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租公寓是近几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租房市场上的“新物种”。这种针对工作不久的独居青年开发的公寓又名“白领公寓”“单身合租公寓”。区别于传统租房模式，长租公寓通常是由商业机构将业主房屋租赁过来，进行标准化装修改造，配齐家具家电，以单间形式出租给上班族，并提供各类标准化服务，租客的租赁期限一般为一年。在上海的中环沿线，这样一个单间的月租，一般在2500—3000元之间。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长租公寓服务商已超过1200家，房间单位数超过200万间，并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

相比传统租房，长租公寓私密性好、配套全、安全系数高、社交成本低，对年轻租客更具吸引力。其中73%的长租公寓租客将私密性好作为首选因素，此外大部分青年租客比较关注提高生活便捷度的公共配套，也有不少青年希望社区内具备书吧、咖啡厅、公共客厅、办公洽谈等个性空间。以“V领地青年社区”为例，在现有的公共区域中，社区的公共客厅最受租客欢迎，此外，多媒体室、健身馆、操场等区域也成了很多租客的休闲娱乐之所。

调查显示，居住在长租公寓中的年轻人十分愿意就近社交，在App上的活动、交易、求助等各项社交功能中，租户对活动功能热情较高。

（摘编自张斌《“独居时代”，年轻人都住哪里》）

材料二：

长租公寓市场规模预期（亿元）

材料三：

独在异乡，独身居住，独自一人，“空巢”青年的数量正在一线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空巢”青年们第一个绕不过的难题就是租房。陌生的室友、老旧的社区、狭窄的社交圈子让这一代人更显孤独。独居生活中，缺乏情感寄托、社交圈子窄、交流空间有限是“空巢”青年们最为普遍的三大痛点。

针对这些情况，国内众多长租公寓纷纷采取行动，希望用新的生活理念打破以往传统租房的局限，为年轻人带来更好的居住体验。摆脱“空巢”的第一步就是让爱好各不相同的“空巢”青年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对此，长租公寓品牌“红糖里”主动承担了组局人的角色，主动搜集起了住客们的爱好，并定期在公寓举办主题兴趣小组活动。每到周末假期，公寓还会组织各种城市探索活动、节日主题派对、明星住客分享会等。这些活动能帮助住户迅速找到兴趣相投的友邻，走出打破隔阂的第一步。不仅如此，“红糖里”在公共空间上也做足了功课，这对于进一步拓展“空巢”青年的社交圈非常有效。同时，“红糖里”精心设计的公共空间为住客以及创业者们提供了足够的社交空间和气氛，在这样充满创意的载体及环境下，创业者之间的交流与想法就能碰撞出更多的机会与火花。他们可以在“红糖里”一边尽情地享受生活，一边和朋友们为工作努力拼搏。

（选自《长租公寓正在成为“空巢”青年的社交法宝》）

材料四：

日前，阿里巴巴旗下闲置交易平台“闲鱼”发布的《“闲鱼”空巢青年租房数据》显示，闲鱼租房用户中，32%是空巢青年，在多个一线城市，空巢青年人均租房花费低于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大家同为空巢青年，租房却有着明显的差距，他们中的整租群体人均花费2200元租用整套房，而租用单间的每月只花1200元。数据发现，空巢青年对于租房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没什么都不能没有WiFi，便利店成了空巢青年租房选址考虑的主要因素，爱干净、单身、好相处等条件成了空巢青年选择室友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空巢青年中的“90后”群体十分亮眼，即使只租住单间，他们在房间朝南、独立卫生间、厨房、飘窗等方面的要求均高于“80后”空巢群体，即便“蜗居一隅”，“90后”也在尽力活出生活品质。

（选自《“闲鱼”空巢青年租房数据：90后爱租什么房》）

材料一

历史，常常于无声处照亮未来。两千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拉开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序幕，也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自此“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今天，沿着茶马古道、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故道，“一带一路”倡议正在编织出沿线国家深化交往的全新图景。历史与现实昭示人们，开放是民族成长的催化剂，文明更因交流互鉴而绽放异彩。丝绸之路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一带一路”建设倡导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理念，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和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三年来，已有7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积极响应，30多个国家与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5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近150亿美元。“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丰厚福利。“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目前，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正式运营，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陆续组建；中泰铁路、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加快推进。仅以2016年上半年为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达5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7％。凡此种种，映照着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真诚落实，更彰显出相关合作的巨大潜力。

（摘自《人民日报·奏响“一带一路”的时代和声》，2016年7月27日）

材料二   

斯诺普科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给白俄罗斯带来了发展机会，也带来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和人文精神。斯诺普科夫表示，中白工业园是目前中白两国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它集合了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对白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中白工业园的政策不仅是面对中国的企业而且是面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企业。中白工业园的优惠政策是前十年免税，后十年的税减半。

（摘自央视新闻《斯诺普科夫：“一带一路”拉近欧亚大陆》，2015年7月26日）

材料三   

《2017“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综合了包括经济基础、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中国因素、能源因素和环境风险在内的六大维度上的37个具体指标，全面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的程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旭在发布会上表示，与2016年的评估相比，2017年，高风险和较高风险的国家均有增多，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国家则有所减少。从区域来看，较高风险的投资地区仍在南亚、西亚和北非，投资风险较明显提升的区域是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但是，从整体看，中东欧的投资风险仍然较低。根据《报告》，这些变化主要归因至三个方面：一是欧元的大幅贬值对中东欧等国的汇率变化产生较大影响，二是欧美对俄罗斯采取的经济制裁产生各种后果，三是国际油价下跌打击了资源国家的经济。

（摘自中国证券网《人民大学评估报告：“一带一路”首重能源合作》，2017年1月15日）

①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中国成语大会》，从《唐诗风云会》到《最爱是中华》，近来，多档主打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热播，引发社会关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之情，更让舆论惊呼传统文化正在勃兴。

②为什么似乎在一夜之间，传统文化节目就火起来了？其实，这些节目并不是最近开播的，不少都播出一些年头了。传统文化节目的产品供给，可以说一直都在持续。这些年，播放平台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极大地拉低了社会需求的下限。电视剧里，抗战雷剧、谈情说爱的戏码、婆媳育儿剧、古装玄幻剧，已经开始让大家厌倦了，大家希望看到有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精品剧目。综艺节目要么音乐选秀扎堆，要么明星真人秀扎堆，真正有文化内涵的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③被乌七八糟的事物包围太久，观众势必会自发地生出一种反动。套用文青的话就是，谁的内心没有诗和远方？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成为一种强制储蓄，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国重视并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复兴工作，宣布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重点。

⑤在看惯了网红脸、听多了鸡汤话的当下，与其让播放平台被烂节目占据，不如用充满诗香的节目占据。这些传统文化节目的坚持，终于等来了社会需求的转向，终于等来了更多人的关注。

⑥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传播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说有可能广为传播的部分，莫过于古诗词。其实，传统文化的重镇在子学，在经学，在小学，但是门槛太高。而唐诗宋词，我们从小就背，接受面广。所以，传统文化节目的落脚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这也是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的。学数学要从一加一开始学起，学英语要从ABC开始。古诗词的鉴赏，有助于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在此基础上，才有向深处探寻传统文化的动力。

⑦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几年前，《百家讲坛》让传统文化红火了一阵子，但接下来就恢复平寂了。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知识，还是没人看。这次古诗词节目带火的传统文化热潮，能否持续？能否带动更多人去翻阅我们的文化经典？还是会成为新闻热点事件一样，没两天就被人们抛诸脑后？这是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

（摘编自慕松《传统文化为何成当代热需品》）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左 传 的 “闲 笔 ”

“闲笔”不是游离于叙事主题之外对无关紧要情节的描述，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左传》开启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笔法。从《左传》中大量的细笔、趣笔、奇笔、偶笔的运用上看，“闲笔”已经是春秋时期历史文学的历史转向，标志着一种自然轻松充满趣味的文学笔法的成熟。

《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左传》叙事常常在宏大处用“闲笔”，由细琐的世俗生活，显现恢宏的政治主题，从而组成巨细映衬、大小对比的叙事单元，表达一种小事件推动大历史的历史观念。

春秋人对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审美精神有特别的喜爱。襄公二十四年晋楚棘泽之役，晋人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二人毫无畏惧，坐在战车上一面弹琴，一面冲入楚军阵营。这种从容镇定的悠闲，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的从容不迫，也转化为春秋文学的精神品格。“闲笔”写出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春秋文学的艺术品格。

“闲笔”往往描写的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却具有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双重意义。从结构上说，历史的发展过程总是起伏跌宕的，“闲笔”的加入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闲笔”往往是“正笔”的有机构成，没有了“闲笔”，“正笔”也显得呆板僵滞，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而从主题上说，“闲笔”常常通过小事件、小情趣显示历史的大主题、大格局。彻底说来，“闲笔”比“正笔”更突显了《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思想跨越和艺术进步。

《左传》常常在风云激荡处宕开笔墨，写出一两件小事件、小情节，以小事件显示大历史发生的具体情景，以细微处展示大人物真实的心理动态。《左传》定公十年，宋景公宠爱向魋，将公子地的四匹白马转送给向魋，引起公子地的不满，向魋准备逃亡，宋景公伤心欲绝，竟然“目尽肿”，一个细节写出了景公内心的无限悲伤，这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次写出一个人双泪长流两目红肿的动人细节。

钱锺书《管锥编》有“一饭之恩仇”的论述，他指出，一饮一饭，分配不均，看似小事却往往引发政治的连环报复，甚至造成激烈的流血冲突、朝野动荡。《左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件记载。宣公四年，郑国大夫子宋、子家一起朝见，子宋以其“食指动”，预言此日“必尝异味”，而恰逢郑灵公烹制楚人送来的大鼋，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故意召见子宋而不分给他大鼋，子宋染指而出，两人最终杀死了郑灵公。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公膳日双鸡”，而饔人却将鸡更换成鸭子，御者又换掉鸭肉只送上肉汁残汤，这让子雅、子尾愤怒异常，从而导致齐国庆氏集团被逐事件的发生，而这场宫廷流血事件又恰恰改变了齐国的政治走向，致使陈氏家族在崔、庆之乱中渔翁得利，篡取了齐国的政权。

“细笔”不细，“闲笔”不闲，《左传》的眼光是独到的，宏大的历史往往从细微处走来，大历史常常是由一连串小事件构成的。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