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延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材料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彻底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联动。一方面运用城市资源要素、产业辐射等带动农村发展，引导公共与社会资源向农村投入与聚集；另一方面对标城市补齐农村短板，在诸如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宜居程度等领域焕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独特优势和强大吸引力。

实现乡村振兴，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城乡融合发展要立足乡村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探索具有乡村特色、乡村属性、乡村风格的发展路径，让乡村平等地汲取城市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乡村广阔的沃土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乡，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力量源泉。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文化深度交融，推动城市“新传统”与乡村“老传统”和谐交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净化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正向作用，引领乡村发展走向全面繁荣兴盛。

（摘编自林志鹏、刘伟《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光明日报》2018年6月1日）

材料二：

改革开就以来伴随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乡村社会正在经历极其重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原有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某些成分，已难以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工作努力的方向，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强有力的党建加强乡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第二，整合乡村各个群体的力量，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第三，严厉打击乡村黑恶势力，维护好平安详和的社会环境，建设平安乡村。第四，建立积极向上的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第五，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

（摘编自张翼《乡村振兴重在治理有效》，《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3日）

材料三：

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无害化厕所正在普及，返乡创业迎来了热潮……如今的乡村，正行驶在振兴发展的快车道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历程，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崛起，从土地流转试水再到特色乡村的遍地开花，正是发端于最基层农村农民的改革实践，让广袤乡村迸发出强大的内生活力。今天的乡村大地上，无论是专业合作社，还是资金互助会，这些农民自己创造的新事物，朝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汇聚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比如，如何防止村级组织行政化提高村规民约认同度，让乡村人气更旺，都需要拿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实现乡村善治，需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以村规民约、新乡贤、家规家训等方式，激活乡村的自我净化和纠错能力，推动大家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村振兴，蕴藏在每个乡村和每位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提高每个人的参与激情，凝聚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共识，才能让“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为每个乡村的生动图景，为希望的田野绘就收获的金色。

（摘编自朱磊《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人民日报2019年3月13日）

材料一：

而今“一带一路”在和平之上又添加了合作共赢的内涵，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新理念，这是丝路意识、丝路共识的要义所在。相信“共商共建共享”“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原则”与“中国倡议”的深度阐释与广泛传播，会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思想”的价值，并通过倡导“一带一路”体现出中国提供丝路公共产品的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认同中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和“中国主张”。

“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包容发展。“一带一路”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国的“和”文化基因，并向世界表明，中国之所以能够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选自马丽蓉《丝路新韵》，新华网）

材料二：

一带一路在走出去的同时，也协同带动了国内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体的共同发展。201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勾画了新时期“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宏大蓝图，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推动完善我国高铁网络建设。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总里程（不含中国）

图2   我国铁路营运里程

（选自《2017年全球及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发展现状及市场前景预测》）

材料三：

“成都契合了几大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北京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张柏瑞表示，在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成都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热点城市：作为历史上“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北丝绸之路”的货源供应地，一直以来成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合作密切：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处，成都不仅是我国内陆地区重要的国际性门户城市，还是沟通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城市。长江经济带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而成都将在这项战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完美契合“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几大战略的成都，自然成为西部地区的核心及首要城市之一。

（选自《成都：引领西部发展》，《成都日报》）

材料四：

卡特彼勒公司在其近期发布的《一带一路:共赢的愿景和承诺》的白皮书中说，“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提升生产效率以及对全球化的参与，同时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的机遇。

一些嗅觉敏锐的跨国公司将依靠此前在中国的布局而从中获益，甚至成为重要的参与者，比如像卡特彼勒这样的重型设备制造商——该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全球企业之一，并逐步将其位于中国的工厂建成其海外规模最大的制造基地；他们还在中国设立了全球技术研发中心，并帮助和扶持该行业上游的本地基础零部件制造商成为一流企业；同时，卡特彼勒很早就意识到要将其在中国的业务打造成一支供应和服务全球市场的核心力量。这一切都为该公司如今能够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夯实了基础。

卡特彼勒在其白皮书中提出了创新、协作、可持续发展、风险管理和利益相关方参与五个关键因素，倡导企业在这些方面作出切实的努力，以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并获益。他还指出，开放与包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与核心，在未来五年和更长时间内，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对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愿景极其必要和重要，呼吁各方为了实现“共赢”而需做出最大限度的协作。

（选自《新丝绸之路的机遇》，《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材料一：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姝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无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姝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姝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

“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材料二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骄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材料三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中非关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对外合作关系。中国和非洲有着浓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2015年12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致辞,中方愿在未来3年内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2018年7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非洲之行”,出访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毛里求斯四个非洲国家。

中国帮助非洲建设了一批公路、铁路、机场、港口……2017年5月31日通车的蒙内铁路是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成果,也是中非“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的标志性工程。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视察蒙内铁路建设时说:“蒙内铁路将带领肯尼亚开启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转型。”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8月7日）

过去20多年间,中非经贸额不断飙升,1990年只有9亿多美元,2000年达到100亿美元,2010年超过100亿美元,2017年高达1700亿美元。专家认为,未来5到10年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会有两位数的增长。这不光是量的增长,还意味着越来越高的“含金量”。在非洲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谋求更高层次发展之际,中国将毫无保留地同非洲分享技术、经验与市场,以开放合作促互利共赢。这是中非合作最美的前景。

中国在南苏丹、马里等地有约2500名维和驻军,占中国全球维和人员80%以上。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宣布,中国五年内将提供1亿美元支持非盟常备军建设,并建设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

事实证明,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之后,非洲的发展呈现出了更大的活力。无论是非洲“2063年愿景”,还是非洲国家具体制定的相应发展战略,都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在双方共同意愿之下,“中国梦”与“非洲梦”不断共鸣,中非发展机遇日渐紧密融合。

(摘编自《经济论坛》2017年10月25日)

本报北京8月22日电(记者杜尚泽、白阳)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9月3日至4日举行。这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团圆,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将率团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嘉实、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观察员也出席了峰会有关活动。

9月3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下午,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加强对非关系的新理念新主张,宣布中国对非务实合作的新行动新举措。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一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在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主旨讲话,提出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下一阶段中非务实合作的“八大行动”。

《苏丹视野报》经济版负责人阿布达拉说,北京峰会吸引了全球商界和媒体注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合作可以创造全球经济发展新的繁荣阶段,有助于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平等问题。

布隆迪《新生报》姆伯尼汉库耶说,中非合作给非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八大行动”囊括了设施联通、能力建设、健康卫生多个方面,完全符合非洲人民对中非合作各方面的期待。通过“八大行动”,未来非洲会有更多大型项目和计划得到落实。

中非媒体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务实合作,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传递“正能量”；凝聚媒体力量,为增强中非国际传播力发出“好声音”；鼓励青年交流,为讲好中非友好故事注入“新动力”。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2018年9月10)

材料一

2017年被誉为“人工智能元年”，关于人工智能即将颠覆人类各种各样工作岗位的预言不绝于耳。人工智能先驱皮埃罗·斯加鲁菲峰在《2017未来媒体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写作是未来媒体十大发展趋势之一。

所谓“机器人写新闻”，实际上是一套程序算法，通过垂直领域开放平台的接口或平台授权，机器人可以快速抓取、生成、发布和推送资讯。尤其在证券交易、体育赛事、地震信息等方面，机构网站提供信息接口，机器就可快速抓取而后生成并推送新闻。

（摘编自张志安、刘杰《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技术驱动与价值反思》）

材料二

2017年8月23日下午，钱江晚报新媒体产品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会上，钱江晚报人工智能记者小冰作为主持人，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共同主持了整场活动，妙趣横生的对话和互动吸引了满场观众的目光。

“人工智能+媒体”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一直是业界关注的。将智能机器人引入报社工作，钱江晚报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而事实证明，小冰在钱江晚报的媒体转型中承担了多重角色，并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

2016年9月，钱江晚报从旗下微信矩阵中，挑选了官方微信、杭州吃货、好摄之友共三个账号进行试水，小冰的任务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后台与网友互动，回复网友的消息。同时，小冰团队为钱江晚报优先开放了测颜值、测关系、读心术等有趣的人工智能小应用，升级了微信号的活动玩法。从此人工智能微信客服上岗——她24小时在线为你解答问题、陪你聊天，同时她自带流量，受年轻人追捧，说话风趣，还偶尔“卖萌”。数据显示，在小冰入驻钱江晚报官方微信后的第一个月，用户留言数量就从过去的2000条左右上至1万多条，粉丝活跃度与黏性大大提升。

小冰作为机器人记者，她的日常工作之一便从全网收集选题。客户端4.2版本发布后，读者可以直接在“浙江24小时”官方网站的小冰专区里，看到全天候不断刷新的新闻卡片。而小冰直接生成的数百篇新闻成品稿件中，又以“预测新闻”为主要亮点。以2017年奥斯卡颁奖礼报道为例，在颁奖礼开始前，小冰就预测出几乎所有小金人的归属，并写成新闻稿件《机器人记者小冰预测：<爱乐之城>获8座小金人》。小冰最终成功预言17座小金人。背后的原理，是小冰将微软研发的机器学习模型用于全网可用数据，挖掘专家和大众的喜好，并通过不断优化算法得出预测结果。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内容进行个性化推荐，已被越来越多用户认可。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APP在4.2版本中加入了个性化推荐功能，而承担这一任务的，正是机器人小冰。通过手机用户行为数据，客户端能够告诉小冰用户常规的偏好选择、停留时长、阅读文章比例、是否收藏转发、是否在阅读过程中有过评论、收藏、点赞的意愿。小冰自己也会观察，用户是否偏爱阅读某一位记者的稿件，或者在不同稿件的评论中写了什么。基于以上这些，机器人记者小冰完成了文章特征标记和用户画像勾勒，然后去匹配内容和用户。

（摘编自冯怡、张颖《机器人记者能为媒体做些什么——以钱江晚报“记者”小冰为例》）

材料三

图1：2012-2016年中国报纸、杂志、电视、用户到达率（百分比）和接触时长（分钟）变动表

图2：我国RTB（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亿元）

图3：美国报业与谷歌广告收入对比

（摘自腾讯研究院《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的谢幕与重生》）

材料四

人工智能无法给新闻业带来什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突发新闻事件报道的直接事实可以交给机器来完成。比如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历史情况，体育赛事中的比赛结果、参赛队员、比分情况、以往战绩等，这类信息新闻写作机器人可以通过数据抓取和套用版块快速完成。但是，相对复杂的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联，很难被机器所捕捉和分析，因为这些“有意义脉络的事实”需要现场的调查突破、背景的调查分析。以调查性报道为例，机器无法看到表明事实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无法像调查记者一样找到谁施害、谁造假、谁是复杂事件后的作恶者，机器也无法有效获知事实背后被遮蔽的事实并形成基于多重事实的价值判断。

新闻机器人并不能完全具备人类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只能靠现成的数据、设定的程序和固定的模板记性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制造。机器人能呈现关于事实的信息，却无法深度解释事实，尤其针对那些需要掌握专业知识来进行的分析、运用默会知识来总结的经验、依据社会阅历来进行判断，还要靠人来解决。与机器人写稿相比，人的最大价值在于对事实的判断以及对复杂逻辑关系的推理，这是记者创造性的体现，也是机器人所没有的能力。

（摘编自张志安、刘杰《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技术驱动与价值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