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其发音是约定俗成的。但纵观历史，汉语语音的变化之大，其实远超过文字、词汇和语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到隋唐时期民族融合中塑造的“唐韵”，再到近代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形成的普通话，语音的流变从未停止。一条河流之下，有着千万年沉淀而成的河床，这是河流的本质。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去看，语言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有着文化传承的功能，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能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中感受委婉的韵致，能从“天似穹庐，笼罩四野(yǎ)”中体会旷野的苍凉，这是语言文字跨越时空的力量。有语言学家说，朱熹穿越回春秋时期，也听不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究竟在说些啥。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发现“平分阴阳，入派四声”这样的规律，在语音的演变中看到那决定河流走向的河床。而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更承载着文化与心灵的密码。中国传统诗歌对字词读音相当讲究，既要押韵，更讲平仄。即便读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仍能从这些音调韵脚中，领略唐诗宋词的曼妙音符。而那些处于诗句关键位置的“诗眼”，更是保留下日常语言中已经不常见的读音，让人从中感悟音韵之美、语言之美。当下，公众吐槽诗词中读音的修改，也正是有着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呵护之心。公众希望留存这些“诗眼”，其实也是想为传统文化在汉语发音中留存一些“气眼”，让日用交流的语言，至少在诗歌中能够多一份文气、多一份古意。如果只是为了“规范”“统一”等原因而“去异求同”，也就难免在不经意间丧失了记忆，也丢掉了更好地理解传统、理解先人的机会。

叶嘉莹在其《迦陵论诗丛稿》中谈论《古诗十九首》有多重意蕴，她把造成《古诗十九首》的多 义性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不知作者，你便无从比附，这使它的意思反而丰富起来；二是没有明白的人称的指称，使它有了多义性；三是汉语文法的模棱性，主语、谓语、宾语或者过去式、现在式说的不是很清楚。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一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意思就是说：《诗经》的意义是不可能具有通达而完备的解说的。《涉江采芙蓉》 这首诗通常被理解为一首情诗，那么“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到底是离乡的游子还是思夫的女 子？由诗句“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来看，每当妻子想念丈夫时，她就想象着远方的丈夫，此 刻也带着无限的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这种表现手法又叫作“示现格”。所以张啸龙在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中表示：“实际上‘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情思。”

还有一种观点是把这首诗理解为两个场景：正当女主人公苦苦思念丈夫的时候，她远方的 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的忧愁，回望妻子所在的故乡，这样的“对写法”，造成了 “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并且，用之来解读《涉江采芙蓉》，更能还原诗作的原汁原味，表情达意效果更为含蓄哀婉，同时也使男女抒情主人公之争的问题不复存在。

“诗无达诂”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同心而离居” 一定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吗？《离骚》中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并用男女之爱喻君臣之情，《涉江采芙蓉》会不会也是诉君臣之思呢？

“涉江采芙蓉”的这位贤臣，以兰泽的“芳草”喻自己高尚的品德，他要把采撷的“芙蓉”赠送 给“远道”的明君，回头凝望着“旧乡”，长路漫漫，“我”已被贬，成为逐臣，“我”所怀念的朝廷和君主渐行渐远，所思在远道。虽有“同心”但已“离居”，长叹一声：只能“忧伤以终老”了。这样解 释，《涉江采芙蓉》就由思妇之辞变为逐臣之词了。

《古诗十九首》作为民间文学创作，内容多写“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那么，主人公除了 “弃妻”“逐臣”，也可以是朋友间的离别诗，“涉江采芙蓉”是为了赠给“在远道”的知己，高山流水的友谊使得他们同心同德，无奈相去遥远，想到便忧伤难排。

钟嵘在《诗品》中把《古诗十九首》列为上品，并评价其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这从《涉江采芙蓉》中便现端倪。仅从何者“涉江采芙蓉”入手，便可可分析出多种意蕴，这也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赏析采用“诗无达诂”的方法，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文本的意蕴。

（选自曹雨《以〈涉江采芙蓉〉为例浅谈诗无达诂》）

材料一：

2月2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做出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根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脱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删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情况

“现实”与“历史”“未来”形成对应关系，尽管历史和未来题材创作同样可以表达现实意蕴，但现实题材创作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更为直接，更容易对社会现实产生显见的作用，因而，我们国家历来重视用现实主义精神引导创作，这是很自然的，也有利于文学创作获得强盛的生命力。现实主义的本意包括正视现实、不回避现实、如实写照现实的要求。肯定这一要求，表现了国家的自信。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主流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同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声誉，正说明现实主义道路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繁荣发达的主要途径。当然，现实主义不是文学发展的唯一样态，近年来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的兴起，在相当规模上带来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气象，打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但现实主义创作依然是体现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和最高水平的创作。特别是在反映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代表）和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小说创作为代表）两方面，具有大众文学、网络文学无法比肩的优势，更集中地显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

现实主义的力量，体现于其深厚的美学价值。现实主义主张客观地、如实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正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现代人以更成熟的目光审视世界，少有浅薄的冲动，重视事实，习惯独立思考，不愿意在文学阅读中随便迁就作者的教化，更以真实感作为审美感觉的基础，这些都决定了现实主义创作必然成为文学读者，尤其是高层次文学读者的主要需求。

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两翼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又从来都是互有补充的，人们不仅需要真实的观照，也需要理想的想象。正由于主流文学在一个长时期内将现实主义定为一尊，忽视了身旁一大片荒芜的文学土壤，才使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赢得异军突起的广袤余地。最初，青春文学兴起，几乎在一夜间征服了无数青年读者的心，其本原正出自于浪漫情怀。后来，网络创作以言情、武侠、侦破、玄幻、奇幻、穿越等为样式，蔚为大观，其内质也来自浪漫的想象，而这些样式都是以往正统主流文学所不为的。传统文学是倾向现实的文学，网络文学是倾向理想的文学，代表着不同文化气质。传统文学以揭示真实为最高目的，主张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世界；幻想文学首先看重愿望，依照理想的面貌制造幻象。网络文学更迎合人的本性，传统文学则无意屈从于人的善良愿望。所以网络文学是一种轻松消遣的文学，传统文学是一种严肃的文学。

理想的写作也有其鲜明的美学特征，它们满足了人们关于美好、善良、正义、理性和瞭望未来的愿望，弥补了现实主义的冷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可以同时改变两种文学的样态。

（摘编自胡平《刍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日暮风吹，叶落依枝。”(吴均《青溪小姑歌》)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说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