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了。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我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我重新成为了干休所里那个二十一岁的勤务员。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向昔日进行眺望的时候，我再次看见了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清这些木牌的来历。我跟身边的伴儿说的时候，他只给了我粗重的喘息，并未做任何的回答。我跟他说，我猜测这些木牌上的名字也许是当年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那些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吧，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可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木牌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的写着“白马”“黑花马”“手枪”，而有一些木牌是无字的，很不规则的画了一些“0”。也许，将军稂本不知道那些阵亡战士的名字？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的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我不是叫你下来吗。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他用手使劲地按着眼角边的两道皱纹。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我悄悄地留下了两块木牌，那是两块没有写字的木牌，上面画的是“0”。原来我留下的木牌是三块，那一块木牌上写的是“白马”。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来说，白马让我感到亲切。不过后来我把白马给将军送了过去，我看见那匹白.马从浓烟中站起来，回头望了一眼，似乎还有一声嘶鸣，然后甩下一路嗒嗒的马蹄声笼尘而去。白马是属于将军的。

对于将军那些木牌名字的来历，我曾经做过调查，当然这种调查是随意性的，我只是偶然地向有关的人提及，他们对我的问题都只能是摇头。似乎没人曾向将军提供过什么阵亡将士的名单，至少将军离休后没有。

那么木牌上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呢？它们是在什么时间成为了木牌，装满了整整的两个木箱？……

倒是干休所的王参谋向我提供了一个细节。他说他见过一次将军发火，那时我还没有来到干休所。他看见将军紧紧抓住一块木牌，对着它大声说，你就是再活一次，我还得毙了你！当时王参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将军把那块木牌扔出了很远，木牌划过地板时发出了一阵很脆的声响。过了很久，将军突然对王参谋说，你把木牌给我捡回来。将军接过了木牌，用手擦了擦上面的尘土，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了那些木牌之间。王参谋说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好像他把木牌递到将军手上时，将军的眼红红的。

我的手指，抚摸着我一直收藏的那两块木牌。在我混乱的生活里它的位置却是一直都没变过。而现在，我抚摸着它们，感觉上它们变小了，但比以前更重了。

(有删改）

材料一：

泛娱乐直播平台，指主要业务为传播泛娱乐直播内容，并提供用户与主播进行实时互动功能的平台。泛娱乐直播起源于秀场社区，自2008年上线后发展至今，在PC端拥有较为稳定的用户基础。2016年，移动直播迅速崛起，对PC端的追赶趋势明显，7月后用户流量激增，迅速赶超PC端用户规模，并逐渐拉开差距。艾瑞分析认为，移动直播的兴起除降低了直播的门槛、拓展了传播渠道外，也激发了直播的社交属性，激活了直播的潜在用户。直播的整体用户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PC端固有用户的大量转移，因而PC端的用户基础受移动端影响较小，仍会保持现有规模稳定发展。

伴随着泛娱乐直播的火热，一些不良现象也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从2016年9月以来，广电局、网信办、文化部纷纷针对网络直播行为下发系列文件。针对直播平台的监控要求不断提高，内容愈加细化，不仅对表演者提出要求，对用户的互动行为也采取了一定的监管限制，这些监管措施将会推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遏制不良直播内容的传播。           

（摘编自搜狐网，有删改）  

材料二：

2014-2022年泛娱乐直播市场规模及预测

[注]e：预计的，估算的。

（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泛娱乐直播平台发展报告》） 

材料三：

仅仅两年的时间，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直播领域，在国内已经出现日渐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泛娱乐直播的细分化，往游戏、综艺、体育等场景下沉；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直播与泛娱乐直播之间的分水岭越来越明朗。据艾媒咨询分析，泛娱乐直播领域正处于瓶颈期。数据显示，相比于2016年，2017年的用户规模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主要是因为优质内容匮乏、内容粗糙和严重同质化，导致了用户的加速流失。其次，泛娱乐直播的发展环境在改变。艾媒咨询分析，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由于直播的投资热度冷却，资本趋于理性，资源趋于集中，导致行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不少泛娱乐直播平台开始谋求其他出路。最后，变现模式的固化也让泛娱乐直播平台的成本不断提高。用户打赏、网红抽成的变现模式，导致对网红争夺日益剧烈，泛娱乐直播平台疲于“抢人”，疏于改进用户体验，进一步造成用户流失，本来黏性不强的状况又雪上加霜。

然而一时间，直播答题突然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新风口，仅仅是2017年年底到2018年新年的短短两周时间里，中文互联网上就有超过六款直播答题产品出现。直播答题的引入为过去奉行流量为王的直播平台找到了一条内容为王之道，益智问答以“知识竞赛”的面貌重塑了直播行业的形象，同时也收割了新的流量和用户。时参与的网友而言，直播答题开辟了新的娱乐消遣方式，甚至是益智、娱乐、赚钱三不误。因此，抛开当前出现的奖金透明性质疑、作弊外挂等问题．短期来看，直播问答是少有的负外部性较小的模式创新，非常有益于行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娱乐网《直播行业现状剖析》，有删改）

材料四：

与国内的直播平台不同的是，国外的大直播平台多属于已成型的社交平台，如美国四大直播平台Fucebook Live、Youtube、Snapchat推出的Live Stories，Twitter旗下的Periscope等等，这些平台本身已经是大型流量入口，直播对于它们来说社交工具的属性要更多于流量工具，更直接的目的是用直播带来的社交体验重新激活已经越来越趋向沉默的用户，而不是导流新用户。依靠熟人社交奠定社交地位的Facebook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用户，它需要为日趋沉默的用户寻找新鲜感，让互动形式更为丰富，主打视频直播业务的Facebook Live上线后两个月便被放在了服务栏的明显位置。

目前看来，比较统一的现象是直播更适合作为内容生产工具，而不太具备平台化的条件。国外直播市场Facebook、Youtube、Snapchat和Twitter四大社交巨头激烈角逐，国内直播平台则凭措BAT和资本上层，以及微博等大流量平台的互动来彼此竞争。缺乏稳固的社交和流量基础的国内泛娱乐直播，凭一己之力平台化的道路目前来看非常艰难。

（摘编自百家号《看看国外的直播“四大天王”都是谁》，有删改）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成熟、有效。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考生的出身、社会关系、名声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枚《阿房宫赋》等都作为“行卷”而知名。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声名远扬，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

而宋朝科举的特点主要有：

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

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再送考官评阅。

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取胜。

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比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

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寒素子弟仅占15.9%。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足以证明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摘编自李贵《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典型的中国文化是指，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在中国有，在外国没有的文化。这里说的“中国文化”，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另外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会意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而轻语法的特点。

中国人对于文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古代的“人”字，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一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比如说叔叔，伯伯，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二是“上下有序”，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丝毫不乱。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三教看起来十分融洽。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有阴阳五行。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古人认为“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一圈圈放大，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华夷之辨”，从而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文化的特点》）

瞎子摸象

陈乐民

据说欧洲的启蒙时期受到了中国的“启发”。这则“佳话”的来源是法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受命于法王路易十四，意在到东方去用基督教感化那里的异类。他们钻到了康熙皇帝的左右。从这位有道明君身上看到路易十四所缺少的雍容大度和好学不倦的风范和品性。结果是，康熙和他的左右不曾被基督教化，传教士们却被“儒化”了。传教士之一李明居然认为基督教义几乎都能在中国古书里找到。

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见闻和良好印象通过两条渠道扩散开来了。

十八世纪初，教廷组织批判了那些维护中国传统礼法的传教士，“亲华派”被推上了批判席。批判的结果自然是李明等“败诉”。然而李明们的主张却不胫而走。李明的厚厚一本《中国现状回忆录》虽因而遭禁，后来却实实地成了畅销书。

到了欧洲启蒙前期，那些渴求新知的哲人们，发现“中国哲学”对于他们匡正时弊有用，康熙皇帝又如此英明，他明明不相信基督教，却能容忍它在古老的中国传播。身处逆境的伏尔泰因而把中国和康熙皇帝一起理想化了。这可以叫做“托华改制”吧。伏尔泰曾嘲笑莱布尼兹犬儒主义式的乐观主义。然而，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他和菜布尼兹却是一致的。只是莱布尼兹比伏尔泰更深一层。伏尔泰是从为什么法国不能出个康熙皇帝的角度来对待中国的。莱布尼兹是用自己的哲学“格义”消化中国哲学。菜布尼兹似乎有一种通汇天下学问的本领，一个“先定和谐”、一个“异教相通”，就把天下一切格格不入乃至对立的东西都消化掉了。

就这样，传教士了解的那点中国学问就被放大了，似乎在遥远的东方真的有那么一个理想的“天国”，那里的一切都值得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仿效。久而久之，有的人便得出一个说法，似乎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启示。

其实这两点都有错觉和幻觉。前者，罗马教廷的霸道作风反提高了中国在欧洲社会的声望。后者，则是欧洲的哲学家们“为我所用”地从传教士们那里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或一只耳朵或一根尾巴……然后加以“格义”。延伸开来，便成了欧洲的启蒙受到了中国的“启发”。

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陶醉。中国文化自有其博大精深之处，它不必因其“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才显现其伟大。启蒙早期的欧洲人文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实用主义地“引进”中国哲学，绝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真的被理解了，也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真的起了那种作用。那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到黑格尔时期，对中国的盲目歌颂来了一个反动，那是另一个极端，摸到了大象的另一个部位。然而，中国启示的神话并没有被黑格尔破除干净，因为印象已经造成了。

当然，让这种“佳话”式的自我陶醉留下来也无伤大雅，虽然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欧洲人、中国人都想找些维系感情的话题，那就摆摆龙门阵、过过瘾吧。反正科学的态度是另一回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