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21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

在网络覆盖方面，贫困地区通信“最后一公里”被打通，截至2020年11月，贫困村通光纤比例达98%。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互联网+”新业新模式，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在网络扶智方面，学校联网加快、在线教育加速推广，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99.7%，持续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

摘编自《中国网民规模接近10亿》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2月4日）

材料二：

9亿多网民的智慧与活力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网络购物多年来一直是拉动我国消费的重要“引擎”，如今数字经济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互联网与产业的融合早已不限于购物，工业、农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步伐正在提速。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大数据应用分析让疫情防控“硬核”有力，一些基层党政干部当起了“网红带货员”，让不少农产品从滞销变“智销”，在线教育让学生们停课不停学，工业互联网便利的供需生产管理加快了企业复工复产……数字经济展现的生机活力，让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9亿多网民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与动力。随着“新基建”快马加鞭、5G商业化全面启动、工业企业纷纷实施大数据智能化改造等，互联网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机遇期。只要抓紧布局数字经济、激发互联网行业活力、补齐产业短板弱项，就能让互联网产业助力经济社会化危为机，为广大网民带来获得感，为产业升级创造新空间。

（摘编自周凯《9亿多网民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与动力》新华网2020年4月30日）

材料三：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360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00后受骗人数较多，但是人均损失较低，在面对高佣金兼职、低价商品等诱惑时抵抗力较低，容易遭受网络兼职、网游交易、虚假购物等诈骗。90后举报最多的类型为交友、金融理财、虚假兼职类诈骗；80后更容易陷入网络借贷的陷阱，深受金融理财、交友、赌博博彩等诈骗骚扰；60、70后对于反诈骗的知识了解较少，且相对拥有更多的闲置资金，更容易落入虚假投资等骗局。

图一：手机诈骗受害者年龄段人数和人均损失对比图安全专家表示，与黑灰产的战斗将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拉锯战，未来将会长期处于动态博弈的状态中，用户需要提高警惕，防范AI、大数据等高科技网络诈骗。

（摘编自《2020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有删改）》中国新闻网2021年2月4日）

材料四:

信息化路上，我们不能落下一个人。面对技术的替代更迭，我们并非只能被裹挟前行，对一些人在这一切换过程中的困难和纠结，应当给予更有温度的关照。比如面对通信技术升级，一刀切地关闭旧网络、强制切换也不应是我们的选项，而应努力保障2G、3G手机用户的通信权益。在保障通信服务的前提下，不妨为老年用户等量身打造一些消费套餐，引导这些用户逐步向新一代网络迁移，让他们免于切换的恐慌。

在信息化快车道上如何关照到各个群体的需求，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应懂得，工具只是服务人的手段，人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具体来说，在推进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时，不应简单以“结果导向”作为衡量尺度，而应多一分“过程意识”来校准坐标。只要我们有了这一意识，就能在细节上多些周全的考虑，从而让每个人在这条快车道上行进得更加从容、顺畅，更有尊严。

（摘自《接受走在信息化路上》有删改）

2018年4月25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五一”假日旅游指南》，综合历年市场数据和旅行商预订情况，预计“五一”期间全国旅游人数超过以往，有望接待国内游客1.4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80亿元。五月份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中，选择近郊游的比例最高，占31.2%，短途周边游市场火热。从旅游内容看，生态采摘、海边度假、徒步登山、古镇休闲等主题比较热门。在五月份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中，选择出游时长7天以上的占18.1%，4～7天的占48.4%，2～3天的占29.3%，当天往返的占2.5%，63%的游客选择了拼假出游，其中“90后”年轻群体人数显著增多，成为旅游消费的潜力股。同时，选择和家人一起旅游的占55.1%，选择和好友结伴出游的占18.9%。

“黄金周”旅游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人们集中出行，热门景区和城市人山人海，汽车排成长龙，某些景点哄抬物价等。破解问题的一个关键是改进国民休假制度，改变目前全国统一放假使千军万马赶上一条羊肠小道的状况。加大推广带薪休假的力度，使更多的职工群体能自主安排休假时间，错开全民休假时段，才能缓解“黄金周”式假期闸涌式的休闲旅游的状况。

目前，保留国庆“黄金周”应是权宜之举，而推广带薪休假，建立周末、节日与带薪休假相结合的国民休假制度是长远之策，也是提升国民旅游休闲品质，推动休闲旅游经济从数量型向数量质量相结合，从粗放式、规模型向集约与效益并重转型升级的必然之举，也是国民休假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必然之举。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五一”假日旅游指南》）

近年来，全国各地乡村旅游如火如荼，规模大、投资大、影响大，呈现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文化效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经济在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更新。乡村游能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种植业、交通业、商贸业、餐饮业、住宿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推行“旅游+农业”“旅游+生态”“旅游+电商”“旅游+扶贫”“旅游+科技”等新业态，能促使农特产品转化成旅游商品，提升产品的价值。

中国文化是自始至终建设在农业上面的。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将那些濒临消失的民俗文化、传统建筑、农耕器具、民间技艺保存下来，以活态化的方式进行传承和创新。既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又保护、传承和复兴了传统文化，具有战略高度的意义。当然，虽然形势大好，但部分乡村游建设层次低，缺乏长期规划，一哄而上的现象也需要引起地方管理者的关注，要加紧建立长期规划、审批机制。

据统计，“黄金周”长假期间，民宿的房源预订量同比增幅达到520%。其中，乡村民宿房源的预订量也有显著上升。其中，四川、广东、江苏、云南等乡村民宿发展较快的省份，订单量涨幅超过6倍。据某共享住宿平台统计，近期一直保持每天约1500个新房源上线的速度，更大的市场潜能正被激发。

（摘编自《新京报》《小猪短租：国庆期间民宿预订量增长520%,乡村民宿涨幅超6倍》等）

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利益回扣链条驱动下，“低价游”仍是国内旅游市场难以根治的痛点。被称作“长城贵宾专线”的北京八达岭长城、十三陵“一日游”收费仅120元，行程中，游客不仅在导游“哄骗”下购买140元往返缆车门票，还有大把时间被安排在果脯店、玉器店购物，购物时间甚至超过游览景区的时间。一些地方购物、餐饮商家会给导游40%至50%的返点，在云南返点可为70%～80%。导游最终通过诱导、胁迫等强制消费手段来赚回扣。一家涉案旅行社7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购物回扣。除了购物返点，导游在游客自费项目中也有利可图，景区门票回扣和差价成为“一日游”导游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市场监管方面，由于“低价游”的各个环节涉及旅游、交通、工商、网信等多个部门，需加强综合执法，并形成监管合力。在此基础上，可通过地方立法加强对“低价游”的震慑管理，对不合理低价非法揽客，诱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动，擅自变更行程或甩团、甩客的旅行社或个人，追究民事、刑事责任。日前，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同多部门取缔非法“一日游”黑窝点，并责令多家购物场所停业整顿。消费者也要理性消费，对于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线路要警惕。要加强自身权益的保护，在出游前务必签订合同，注意合同中的不合理条款内容，保存相关证据，最大程度保护自身利益。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低价游”禁而不绝,回扣成最大利益驱动》）

材料一：

数字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对于数字时代的老年人来说，横在他们面前的，首先是三道数字鸿沟。“接触鸿沟”——互联网接触难，依然是很多老年人数字生活的第一道障碍。“使用鸿沟”——互联网使用难，成为目前老年人数字生活的最大障碍，严重限制了老年人的数字红利获得感。“知识鸿沟”——网络信息辨别难，是老年人数字生活面临的新困境。很多老年人跨过了“使用鸿沟”，但因数字素养不足而无法深度融入数字生活。

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的结构性制约。一是中国互联网社会化进程的压缩导致老年人数字社会化不足。互联网引入中国至今不到三十年，智能手机与网络平台的大规模社会应用也不过十年左右。网络数字技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快速更新，老年人难以跟上技术迭代和数字社会转型步伐。二是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研发设计更偏好中青年群体，对老年人需求特征关照不足。例如在医疗领域，几乎所有大型医院都开通了网络平台，但实际操作上要求完成一系列流程手续。这些烦琐的技术流程让大多数老年人望而却步，无形中抬高了老年数字生活的技术门槛。三是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效率偏好，导致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制度性排斥。在数字技术赋能的信念下，一些单位机构一味地追求数字化的技术效率，而减少线下的服务供给，这对老年人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公平性带来负面影响。

如何弥合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数字生活、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值得给予足够的关注。

要将数字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有机统筹结合，为数字化精准赋能老龄化提供顶层设计。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为指引，从老年群体的主体特征、核心需求和应用场景三个维度出发，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规划指导。要突出问题导向，树立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兼顾的长线思维，分层分类解决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的痛点问题。还应始终坚持“数字底线思维”，在数字技术目前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公共服务领域，不减少或适当增加传统的线下人性化服务途径。

要激励引导互联网企业和平台面向老龄时代的技术创新和软硬件研发设计，为老年人有效融入数字生活提供科技支撑。要重视老年用户的需求感受，突出“数字技术适老化”和“场景服务智能化”的应用创新导向；加强公共服务平台的多元化技术支持，以解决老年人普遍面临的数字使用能力不足的难题。与此同时，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点需求场景，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高频事务与服务的系统平台功能集成，不断提升涉老场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主动解决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可及性和普惠性。

在社会参与层面，政府、家庭、社区与公益组织等多方主体应协同参与，努力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术使用意愿、应用能力和总体素养水平。一方面，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建设和涉老平台服务的规范监管，加大对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老年人的信息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家庭代际的数字反哺功能，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和网络数字素养水平，让更多的老年人融入和享受数字化时代的美好生活。

（摘编自《数字化与老龄化共振中的难题何解》，《光明日报》2021年4月27日）

材料二：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的突出特点是“超级老龄化”，即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早阶段和超稳结构。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与数字化进程几乎同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龄化与数字化的“共振”，这就引发了新的挑战，即老龄化和老龄社会背景下的代际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和群体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代际数字鸿沟”是数字鸿沟的一种，即横亘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指老龄群体与年轻群体之间由于数字化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行为阻隔和代际进一步隔阂的趋势。

代际数字鸿沟的本质是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与技术应用和社会规制之间的不适应，涉及面非常之广，如技术、商业、教育、公共政策、社会伦理、文化心理等。要解决与代际数字鸿沟相关的各种不适应，一是要提高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二是要创新和改善数字化产品和应用，倡导科技向善、科技普惠和科技适老；三是要以新的社会规制抑制或矫正代际数字鸿沟。要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制度层面的创新，转化为抑制或矫正代际数字鸿沟的创新性社会规制，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推动构建与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公共政策，让制度、社会规制或公共政策成为新的数字红利、数字普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代际新数字鸿沟，应倡导建立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与服务体系。从设计者角度看，在物理或数字化产品和界面的设计中，应充分注重面向老龄人群的设计、评估和服务理念，充分考虑老龄人群的身体机能行动特点和日常生活习惯。从使用者角度看，应鼓励并帮助老龄人群接触各类新技术产品，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

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事。面向未来，对老龄化、老龄社会的准备与应对，正在成为企业、城市、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不可估量的超级机遇。

（摘编自《代际数字鸿沟，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共振”中扩大》，《中国日报》2021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