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作为中国的民俗文化，其所沉积的宗教、民俗、神话、社会乃至美学意义，令人叹为观止。《周礼·春官》所载“九祭”中，第三祭“炮祭”，这种烧柴祭天的仪式，被认为是爆竹的起源。爆竹的流行，始于唐而兴于宋。南宋时，开始用火药制作烟火。至于其功能，依然延续驱鬼避邪的旧俗，其后，烟火延伸为敬神拜祖之祭祀以及检阅军队等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绵延至明清，烟火除祭祀功能外，更多用于节庆、典礼、娱乐、婚丧嫁娶等礼仪。及至我们这一代，烟火原初的驱邪、祭祀功能逐渐淡出，差不多蜕变为纯娱乐工具。

对烟火的质疑，来自现代都市文明的崛起。相比起来，烟火与都市文明在实践层面上的冲撞、矛盾关系，远大于两者在文化上的依存关系。的确如此，烟火爆竹的四处散放，给都市留下自娱的快乐，也带来各种问题。都市为此付出巨大的、难以承受的代价。因此，有学者将此现象谑称为恶俗、恶习，虽刻薄了些，却也道出了由烟火燃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压力下，改变烟火的燃放方式，便成为都市文明发展的必然。

如何既存护烟火所固有的习俗与记忆，又使其在与都市空间的结合中，转型为当代艺术形态，日益成为时代课题。近年来，由艺术家、工艺师、城市管理者等合作的，以烟火为媒介的大型公共艺术，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最佳方案。烟火作为公共艺术，不仅以全新的视觉景观呈现出都市的活力，也准确地表达了时代的精神诉求，更为重要的，它还将爆破有效地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有效避免了散放时可能带来的危害。烟火作为公共艺术的范例极多，在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等国际性的音乐烟火大赛及各类庆典上，以某一主题为旨归的大型烟火燃放与爆破，已然成为常态。

就艺术创作而言，烟火是一个具有无限开拓空间的新领域。在艺术家手中，烟火被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突破原有局限，一跃成为大型的爆破艺术新形态。它带给观者的，是视觉、听觉复合为一的现场震撼与艺术感受。虽然烟火在天空转瞬即逝，却以其华丽盛大，给人们留下恒久的审美记忆。在这里，值得确信的是，凭借现代科技的支持，烟火已在艺术与审美层面，完成自我重生。

当然，仅仅在视觉审美层面理解烟火的公共艺术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艺术家的烟火艺术创作，往往是围绕某一时代主题而展开的。以时代精神、文明进步、科学理念等主题有效地置换炮祭中的旧习俗、旧观念，是烟火由炮祭转向大型公共艺术的关键一环。另一个事实在于，观者只有与时代主题心有所感，意有所通，将视听觉震撼转化为内心感应，方能带来心灵的快乐。比如，在2008年奥运会上，当燃放起烟火时，人们能够从绚烂的烟火中，感受到一个国家成长的节奏，内心充满骄傲和自豪。烟火公共艺术之教化，和传统的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炮祭转向大型公共艺术，烟火准确地标志出一个都市、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尺度。燃烧于夜空的璀璨景象，震荡于寰宇的爆裂之声，不仅唤醒我们古老的记忆，也让我们脚下的道路熠熠生辉。

（节选自张晓凌《烟火：从炮祭到大型公共艺术》，有删改）

笛卡尔：你怀疑过这个世界吗？

陈   翔

       （有删改）

应聘

李桂芳

母亲陪着儿子来人才市场应聘。看那儿人山人海的，母亲就有了许多焦虑。无论如何她得帮儿子找到工作。

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家待了半年。他的同学陆陆续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可儿子老是不慌不忙的，说工作迟早会有的。为这，母亲真有些生气了，所以今天非得亲自陪着儿子来应聘不可。

终于看中了一份待遇不错的推销工作，儿子的条件也挺适合的。母亲便努力地挤进密密匝匝的人群里去，好不容易帮儿子要到了一张应聘报名表。儿子接过表格，三两下就填完了。母亲接过一看，字迹很是潦草，就生气地说，你怎么这样，不能把字写好点儿吗？儿子不耐烦地说，我就那水平。

母亲无奈地再次挤到了前台，又要了一张表格。看看拥挤的人流，害怕挤出去难以再挤进来交表，便靠着工作台，拿笔填起来。母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的书法作品曾在中学时得过奖。一个工作人员见她正专心地填表，凑过来，看了看说，不是你应聘吧？母亲被身后的人流推得歪来倒去的，好不容易站稳了，连忙说，不是的，我是给我儿子填的。那人说，你儿子本人呢？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力气小，挤不进来。工作人员看了母亲写的字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嘛。母亲赶紧说，我儿子写得还要好呢。

因为表格交在前面，不多时就叫到了儿子的名字，母亲赶紧大着嗓门儿朝后面叫儿子的名字。儿子好半天才挤到前面，边挤边抱怨说，让你别忙，你忙什么呀？母亲朝他使使眼色，把他拉到工作人员面前。

儿子被叫到另外一间小屋进行面试，母亲赶忙跟了进去。工作人员问儿子，你为什么要来应聘这份工作？刚才还和母亲顶嘴的儿子，此时突然紧张起来，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说，我需要找份工作。母亲赶忙帮他圆场说，我儿子从小就伶牙俐齿的，这会儿是紧张了点儿。他适合做这个推销工作的。你别看这孩子长得瘦，很能吃苦的。小时候吧，家里的一切家务活儿他都承包了，街坊四邻一个劲儿夸他能干呢。

工作人员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做推销工作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儿子想了半天，大冷的天，额上冷汗直冒，半天才张嘴说，我觉得只要能吃苦就行。母亲嗔怪地看了儿子一眼，连忙接过他的话头说，这孩子，刚才在路上还给我说得头头是道呢，这会儿就忘了？母亲对工作人员说，搞推销，一直是我儿子的梦想，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有意识地在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他平时就跟我说，推销人员应该有以下素质：一是有一副好口才，能为产品做详细生动的口头广告；二是有吃苦精神，能走街串巷，不怕麻烦地上门服务；三是有良好的交际能力，能和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广泛地推销产品……母亲一口气说了十点，毫不停歇，好多竟是工作人员从没听过的有价值的新观点。

听完母亲的介绍，在场的人都面露微笑。母亲一看他们的微笑，心里就跟喝了蜜似的甜。她知道儿子的工作终于有希望了，于是欢天喜地地领着儿子回家等候通知。

三天后，母亲终于等来了那家公司的电话，她非常高兴，儿子也十分兴奋。然而，听过电话，母亲却呆了……

（选自《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先秦“忠”观念的演变

解颉理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是一定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作为中国古代伦常德目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亦内化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忠”源于“中”，“忠”乃“中”之引申义，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确认与服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忠”这一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本义。虽然“忠”字在字源上出现甚晚，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则显然早已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忠”观念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的时期。“忠”的主客体之变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政治道德信条，“忠”观念的这一演变趋势下延至战国晚期，经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 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忠”观念，到了秦代已经演变成了“忠君”，作为后世五伦之一开始定型下来。尽管到了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忠”的内涵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即为“忠君”的模式、窠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观念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传统“忠”观念强调个人的公而忘私的诚信，追求廉洁奉公、公正公平，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是传统“忠”观念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