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煜明和他的灵感

黄永明

1997年，卢煜明和同事在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报道在孕妇的血浆里检测到胎儿的DNA。这篇文章到今天被引用已经超过了2200次。

卢煜明1963年出生于香港九龙，从小喜欢看《国家地理》，对与技术相关的事情更有兴趣，比如计算机和摄影。

1983年，卢煜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基础医学，他在上学的第一年就接触到了通过大量复制DNA序列来帮助生物学家进行分析的PCR技术，并迅速上手。

羊膜穿刺术技术，能够让医生在婴儿出生之前就确定孩子是否会患有遗传疾病，比如诊断出染色体数量异常所带来的唐氏综合征。然而，这项技术是侵入性的，会增加流产的风险。

卢煜明在妇产科实习时思考也许可以使用PCR技术来检测那些进入母体循环的胎儿有核细胞，这样一来，不做羊膜穿刺便可获知胎儿的DNA。

没有花费很大的功夫，卢煜明就在母体循环中找到了胎儿有核细胞。然而，当时的卢煜明并不知道，他正走进一条无法走通的死胡同。后面的八年里，他办法想尽，目标却始终遥不可及。

香港回归前夕，许多不错的研究职位在香港空缺了出来。卢煜明在此时谋划着回到自己的家乡。

与此同时，《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报道在癌症患者的血浆中检测到了肿瘤的DNA。这让卢煜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肿瘤在癌症患者体内生长，与胎儿在母体内生长，是多少有点相似性的；既然可以在癌症患者的血浆中找到肿瘤的DNA，那么在孕妇的血浆中找到胎儿的DNA也应是情理之中！

这个时候，泡面为卢煜明带来了灵感。

“在我第一次操作检测游离的胎儿DNA时，我把血浆煮了煮，然后取用很少量的‘汤’来做PCR。这跟我煮泡面的过程是相似的。”卢煜明说。

当然，他并不是真的用火去煮。那个时候，DNA提取的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卢煜明的做法是，先把血浆或血清加热，使蛋白灭活，因为这些蛋白如果有活性的话可能会降解DNA或者影响PCR的活性。接下来，最高速度离心，把变性的蛋白沉淀下来。最后，直接吸取上清，用里面的DNA做PCR。

2009年的一天，卢煜明跟太太Alice去IMAX 3D影院观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那个时候，他正在思考如何使用母体血液对整个胎儿基因组进行测序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他有一段时间了。当银幕上一个巨大的“H”（哈利波特的logo）飞向卢煜明的时候，它在卢煜明的脑海中幻化成了同源染色体。他思考良久的问题突然有了答案。

唐氏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它是因染色体异常而引起的。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其21号染色体包含了三条染色体，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一对。这给他们的发育和健康带来许许多多的严重问题。

卢煜明的血浆DNA检测方法2011年起开始用于检测唐氏综合征和其他染色体异常。这项检测在今天已经可以在超过90个国家获得，有超过百万妇女从中受益。

现在，卢煜明的实验室有一半的精力用于研究产前检测，另外一半则用在癌症检测上。后者的思路与产前检测是相似的：癌细胞死亡时会向血液中释放DNA，而卢煜明想要通过找到这些DNA来实现癌症的早期检测。

他这种做癌症早期检测的路径被称为“液体活检”。“最终，我希望通过验血，利用循环DNA来筛查多种类型的癌症。”他说。

2016年，汤森路透将在科学界颇有知名度的“引文桂冠奖”授予了卢煜明，他由此也被广泛认为是诺贝尔化学奖的热门人物。

（摘自2017年1月14日“财新网”，有删节）

材料一：

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就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合、奏唱国歌的形式和礼仪、国歌标准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国歌的宣传教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国歌法并非中国独有。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都有单独的国歌法，对播放国歌的场合、奏唱国歌时的相关礼节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新加坡，如果有意不按官方安排奏唱国歌，或奏唱国歌时无合理原因不起立致敬的，将被起诉，并最高处以1000美元罚金。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在演唱国歌时，如果有国旗展现，穿制服的军人行军礼，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向国旗立正，右手放在心口，行“效忠礼”。

（摘编自杜茂林《“为歌立法”：国歌背后的理智与情感》）

材料二：

（摘编自新华网《国歌法来了，你用“正确姿势”爱国歌了吗？》）

材料三：

国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在校园、奥运赛场、边防哨所……每次奏响国歌都是对祖国和民族精神的一次礼赞。”国歌展示馆馆长杨春霞说，“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曲，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局长金雪萍表示，国歌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也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结晶的崇高敬意。法律中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国歌的具体规定，对社会公众兼具教育、引导以及惩戒等多重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武增说：“那种把维护国歌尊严与所谓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家要对公民合法的权益予以保障,同时公民不得滥用自由和权益。对辱没国家的尊严、损害民族感情、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摘编自朱宁宁《维护国歌尊严权威   奏唱国歌有法可依》）

材料四：

国歌法通过并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依照法定程序分别征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他们均认为，将国歌法列入两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符合两部基本法的规定，是适当的。香港、澳门社会普遍认同这部全国性法律属于两部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律。

2017年10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两个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国歌法，属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说明还指出，近些年香港发生了一些不尊重国歌的事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社会价值底线，引起包括广大香港居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有效防止并处理这类行为，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就更加具有迫切性和现实重要性。

（摘编自新华网《国歌法拟列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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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传承要走学院派路子

李姝昱

皮影戏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不仅剧情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在造型、布景、唱腔、配乐、表演等很多方面也都有门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堪称精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老百姓普遍有欣赏皮影戏的习惯和爱好。路宝刚回忆，当年父辈唱得最多的是《樊梨花》，夏天的夜晚，一家人在院子里拉起电灯，饶有兴味地聊天、说戏，吸引了左邻右舍的观众。几十年来，《樊梨花》成了他的一种特殊情结，寄予了对父辈的深切怀念和对皮影的执着坚守。

然而，尽管业界一直在努力，皮影戏这门古朴的民间艺术在娱乐方式逐渐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网络时代，还是不可避免地面临传承危机。

振兴皮影戏的当务之急、长久之计关键在以下两大方面：首先是人才建设。一直以来，皮影人才培养大多采取随团形式：新人进入剧团后，才开始近距离地接触皮影，从零起步慢慢学习、上手，主要学到的是实践技能，将来可能成为技艺娴熟的匠人，但不太容易在文化层次、综合素养上也实现必要的突破。“皮影戏是民间艺术，但从业人员绝不能只满足于做民间艺术家，而应该把自身定位为艺术家。”路宝刚建议，今后应当走学院派的路子。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戏曲学院、艺术学校，设立专门的皮影专业，对学生进行工艺美术、乐理知识、戏曲理论、表演技巧、文学素养、文化内涵等的系统教育和全面把关。经过几年的科班培养、刻苦学习，学生不但可以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将来改行的可能性也会小很多。如是，有利于人才的优化和聚拢。且随着人才队伍壮大、质量提升，皮影戏就慢慢积累起了创作精品为自己代言的深厚实力，进而从观众中、各行业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踊跃加入。

其次是观念提升。具体来说，就是要跳出“皮影”的框框，尽量往影戏方向迈进。“在自然界，有光就有影，不同质地、形状、规格的物体往往有着不同的影子形态，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光影世界。重要的是，用什么合适的方法和手段，把各种影子集中起来，并用它们来演故事。”路宝刚认为，在单一的皮影形态已无法适应大众的欣赏水平时，明智之举是拓宽视野，探索并发掘影戏的巨大潜力。

“将来可能不叫皮影戏，而叫影戏舞台剧。剧场里除了观众和演员，还有千姿百态、变幻莫测的影子，皮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影子不是局限在银幕上，而是占满了剧场的长、宽、高，并在演员的指挥下恰到好处地‘说话’和‘行动’，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剧中的影与影、影与人、人与人自如地对话和互动，共同演绎一个充满奇思妙想和温暖情怀的好故事。”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推荐1】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一一“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虐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含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喻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和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大智若愚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在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地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弃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乡音是故乡的土语，可以说是人们真正的母语。乡音并不是简单的交际工具，而是一方水土养育的人文精粹，它承载着祖祖辈辈的认知和智慧，凝聚着令人魂牵梦绕的情感，积淀着当地共同的历史记忆。乡音是无比敏感的情感触发器，激发的是浓烈的乡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江”的感人情景充分说明了人们为什么把乡音当作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乡音的消失，无疑会导致情感的失落和心灵的漂泊。

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音超越了地域群体建构，发挥着阶层群体建构的作用。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凭借乡音寻找乡亲，重建社会联系，以化解孤独，消解都间，舒缓压力，寻找精神慰藉和归属。而这种以老乡为纽带的社会群体又进一步扩大为操各种外地方言的进城务工人员的相互认同，从而形成“外地方言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于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乡音的消失，会使人们的精神失去依归。乡音是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缺乏乡音的抚慰，人们将会失去精神依归，产生飘零感和孤独感。乡音的消失，会使群体失去纽带。乡音是人的精神家圆和情感维系，因此，对乡音的认同和忠诚成为维护群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大要素。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观念更加强化了乡音等乡土文化的特质和凝聚力。一旦这种凝聚力被弱化，群体的纽带就会松弛，向心力就会减弱，从而会影响社会稳定。乡音的消失，会使历史失去根脉。乡音是一方历史的缩影、结晶和活化石。它承载着地域文化积累，珍藏着族群发展史、语言演变史、民俗演化史等珍贵历史记忆。任何乡音的消失，都将导致历史失忆和一方文化根脉受损。乡音的消失，会使文化失去色彩。中国语言的多样性，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乡音是地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滋养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形态。例如苏州评弹、京韵大鼓、黄梅戏、越剧等曲艺戏剧，都是以各地方言为基础和给养的；韩庆邦《海上花列传》的吴越风情，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冯骥才《怪世奇谈》的地道津味，无不借助方言彰显其特色。如果相关方言消失，上述鲜活的文化形式将不复存在，文化多样性就会受到损害，中国文化就会黯然失色。

乡音的衰微和消亡，将会导致地方文化特色的消退、人文底蕴的贫乏和历史传承的中断，乃至乡魂的衰竭。其实质，伤害的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源泉——因为正是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摘编自赵世举《城镇化务须可护乡音》）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①不久之前的报纸披露，某些名流倡议部分恢复繁体汉字。人们可以从繁体的汉字之中读出古人造字的匠心，例如“爱”之中包含了“心”，“親人”必须相见，如此等等。繁体汉字的阅读和书写犹如拜谒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有机会再次向祖先表示由衷的敬意。

②当然，汉字的“繁简之争”由来已久。反驳的声音迅速传来。繁体汉字笔划繁杂，孩童的识字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甚至有可能畏难不前。一些人举出了几个典型的例子——先生们，请默写“簫、齊、鸞、齡、靈、叢、釁”这么几个字，感觉如何？

③如果允许插嘴凑趣，我愿意追加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使用篆书书写。篆书不仅更为接近古代的象形文字，形象直观；而且，篆书的历史更为久远。繁体汉字来自祖先的创造，篆书来自祖先的祖先。不能抱怨这种要求的刁蛮无理，根据相同的逻辑，篆书与繁体汉字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

④相信我——提出篆书书写的意图并非制造某种夸张的调侃，而是再现文字史的概貌。篆书构成了文字史的第一个鼎盛期。众所周知，繁体汉字的流通大约中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事实上，文字史内部另一个更大的转折是篆书退出日常的书写领域——时间大约是汉魏之际。我想指出的是，从篆书开始，或明或暗的汉字简化运动几乎始终活跃于文字史之中。总之，篆书、隶书、楷书以及相继而来的行书和草书无不包含了简化的意图。

⑤我不想纠缠每一个字的简化方案，也不想谈论隶书之后诸种字体性质各异的简化特征，我真正兴趣的问题是：那些名流为什么未能察觉文字史内部如此明显的演变倾向——为什么未能察觉，恢复繁体汉字恰恰与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

⑥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胜枚举。从四大发明到长城或者大运河，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绚烂的唐诗宋词，历史曾经将一笔又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转交给后人。这些财富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许多人常常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笔——古人的创造精神。

⑦偶尔能听到一种舆论：我们这个民族温柔敦厚，拘谨含蓄，很少显示出蓬勃的创新冲动。这种观点显然不对——一个没有创新冲动的民族怎么可能留下那么多文化遗产？但是，多数人愿意承认另一个特征：我们这个民族崇尚古人，尊重传统，敢于自我作古、独树一帜的人并不太多。对于某些人说来，古人的辉煌业绩时常悄悄地转化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牢笼。这时，一个问题愈来愈尖锐：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

⑧我想更多地提到“古人的创造精神”。相对于依循古制，创新远为艰巨。创新不是单纯地依靠灵感、聪明和想象力，更为重要的是，创新还包含了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创新意味着在最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新的举措。为什么篆书消亡于汉魏之际？历史条件的改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诱因。公务文字交流数量的急剧增加，书写工具的改变，这一切无不迫切地召唤另一种更为便捷的新型字体。这时，文字创新及时地赢得了一个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汉字简化存在相近的理由：文字交流的规模前所未有，书写工具的日新月异，大众的识字如何更为容易，孩童如何启蒙教育——这时，汉字的简化成为一项疏通瓶颈的文化工程。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说来，一个小小的不适已经足够瓦解创新的冲动。

⑨我们要向古人学习什么？至少可以从文字史的演变察觉，古人曾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积极互动。如果想到的仅仅是恢复繁体汉字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汉字的来龙去脉，没有意识到隐藏于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背后不懈的创造精神，那么，这种做法业已迹近于买椟还珠了。

⑩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李鸿章的形容：现代社会的降临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种剧烈的震荡纷至沓来。这时，古人的现成经验显然不够用了。期求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前的古人完整地解答当前遭遇的问题，只能证明我们的平庸和懈怠。古人的业绩属于过去，古人给予我们的最大馈赠毋宁是：如何创造自己的时代。

⑪无论是争辩汉字的繁简还是别的主题，“古人的创造精神”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