茫太空之中，有没有其他生命的存在？

虽然人们曾一度想象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但迄今为止，无论在火星还是在太阳系除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上，人们都还没有找到过生命。

以我们现在对生命的理解，液态水在孕育生命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能够存在生命的行星，既不能离中心恒星太近，因为那样会太热而导致水沸腾汽化；也不能离中心恒星太远，那样会太冷而导致水结冰。当然，由于大气气压的不同，其他行星上水的沸点和冰点可能与地球上有所不同，但也不会差得太远。而行星的温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到中心恒星的距离。因此，恒星周围那些适于生命存在的距离范围，被称为宜居带，处在这些区域内且质量接近地球的行星，才是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

近年来，人们使用凌星法找到了很多行星，其中不少是在宜居带内。所谓凌星，是指行星从恒星前经过而挡住一部分恒星的光，这样我们观测到的恒星的亮度会略微减弱。如果我们长期以高精度的设备来监测恒星的亮度，就会发现这样的凌星事件。通过周期性的凌星事件，我们可以确认系外行星的存在。当然，凌星发生的条件是，地球与恒星的连线恰好在这些行星的轨道面上，显然大部分系外行星的轨道面并不满足这一条件。不过，我们总还是有可能幸运地观测到一小部分系外行星。

开普勒卫星是美国于2009年发射的一颗天文卫星，专门“盯着”天鹅座的一小块天空中的恒星，通过凌星法寻找行星。现在，经过几年观测，已经找到了一些宜居带内的类地行星。目前，这些行星大部分还是所谓的“超地球”（指质量明显大于地球，但小于巨行星的行星）。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行星越大，就越容易被发现。不过，开普勒卫星已经发现了一些有待证实的候选行星，其大小可能与地球差不多，而且有的位于宜居带内，因此在它们上面也有可能存在生命。

在已发现的这些系外行星中，有一些就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是几个行星在一个系统内。当然，那些现在还只发现了一个行星的系统，也很可能其实有着更多的行星，只不过还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

由欧罗斯博士等人组成的团队，利用“开普勒”镜首次观测到一个双星系统中，有两个行星围绕一对恒星运转，这一新发现的双星系统被命名为“开普勒-47”。这一系统中的一个恒星具有类似太阳的体积，另一个的体积则仅有前者的三分之一。两个行星的大小则与海王星接近，它们在相当近的轨道上围绕双星公转，而且最外围的那颗行星还恰巧处在宜居带内。不过，这个双星系统中很可能存在第三个行星，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选自陈学雷《寻找太阳系外的地球》，有删改）

有人以为，只要拿起毛笔沾了墨汁在宣纸上一挥，写上几个汉字就是书法了，甚至自称是书法艺术。其实，称得上“艺术”需要有“艺术性”，更需要有个性的创造力。若以现代的艺术概念来衡量，是应该对实用性的书写和艺术性的书写做点区别的。书法艺术是对书法的高要求，书法是对写字的规范化要求。书法艺术应体现书写者的人格的文化的双重魅力。而一般的书写者只是在写“字”——这是文字的功能。书法是以“法度”来规约书写者，而书艺则比法度的要求更高。显然，书写者(写字)不必具有书法和书艺的丰富因素，而书艺则必须包含书写和书法的因素。字外无字，写字匠所为；字外有人文，书法家所为。自古及今大量的书法作品严格说来只是“书法”和“写字”。好的书法艺术作品一定会集中透露书写者的生命感动与文化趣味以及书写习惯。

中国书法艺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赖以生存的母体是汉文字，故人们往往将书写的内容当作书法艺术的内容，这是一个误会。书法艺术的内容在于书写的意与法的艺术性，要落实到“法”的美，而不是落实到“字”的是与非上。中国书法是形式上极为简约的艺术，它利用汉字，寄生于汉字，但它有相对独立的生命。文字内容(文学性)可以引导和升华书写艺术，使意与法得到更完善的发挥，但从本质上而言，“字”的内容不是“书”的内容。“字”义决定实用功能，“书”法(写意)决定欣赏功能。虽然历史上的书法存活常常两位一体，但是，在今天从学术立场不妨进行区别认定，不要混淆。如半坡彩陶刻符我们可以认定它富于艺术性，但不能认为它是今日概念中的“艺术”。又如古代的刑徒砖上的刻划，它可以用作艺术研究的佐证和实物，但不能无限夸大它的艺术性。从本质上说，艺术的精神含量决定了艺术品性。 “字”“写”得好不好，标准可以不同，但“字”的“写”是书法之成为艺术的关键。因而，从传统的立场言，理解书法的关键在于理解书写性，理解对象何以“书写”和为何如此“书写”以及“书写”得如何。欣赏书法艺术，是一次生命节奏和文化秩序的摸索、体验：而创造书法艺术是一次不可重复的视觉心理运动。通过书法，我们可以感觉体验到不同的生命和文化力量，其中有无尽的活泼力量让人感动。书法与其它视觉造型艺术有个显著不同：它受制于一个母体一一汉字。但是，对于艺术的书写而言，是不同的文化生命个体对汉字标准形态的不断“试对”和“试错”的过程。书意就在书写之中，而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对自我意思的“试对”和对他人规范的“试错”过程。其实，理解书法比理解绘画难多了。中国书法的美妙不是人人都能轻易体认的。

(摘自《光明日报》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陆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朝鲜、日本，西段至法国。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饮食增添了更多选择。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

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研究必须以史实为基础。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因此，充分占有材料（即史料） 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如何充分占有史料却是一个问题。在史料有限的古代，做历史研究时“读万卷书”就能够充分占有史料了。但在今天，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人读书万卷已经远远不够了。。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史料大爆炸”，即可以利用的史料以不可想象的速度急剧增加。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史料的革命必将引起研究方法的革命。这在网络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和研究方法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网络信息技术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有多种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提供的丰富资源。

网络信息技术运用于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最初的工作是将文献扫描后上网，供读者使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检索功能，使这些文献能够方便地检索。用这两种方法建立的数据库，实际上是传统图书馆的发展和扩大，在台湾被称为“数位典藏”，数位典藏虽然作用很大，但它是被动的。对使用者来说，数据库中存储的大量文献数据除了检索，难以被更充分地使用。为了克服这个弊端，后来又兴起了“数码人文”，即建立的数据库不仅能实现资料检索，而且还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呈现出资料之间的脉络关系，以弥补史料本身存在的不足。在使用这种“数码人文”数据库时，只要输入一个搜索词，检索成果将是一个有意义的文件集，为使用者提供各种方法以观察其中的脉络。

史学工作者还可以利用更高级、更专业的数据库进行自己的课题研究。这些专业数据库和仅仅只提供关键词检索的历史文献数据库不同，其中的信息已经过加工，可以直接使用。比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库。它在数据结构上更加复杂和精细，将历史事件转化为结构化数据。通过对这种结构化数据的提取、分析，研究者可以对历史人物进行群体研究，能够得到相关人物、事件的空间分布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网络信息技术正在改变史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然而，如同电脑不可能取代人脑，网络信息技术也不可能取代史学工作者的主观思考、取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与方法。更好使用网络信息技术研究历史，要求史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这一工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改进相关技术的应用。这样，不仅自己不会落后于时代，而且相关技术手段也会不断完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史学研究。

（选自李伯重《网络信息技术推动史学研究进入新时代》，有刑节）

《张迁碑》的书法艺术

东汉《张迁碑》方厚凝重的笔意往往被学书者看作治疗笔弱之病的良方，因而学习《张迁碑》如果不能够得其“方”，也就谈不上得其情味，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了。基于此认识，不少学书者在临习该碎时，常常会刻意摹画，甚至夸张其笔画的“方”形，力求做到棱角分明。但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却不能尽如人意，随之而生的，则是死板、僵硬、做作等问题。那么，对于《张迁碑》的“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从笔画层面上看，《张迁碑》的“方”主要是由刀刻二次加工所致，例如“也”“门”“贡”等许多字都表现出浓重的刀刻痕迹，因而，当有些人还过分着眼于《张迁碑》笔法之“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入了窠臼。由于刀刻痕迹浓重，我们很难从中清晰地看到毛笔锋颖最初运行的痕迹，所以《张迁碑》的“方”，绝不能仅仅从笔法的层面去理解，而需要悉心体会其中丰富的意趣。这种“方”的意趣具有两种内涵。其一，峻而能健。“峻”指的是方硬之中棱角分明的审美意味。梁武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一文中曾云：“婉婉暧暧，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可见在笔画的起收处表现出鲜明的棱角，便能增强笔画的力感，展现出令人肃穆的精神。但这种棱角必须具有特殊的质感与生命力，才会表现出丰富的意态美，否则会有单薄死板的弊病。《张迁碑》的方笔往往具有浑厚饱满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健”。例如“迁”字的末笔波碟，在方峻中饱含了强劲的筋力，这种“筋”的质感极大增强了方笔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其二，峻而能朴。所谓“朴”即指一种自然成形、毫不做作的审美意味。不少人在临习《张迁碑》时，常会把方笔处理得呆板滞涩、机械雷同。但我们仔细品味《张迁碑》的方笔，可以发现其魅力不仅表现为劲健的力感，更体现在形态不一的笔形上，这是一种朴实无华、自然尚真的秦汉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例如“吾”与“兴”字的长笔横波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犹如凝重的青铜古器，而后者则好似曲铁古藤。因此作为临习者，如果不能发现与品味其中多变的情味，而仅仅囿于机械的方形，那结果无疑是缘木求鱼。《张迁碑》中多变的笔形能够自然生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笔画的形态是随势而生的。比如“吾”字，笔画较少，浑厚的横波就可以大大充实字内的空间，其产生的张力足以使其他笔画聚拢在它的周围。而繁体字“兴”的笔画较多，尤其是上部点画的分量很重，因而其横波一方面要显现出力扛千斤的韧性，同时笔形又不宜过重，以免产生气息滞涩的问题。只有做到“朴”“方”，字体才能具有特殊的生命感，我们临碑的过程，也才会具有一种真正的书写感。

南宋姜夔说：“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这本是用来说明魏晋楷书体势生动自然，毫无刻意做作的痕迹，在此借以说明《张迁碑》的体势之美也合适。

（选自虞晓勇《方峻端浑   古趣盎然——汉〈张迁碑〉的书法艺术》，有删改）

传统手工技艺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明、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科技、人文内涵和独特的价值。它一般以天然原材料为主，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传统的手工，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审美意趣。它不只为人们简单的生活所需，更蕴含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情感追求。木雕、泥塑、剪纸、皮影、年画等不仅给人以美的愉悦，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传统手工技艺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使传统手工技艺回归民众日常生活，在生产实践中创新和发展，实现传统手工技艺的持久传承。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以下简称“生产性保护”）的根本是保持其核心技艺和核心价值。相较于处于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和文化积淀深厚、非遗项目较为集中的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是贴近百姓生活、在生产中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保护方式，这种活态保护方式的目的是使传统手工技艺持久传承下去。这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作为生产性保护核心的传统手工技艺不能中断。传统手工技艺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技术，还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是文脉延续的保证。二是传承人要有主动性、能动性。传承人是将技艺代代传承下去的活的载体，优秀的传承人不但从先辈那里继承技艺，还能根据生活的变化予以创新，如此才能使传统手工技艺代代相传。这里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是，要让传承人拥有高于最起码是等同于同龄人的收入，使他们能以某项技艺谋生，以拥有某项技艺为荣，能取得经济效益，如此他们才能有将某项技艺传承下去的动力。一项再好的传统手工技艺，如果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传承人没有收入来源，只让他们在贫困中死死守候，那这项技艺也不会长久。三是传统手工技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源于生活，有适宜它存在的土壤，有较显著的地域特色。那种仅在博物馆或旅游景区展示的传统手工技艺只能是作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记忆。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手工技艺存在的文化空间，营造适宜传统手工技艺生存的文化环境，在生产和生活的互动中保护，是使传统手工技艺延续下去的良策。

（摘编自朱以青《传统技艺的生产保护与生活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