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与匠人

叶廷芳

①同样一件作品，可以出之艺术家之手，也可以是匠人的作为。但彼此的价值含量或艺术品位往往大相径庭。因为艺术家的天性是创造，而匠人的习性是重复。创造凭借的是想象，而重复则是模式的照搬。

②艺术想象是一种智慧能量的消耗。那些不同凡响的石破天惊之作，皆出于那些智慧过人的艺术家之手。它们所透露的审美信息和艺术韵味总是让人知其奥妙，却妙不可言。自古以来虽有无数的人画过女人的微笑，却只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让人折服不已，谈论不尽。究其奥秘，盖因它的作者是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他的大脑不仅属于绘画，还属于天文地理数理化，这些综合的成分使他的大脑成了经年多汁的“泡菜坛子”，从那里面出来的菜都是鲜美的！难怪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要求建筑师掌握了十一门知识，其中有的知识门类看起来与建筑毫不相关，如医学、心理学等，实际上它们是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大脑“灵犀”里有了多种元素的储备，就容易“触类旁通”或融会贯通；有时则经过糅合发酵，酝酿出某种未曾有过的“香醇”，一种艺术中“有意味”的韵致，这就是作品中“灵气”的体现。

③凡是有灵气的作品是不可模仿的，原创的美是不可重复的。这是匠人的局限，尤其是中国匠人的局限。中国与欧洲不同，她的知识和技术传授方式自古以来就不是采用集群性、规模性的学校教育，而是依靠师徒传授制度。这种制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徒弟一般只能就地求师，很少有选择的可能性；他只许跟着师傅依样画葫芦，不敢越雷池半步。师傅只能教他自己懂得的那点手艺，最后还得留一手；他没有横向联系，不知道现今这一行的最高水平在哪里；更谈不上学习其他门类的知识，离上述维特鲁威要求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自负的师傅还往往坐井观天，让徒弟“高山仰止”。在这种桎梏下，一个人即便有某种创造的天性，在徒弟阶段多半就被扼杀了！于是，陈陈相因，不断重复前人，也不断重复自己，成了匠人的习性，也成为他们的宿命。只有个别的天才人物才有可能成为例外。这也许可称为中国的“匠文化”。

④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顽固性相适应，中国的“匠文化”是非常强大的。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人员从来没有享受过现代意义上的“家”的地位。例如，我们有举世无双的木构建筑，但“鲁班”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工匠”的身份；我们有过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戏子”的地位；我们也不乏世界一流的美术家，他们照样被称为“画匠”！这种培养匠人与贬低杰出人物的“匠文化”的长期延续，造成了我国艺术家相当普遍的“匠人心态”，其主要特征是创造意识薄弱，习惯于承袭前人，仿效他人，重复自己；不敢超越，不敢反叛，从而窒息了自己的创造灵气，增添了创作中的匠气。须知，灵气乃是艺术个性的灵魂，而匠气则是平庸的同义语。纵览我国的艺术史，具有这种匠人心态的艺术家和带有匠气的作品何其多也！

⑤正是这种被动性的匠人心态，我们的艺术史少有更新换代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缓慢的、渐进式的发展。其实，更新换代才是艺术发展的规律，而反叛则是这种变革的动力。一位现代意识觉醒了的艺术家这样说：“传承是一种美德，反叛是我的责任”。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其实是一致的：传承并不在于传统的形式和风格，而在于前人的创造精神。而真正传承了这种精神的，从艺术史上看，无不见之于那些敢于反传统的人之中。事实上，正是那些反传统的人才开了新思潮的先河，从而丰富并发展了传统。只要回顾一下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美术中的毕加索、音乐中的勋伯格、舞蹈中的邓肯、建筑中的高迪以及文学中的卡夫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的文学、艺术家都以重复为忌、为耻，每一件创作都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否则你就有可能沦为“匠人”的危险。

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认为人寿有限，而文章可流传不朽。可见曹丕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这样一来，魏晋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汉代，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都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存者和垄断者。他们渐渐开始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在创作题材上反映了这种自觉。文的自觉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描绘景物。在具体创作批评上也是如此。曹植当时具有很高的文学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从他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限。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于秦汉，至隋唐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续至晩清。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十分重要，是公正、有效之政治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从御史与谏官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时期形成了御史与谏官并存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辅相成，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逐渐衰微，及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的、以督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

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其依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秦统一后所建立的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国古代的盛世善治，大多是监察制度运行最好的时代，例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

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有超越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宫，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朝官、京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低却独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夫等御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实现良好的政治法律秩序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监察制度不可能超越整个政治法律体制。皇权对监察制度有着构建之功，也有侵蚀的危险。以汉朝为代表的台谏分置监察体系，以唐朝为代表的台谏相辅监察体系，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的作用，但约束最高权力的监察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却深受君主个人的影响。此外，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察官或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预期。

（摘编自张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权威有效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