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

                                          （《解放军文艺》2009年第5期，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周有光：步履不停 追寻思想之光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而就在前一天，老先生刚刚度过了他112岁生日。“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112”时，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和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周有光早年求学之处。有人说，透过圣约翰的校训——“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似乎就能读懂周有光。历经世纪沧桑，周有光身上葆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

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治学的精神底色。在圣约翰大学，周有光攻读经济学，但他还广泛阅读了文学、世界史等各方面的书籍，受益颇深。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读英文报，一位英国教师教导他们，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向自我提问、独立思考，不知道就赶紧去查阅百科全书，这成为他一生治学的方法和习惯，他也因此积攒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后来，沈从文还开过玩笑，送他一个“周百科”的称号。这仿佛成为一个奇妙的隐喻，改革开放后，周有光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50岁前，致力于经济领域；50岁后，事业骤然改弦易辙。1955年，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急需人才，周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此前，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把他作为专才调入“文政会”，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从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进入全球化时代，他更是极力推进语文现代化，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

周有光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后来被公众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而他本人极其谦逊，觉得这样称呼不好，多次对别人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还预测了21世纪华语和华文的变化趋向：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汉字在21世纪后期可能要再进行一次简化；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

拜访过周有光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仅仅9平方米的小书房，以及那张脱了漆的旧桌子。别人觉得这书房太狭小了，周有光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周有光走过了沧桑百年，作为上世纪的老人，他却一直跟得上时代潮流，适应新科技，心里也始终装着风云变幻的世界。他曾对朋友说：“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他不断反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五大自由”等思想，给当代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85岁退休后，他研究文化，完成了大约一半的著作。百岁后仍然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及《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

①他（周有光）说：“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总要绕道去看看儿童阅览室，看到孩子们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那么认真地阅读注音读物，使我高兴得要掉下眼泪！……”周先生对开启民智、促进教育现代化进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读周有光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张森根先生访谈录》

②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

——周有光《窗外的大树风光》（作于104岁）

③两代宗师，半路出家堪称语父；百年巨匠，一生归宿可谓书童。

——《中国槛联报》2017年第3期（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残局

王长军

方少华年方二十，是宜城远近闻名的棋痴，他成天抱着古棋谱钻研，时间一长，竟打遍宜城无敌手。 他深陷其中，后遭人暗中设局，欠下了小山般的银子。经营茶叶店的父亲气得一病不起，临终前告诫他不要再赌，并让他变卖家产，还清赌债后投奔一个开票号的故友徐德阳。方少华悔不当初，摔碎了视之如命的棋盘，可已经迟了。

徐德阳见故人之子前来投靠自己，淡淡说道：“个把闲人我还养得起。”方少华一张脸涨得像关公，恨不得地上有道缝钻进去。方少华不受待见，闲来无事就学习打算盘、记账，一学就会，可东家就是不用他。他还多次见东家钻研棋谱，技痒难耐，恨不得过去较量两把，最后硬生生憋住了。

这天一大早，一夜未归的东家从外面回来，一脸晦气地喊住方少华，让他把自己输掉的五万两银子再赢回来，灭灭那个跟自己赌棋的生意竞争对手的嚣张气焰。

方少华吓了一跳：“东家，我就是被赌棋害的，今生今世不会再赌……”

东家把脸一板：“少华，我只是让你蠃回那五万两银子，替我出口气，人可不能没有良心！”方少华无奈应允。

对手是瘦高个，脸长似马，十指修长灵敏，一双眼睛更是深不见底。甫一交手，方少华就暗叫不妙。好在对方攻势虽绵绵不绝，却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没有什么后劲。方少华连胜了三局，马脸额上的细汗都出来了。方少华面前的筹码已堆成了小山，东家那五万两银子赢回来了。

马脸掏出手帕擦把汗，决定与方少华一局定乾坤，赌银十万两。 方少华一惊，东家却笑眯眯地说：“行，少华，这局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方少华擦擦汗低声说道：“好吧！”

双方一出手竟是玉石俱焚、鱼死网破的招数。方少华见招拆招、小心周旋。对方强行兑了好几子后，走成一副叫“七星聚会”的残局。方少华熟稔这个残局，自己执黑先手，必胜，这不就是上天送给自己十万两银子吗？父亲，你还怪我玩物丧志，我就要重振家业了。方少华颇为自得。

突然，想到父亲临终前的话，心里一时间翻江倒海，吐口气，抬头向马脸说道：“咱这盘棋算和，好不好？”

东家急得喉咙都哑了，说：“少华，为什么？”

方少华苦笑一声，说：“东家，你先前说过，只要我赢回你输的银子就行，现在任务完成了！”

东家勃然大怒，戟指骂道：“你……烂泥巴糊不上墙！”

方少华目光坚毅起来。而马脸扔了手中棋，说：“行，算和！”

回到票号，方少华心想这回该背起包裹滚蛋了，没想到东家竟然让他学记账。方少华又惊又喜，心头涌起无数感慨，忙道：“多谢东家，我一定好好干！”几年下来，他已是票号的一把好手了。

这天是东家六十大寿，方少华全权操持，那个棋局对手马脸也来了，跟东家谈笑风生。他们不是生意场上的生死对头吗？ 方少华大为不解。

客人散去后，东家笑吟吟地叫过方少华，说：“来来来，再跟我这位朋友下局棋。”马脸拱手说：“小兄弟，请！”

这是一幅残局，正是“七星聚会”。这残局已有上百年没人能改变结局了。方少华执黑，一定是马脸对那夜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方少华胸有成竹，对手落子杂乱无章。

下了几手后方少华大惊失色：先前明明占优，一转眼竟落了下风，马脸的下法闻所未闻，招招剑出偏锋，最终胜的匪夷所思！

方少华呆若木鸡，东家悠悠说道：“少华，这位仁兄实际上是一位象棋高手，他苦心孤诣地攻克了‘七星聚会’，那夜如果你不知收敛，必将输得一干二净。好在你悬崖勒马，克服了心魔，我这才放心留下你。少华，你父亲临终前来信嘱托我多历练你，尤其要渡过贪念这一关。”

方少华至此如梦方醒，“扑通”一声重重跪下，叫一声“父亲”已泣不成声……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11期，有删改）

材料一：

植物考古属于科技考古范畴，而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研究分支，考古学又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考古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田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教可以在自然科学里找到本源。田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地层学和类型学就是如此：地层学源自地学，类型学源自生物学。所以说，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深刻的自然科学烙印。而科技考古又是考古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个研究分支，包括植物考古在内的科技考古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科技考古都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如果用一句话来界定科技考古，科技考古就是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和回答考古学的问题，自然科学是手段，考古学是目的。

植物考古为什么属于考古学？这是由它的研究目的决定的。界定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属性首先要考虑其研究目的，植物考古的研究目的是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

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不仅是植物考古的最终研究目标，也是现代考古学的研究目的。

20世纪60年代以前，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古代文化的时空框架。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了“新考古学”运动。随着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一些欧美考古学者开始不满足局限于如此具体的考古学研究目标，提出应该进一步探讨古代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例如古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如何生产劳作的，如何相互交往的，如何适应和认知自然界的，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另外，他们还提出在考古学文化谱系建立之后应该进一步探索这些相互衔接的考古学文化是如何发生演变的，为何要发生变化，即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所以“新考古学”运动后来也被称作“过程考古学”。经过数十年的激烈争辩和实践检验，这些新观点逐渐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并最终成了现今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既然植物考古也是将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当然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

植物考古和其他考古分支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植物遗存。所谓直接相关就是指那些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包括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工具、用具等；所谓间接相关是指那些虽然对人类没有利用价值，但却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植物，比如依附在人工环境的各种杂草。

植物是有机物质，长期埋藏于土壤中会腐朽消失，这是植物遗存与其他文化遗物的不同之处，所以不是所有与古代人类生活相关的植物都能够长期保存在文化堆积中，并最终成为植物遗存被考古学者发现，有幸能够长期埋藏在考古遗址文化堆积中的植物遗存分为植物大遗存和植物微小遗存，植物大遗存分为三个类别：炭化植物遗存、特殊保存条件下的非炭化植物遗存、木材碎块和炭化末屑。植物微小遗存也分为三个类别，即孢粉，植硅体和淀粉粒。

（摘编自赵志军《植物考古概述》第一部分“什么是植物考古”）

材料二：

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例如，当时在干燥的埃及古墓中曾发现过脱水植物遗存，在瑞士古代胡边遗址中发现了长期被水浸泡的植物遗存等等。但是，这些植物遗存的出土完全是偶然，主要是特殊的埋藏环境为植物遗存的保存提供了条件。另外，当时对这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完全是由植物学家独立进行的，其研究结果仅限于对植物种属的鉴定，基本上没有涉及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所以这些发现和研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

20世纪40年代初，在植物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新的概念，称作“人文植物学”，专门探讨植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植物学的新概念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一些比较敏感的，思路开阔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古代植物遗存，然后再探讨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的关系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一些考古学家就开始试图通过考古发掘主动地寻找古代植物，邀请植物学家参与考古项目，并与植物学家共同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研究。但是，当时还是没有找到一种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他们的发现依然是靠运气，比较系统的植物遗存资料主要还是表源于那些位于干燥地区的遗址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浮选法应运而生，浮选法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如何发现和获取古代植物遗存这一难题，丰富了考古资料，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继续由田野考古学家兼营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一些考古学者在植物学家们的帮助和培训下，或者一些植物学者在考古学家的帮助和培训下，开始专门从事研究古代植物遗存及其与古代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于是，植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逐步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摘编自赵志军《植物考古学讲稿》第一部分“植物考古学简史”）

中华民族“礼”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巫术仪式和祭祀文化。先民们希望通过巫术仪式和祭祀活动表达自己的虔诚，获得天神的庇护，免灾致福。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型的祭坛、神庙和石冢，那时人们已经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礼，源于天地之道，礼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体现在对天地之序的遵循上。顺承天道来治理人情，这是礼文化基本的发生逻辑。礼把因血缘宗亲关系形成的长幼、远近、尊卑等级与社会关系比对、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社会差序格局的文化符号系统。礼既是社会治理体系，更是行为规范体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祭祀天地、军旅征战、婚丧礼仪、到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全部都深深地烙上了礼的烙印，成为人们不可须臾而离之的东西。

“乐”的发生逻辑源于效法自然和谐之道。因为“仁近于乐”，乐就不单纯是艺术的形式，而具有了德育功能。在儒家看来，真正可以称得上“乐”的，必须是风雅中正的德音。乐文化，通过与礼文化形成功能相异却取向相合的张力结构，而通达礼文化之精神内核，并与其相得益彰。

礼乐文化兴于三代。从《周礼》《仪礼》《礼记》的相互印证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时期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已经非常完备，衣、食、住、行、婚丧、朝聘、祭祀、征伐等都纳入了礼乐制度，无论是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还是普通百姓，均需依礼行事，以求上下相安、万民和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公对礼乐文化的整合使礼乐获得了统一的形制，这对于礼乐文化的流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真正把夏尊“天命”、商信“鬼神”的文化传统带入了“明德慎罚”的“礼乐文明”。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在当时的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文化焦虑。在礼乐废弛的现实面前，孔子释仁入礼，提出了内仁外礼的伦理模式。“仁”是儒学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在于生命、生活的绝对道德律令，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主体性人的生命意向活动本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为有“仁”这个儒家的最高价值成为礼乐文化的价值支撑，以仪式礼仪为重的礼乐风貌向世俗伦理发生了转型。一方面，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整理三代之礼的基础上，删诗书、修礼乐，重新解释和挖掘礼乐文化的精神意蕴，最终升华了礼乐在天人关系、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理想人格等方面蕴含的普遍原则，把礼乐思想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为政以德的价值追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规范昭明于世，另一方面，为人们“循礼”寻找内在动因，从而奠定了一整套基于个体生命可感知的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生命体验的价值依据。

礼乐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生活文化，其重点始终不离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生活图景。朝聘、乡射、冠、笄、婚、丧乃至揖让进退、洒扫庭院都有礼可循，正如朱熹所言“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正是这种把文化活动融于日常生活中，把个体生存旨趣融入整体性的价值诉求中的文化实践形态，成就了礼乐文化即礼乐生活的规整有序的生活画卷，并且从日用不觉的生活实践的空间维度延展到赓续不辍的时间维度，成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礼乐风景。

（节选自李焱《从“事神”到“爱人”——融入世俗生活的先秦礼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