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的飞仙

梁思成

①飞仙雕刻亦如佛像，有两大派别：一为摹仿，以印度像为模型：一为创造，综合模仿所得经验，与汉族固有趣味及审美倾向，作新的尝试。

②这两种时期距离并不甚远，可见汉族艺术家并未奴隶于摹仿。而印度健陀罗刻像雕纹的影响，只作了汉族艺术家发挥天才的引火线。

③洞内外壁画与藻井及佛后背光上，多刻有飞仙，作盘翔飞舞的姿势，窈窕活泼，手中或承日月宝珠，或持乐器，有如基督教艺术中的安琪儿，飞仙的式样虽然甚多，大约可分两种，一种是着印度湿褶的衣裳而露脚的，一种是着短裳曳长裙而不露脚，裙末在脚下缠绕后，复张开飘扬的，两者相较，前者多肥笨而不自然，后者轻灵飘逸，极能表现出乘风羽化的韵致，尤其是那开展的裙裾及肩臂上所披的飘带，生动有力，迎风飞舞，给人以回翔浮荡的印象。

④从要考研飞仙的来源方面来观察它们，则我们不能不先以汉代石刻中与飞仙相似的神话人物和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飞仙，两相较比着看。结果极明显的看出云冈的露脚、肥笨、作跳跃状的飞仙，是本着印度的飞仙摹仿出来的无疑，完全与印度飞仙同一趣味。而那后者，长裙飘逸的，有一些并着两腿，望一边曳着腰身，裙末翘起，颇似人鱼，与汉刻中鱼尾托云的神话人物，则又显然同一根源。后者这种屈一膝作猛进姿势的，加以更飘散的裙裾，多脱去人鱼形状，更进一步，成为最生动灵敏的飞仙，我们疑心它们在云冈飞仙雕刻程序中，必为最后最成熟的作品。

⑤天龙山石窟飞仙中之佳丽者，则是本着云冈这种长裙飞舞的，但更增富其衣褶，如腰部的散褶及裤带。肩上织带，在天龙山的，亦更加曲折回绕，而飞翔姿势，亦愈柔和浪漫。每个飞仙加上衣带彩云，在布置上，常有成一圆形图案者。

⑥曳长裙而不露脚的飞仙，在印度西域佛教艺术中俱无其例，殆亦可注意之点。且此种飞仙的服装，与唐代陶俑美人甚似，疑是直接写真当时女性服装。

⑦飞仙两臂的屈伸，颇多姿态，手中所持乐器亦颇多种类，计所见有如下各件：

鼓状，以带系于项上，腰鼓，笛笙，昆琶，筝，类外国harp） 但无钹。其他则常有持日、月、宝珠及散花者。

⑧总之飞仙的容貌仪态亦如佛像，有带浓重的异国色彩者，有后期表现中国神情美感者。前者身躯肥胖，权衡短促，服装简单，上身几全袒露，下裳则作印度式短裙，缠结于两腿间，粗陋丑俗。后者体态修长，风致娴雅，短衣长裙，衣褶简而有韵，肩带长而回绕，飘忽自如，的确能达到超尘的理想。

（选自《佛像的历史》 有删改）

哲人的乐园

欧阳斌

（1）哲人的乐园，是深邃、辽阔的思想之星空。在那凝思冥想之间，脑海有如混沌的暗夜。倏忽，这里一颗，那里一颗，亮起了耀眼的星星！当地上那星星般的眼睛与天上那眼睛般的星星亲切对视时，便是一种何等令人欢娱的情景。哲人自有哲人的星光。哲人的星光是深邃的思想。

（2）雨果说：比陆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

（3）①在渺无边际的夜空里，思想的触角向四方伸展着，撞击着，结晶成一颗颗星光，这星光便成为高悲于历史之路上的一盏盏不熄的彩灯。

（4）哲人们天生与享乐无缘。痛苦的炼狱对他们具有特殊的诱惑。而生活总是那样乐于成全他们，让他们在无休止的痛苦中煎熬。哲人的痛苦，固然与环境有关，但最主要的，是他们看得太远太远。因了太远，便觉孤独。

（5）哲人的快乐，来自对功利的淡泊。有那么一种淡泊，才能保持宁静的超然心境，悠然地仰望着自己头顶的星空。他们的眼里不时地噙着热泪，泪水里闪着梦幻。他们为人类也为自己的痛苦悲哀，为人类也为自己的光明未来祈祷。②他们用在空中自由自在移动的云彩般的游丝，织出人类的瑰丽的梦幻。

（6）哲人的愚钝，来自他们的疏于算计。在哲人们看来，世界上得与失其实是很难量度的。当你自以为得到时，你可能正在失去；你以为所得甚多时，你其实是在加倍地失去。相反，当你自以为失去时，你反而可能正在得到，你自以为失去甚多时，很可能你正在得到更多。哲人们的愚钝之所以显得如此可爱，原因也就在这里。

（7）哲人为自己构筑迷人的思想天地。无论风暴是怎样地癫狂，无论夜雾是怎样地浓重，这一片天地永远是得以解脱的碧绿的“安全岛”。

（8）痛苦时无须寻求抚慰，这里自可化解；迷惘时无须指点迷津，这里自可廓清。这是一片海洋般深沉的世界，忽而电闪雷鸣，忽而风和日丽，忽而雪压冰封，忽而柳绿花红。

（9）甚至当台风呼啸而来时，他却依旧悠然地站在这里，痴痴地仰望着美丽的星空。

（10）哲人的乐园是超越时空的，在这里漫步，将会有无数奇特的际遇：数千年的哲人们在这里集聚，或大声争论，或小声交谈。思想是无所谓时限和国界的，但往往会有尖锐的分歧。

（11）只因生命是一个谜，古往今来，才会有这么多的哲人如痴似醉地寻找谜底。终生不懈地追寻一个属于自己发现的谜底，这就是哲人们生存的价值。

材料一：

无人驾驶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谷歌、英国 Venturer联盟和阿联酋的“EZ10”等，到中国的百度，无人驾驶都已经进入到路试阶段。虽然无人驾驶汽车也属于移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一种，但是在市场应用上，与普通机器人及通用人工智能相比，无人驾驶汽车将在更短时间内得以普及。

无人驾驶汽车的各单元性能已满足当下的物流市场需求，其精度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导航技术的提升。配合互联网、物联网及持续提升的信息化平台技术的智能导航系统将会进一步提高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应用能力。当然人工智能发展虽然神速，但无人驾驶汽车依然处于技术储备期，其性能全面提升尚需时日。当路试完成后，为了进一步实现物流业降本增效，提升物流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政府一纸行文全面鼓励无人驾驶或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无人驾驶汽车极大地提升运输速度和运输效率，将会给物流业和物流企业带来较大冲击，智能装备替代有人司机，货运车辆变成了自动化运输网络中的智能装备。无人驾驶汽车带来的物流的网络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将改善超限超载的低价运营状态，由此成为物流企业竞争的核心手段。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2018年5月29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2024年中国互联网+无人驾驶行业市场监测分析报告》）

材料三：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表示，无人驾驶落地除了技术，还需考虑到车辆、人员的保险和理赔等问题，在未来交通解决方案中，Hyperloop Kitty Hawk的飞车都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创新工场目前已经投资了4家无人驾驶公司。无人驾驶是以高效、便捷和可靠为具体目标的驾驶行为，需要人、车、路高度协同。广州公交集团董事长谢振东表示，无人驾驶整个生态是由各种产业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目前无人驾驶的产业链尚未建立起来，未来需要从技术等各个方面做更多工作。在广州联通总经理廖江看来，无人驾驶要求车路协同，特别需要可靠的网络，5G技术和5G网络非常契合车路协同的要求。他说：“5G网络建设对自动驾驶发展很重要，然而5G本身建设有难度，它要求建更密集的基站，对运营商有很大的挑战。”广汽研究院郭继舜透露，广汽即将量产第一辆L3智能驾驶汽车，“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主芯片由国外的一个供应商提供，有延期的风险。我们非常需要中国能先研发出合格的人工智能芯片，拥有足够的算力和功能安全。”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1月28日）

材料四：

人类经过驾校训练，相对容易就可以掌握驾驶技能，但是用机器并非如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说，对计算机而言实现逻辑推理等人类高级智慧只需要相对很少的计算能力，而实现感知、运动等智慧行为却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人类思维是在记忆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预测模式分类以及学习的。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预测的模型，对于驾驶行为而言，预测能力非常重要。”郑南宁表示，针对这些难题所开展的尝试，需要整合在基于认知计算引擎的自主驾驶系统中，这是无人驾驶研究领域值得研究的方向。

郑南宁表示，未来需要从脑认知和神经科学研究中得到启发，发展一种新的学习机器。“将神经科学和脑认知作为新的机器学习算法的灵感来源，使用这些知识来帮助我们思考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如何实现同样的功能，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之一。”郑南宁说，“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发现受脑认知和神经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突破点在哪里。”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7日）

【推荐1】材料二

少府和大司农这两大机构主要管辖着汉代的官办手工业，少府的收入归皇室，大司农的收入归国库。就其类型而言，主要有官府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两种。

官府手工业，是指汉朝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并直接为政府服务的手工业，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另一方面是向军以提供兵器武备等。因此、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市品生产，而是一种“专供生产”。就其经营管理来说，汉代的官府手工业又可分为中央政府所属的手工业和地方郡国所属的手工业两类。

中央政府所属的官府手工业，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西汉时负责供给天子及皇室之用的少府属下设有考工室、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和御府等，其长官为令和丞。东织和西织，其下设有丝麻纺织工场，专门负责为皇室及贵族制作祭祀时穿用的衣物服饰。

除了上述中央官署之外，西汉少府所属的内者，水衡都尉所属的上林和钟官，以及供工、内官、寺工、右工等也都设有官府手工业工场，制造铜器和漆器等。东汉大司农、太仆所属的书言府、虎贲官等机构也设有制作铜器的工场。

作为汉王朝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有工官为皇室和政府进行专门的手工业生产。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共设有八处工官。据汉长安城未史宫官署建筑遗址出土的骨签刻文及其研究可知，河南工官、颍川工官和南阳工官，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三工官”，主要负责铜器和兵器武备等的生产和供给。

汉代的官府手工业，除了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外,还有地方郡国经营管理的手工业，其产品主要供给中央和郡国的统治者使用，或用于装备中央和地方武装。

官营手工业，它不同于官府手工业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同样是政府管理和经营，但其产品并非只供给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专营生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盐官和铁官的设置及盐铁专营。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汉朝政府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煮盐和冶铁收归政府。盐铁不再由少府管辖，而是改由主管全国经济的大司农掌管，大农丞领盐铁事，在全国27个郡国设置盐官37 处，进行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即盐官招募百姓制盐，并官收、官运、官销;同时，在全国40 个重要产铁的那国设置大铁官49处，铁官设令、长及丞，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销熔旧器铸新器；严禁私自铸铁、煮盐。

材料一：

“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概念的起源，究竟是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于1915年提出的，还是英国学者霍耳在1966年提出的，无关紧要。国际化大都市应是区域中心，与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城市人口和城区规模这些必要前提相比，国际大都市的意义更似一种能量的聚合体，在全球版图上举足轻重；是移民之城，外籍人口的比例，存在着5%、8%、15%、20%四种不同的说法；是会展之城，有一个说法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每年至少要举办150次以上由8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会议；是组织之城，小小瑞士就有近400个国际组织，没有沙漠的德国争取到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秘书处设在波恩，连印度和泰国都各有10多个国际组织机构；是服务之城，全球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服务业（第三产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是传媒之城，大众传媒体系可谓是城市的神经网络，国际大都市应尽可能地创造国内外有影响的报纸、电视广播节目、文学作品、出版社、学术刊物、视听发行机构、书店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市场，还应是文明之城。

（何树青《国际大都市的八道门槛》，有删节）

材料二：

（提高上海大都市四层次的竞争力）

材料三：

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到“四个中心”，再到“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城市定位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2008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提出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作为上海的城市精神。面向“国际大都市”，上海已具有城市品牌营销意识，发展重点已从经济导向转向了经济与文化并举。

2010年公布的上海国民经济十二五发展纲要中，就提出了“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各项措施，具体内容包括举办各类国际会议、展览、论坛、赛事等活动：营造国际化的居住和商务环境；营造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若干国际文化风情街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是“世界主义”的文化巨作。

上海的城市规划力求凸现国际化与现代性的形象。许多标志性建筑是由国外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者是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环球金融中心的设计者是美国KPF建筑师事务所，金茂大厦的设计者为美国芝加哥SOM设计事务所，上海科技馆由全球第四大建筑事务所RIKL公司设计，上海大剧院的设计者则是法国建筑师夏邦杰。这些新兴的城市地标展示了上海新的“世界性”形象。

自2002年起，上海年鉴每年公布来沪的外国人增长比率，并开辟专栏，对于优秀外国人及他们的先进事迹做出报道。除此以外，上海市政府每年都通过颁发“白玉兰奖”，来表彰在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贡献的外国人。奖项创立以来，上海市每年授予白玉兰奖的外国人数量从1993年的十几位，增加到了2010年的七十多位，获奖人士大多为外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媒体中也开始用“新上海人”来称呼在上海生活的，对上海作出贡献的“外国人”、“港澳同胞”及“外地人士”。

（钟浴曦《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构建及其“世界主义”内涵》，有删节）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自从人类有了文字和数字，数据也就产生了。我们的祖先可是称得上运用数据的鼻祖。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举行会盟，后魏国以韩国没有前来赴会为借口，兴兵讨伐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用军师孙膑的建议，待魏国与韩国交战疲惫不堪时，大举发兵救韩。魏国军师庞涓率10万大军欲与齐国一决雌雄。孙膑见庞涓来势汹汹，决定智取，于是下令军队向马陵（今山东郯城县一带）方向撤军，选择在一沟壑密林处设伏，诱敌深入。孙膑提出建议，命士兵第一天挖供10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减少5万，第三天减少到3万。庞涓侦察到齐军的这一变化，认为齐军士兵胆小畏战，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逃跑，减员严重。于是，亲自率兵追击，结果大败，庞涓自知在劫难逃，拔剑自刎。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孙膑所用计策被称之为“减灶之计”。

今天，大数据时代已悄然来临，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将借助大数据的帮助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思维，即养成对数据的敏感和分析习惯，根据数据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善于从数据中发现和挖掘其内在价值，在预测事物发展、判定当前态势以及做决定决策时，先看看“数据怎么说”，而不是主观判定，或是从时过境迁的经验出发。

数据是死的，本身不会说话。但对数据敏感的人或善于从数据中挖掘内在价值的人看来，数据就是活的，而且是极为有用的。特别是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不再是“减灶之计”那样的简单数据了。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说过“万物皆数”，即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它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客观反映，世间万物都可以被数据化，它无处不在，蕴藏着巨大的价值。

从简单数据到海量数据，它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第一眼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而绝大部分却隐藏在水面之下，需要广泛而深入挖掘。数据好似望远镜，让我们能够窥视广袤宇宙；它又像显微镜，让我们能够探究微观世界。

在大数据时代，以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科学为基础的大数据，又衍生出“数据科学”“数理统计学”“数据工程”“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信息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是将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将数据化思维与先进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相融合，探索数据之间的关系，预测事情发生的趋势和可能性，以便及早寻求应对之策。

大数据的核心作用之一是预测，即通过大数据推测未知事件，是用今天演绎未来的过程，其最大变革是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对相互关系的关注。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它直接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需要培养数据思维。”军事运筹学专家、国防科技大学张维民教授认为。数据思维是借助于数据对客观事物进行概括、探索，从而发现事物的内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的一种思维习惯，并形成以数据为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习惯。

数据思维的方法主要体现在整体观、发展观和联系观这三个方面。张维民教授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看问题、拿主意、做决策，要养成看“数据怎么说？”的习惯，而不是“我们怎么想”，或是凭经验和传统思维出发，要紧跟着问题进一步问：“这些数据从哪儿来的？从这些数据能得出什么分析结果？我们对结果有多大信心？”决策者对数据与客观证据的尊重是大数据发挥价值的重要保证。

在军事领域，大数据将开启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即“大数据战”。张维民教授对其战争特点做出了如下的归纳：

首先体现在组织结构重组。在军队组织形态上、扁平结构、层次简捷、高度集成、体系融合，是大数据时代军队体制编制的基本特征。作战将由力量联合向数据融合方向发展，军队在几乎不打破现有军队体制编制情况下，能够另辟蹊径，通过数据的融合实现军种的联合。

其次是作战样式的改变。未来战争将呈现以数据攻击和防护为基本手段的全新作战样式。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跨网或离网攻击都将成为可能，实时的战场信息、各种侦察平台搜集的信息、作战指挥中心的每一项指令、传感器信息等，都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些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构成了最基本的战场生态。

第三是指挥流程缩短。随着数据挖掘技术、大规模并行算法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在军事上，情报、决策与作战一体化将取得快速进展。作战部门可以组建无人机编队对实时捕获的重要目标进行“发现即摧毁”式的精确打击，并能通过融合情报的前后端，缩短指挥流程，使数据流程与作战流程无缝链接并相互驱动，构建全方位遂行联合作战的“侦打一体”体系，从而实现体系化的“从传感器到射手”的重大突破。

最后是作战主体和决策方式的改变。自主式作战平台将成为未来作战行动的主体。大数据技术将赋予无人作战平台一定的“能动性”，将带来决策思维、模式和方法的变革，指挥员做出决策越来越取决于数据及其分析结果，而非经验和直觉的主导。只要提供的数据量足够庞大真实，就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从而较为准确地把握诸如敌方指挥员的思维规律、预测对手的作战行动、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等复杂问题。

“看数据怎么说”，在大数据战争中，数据搜集、分析和处理能力，以及基于数据做出的决策将会是未来战场上的制胜关键。可以说，谁占领了大数据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未来战场上赢得军事竞争的主动权。

（摘编自国防科技大学王握文《看数据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