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8月11日至13日，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在北京举办。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90亿元人民币，用户规模超3亿。大会预测，未来十年，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还将继续处于黄金发展期。

时下，网络文学已不仅仅是以一种文学样式，更是以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态的方式影响着大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40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已出版实体图书6443部，改编电影939部，改编电视剧千余部，改编游戏超500部，改编动漫440部。这意味着，除了3亿多的网文读者，还有更多的人在看由热门网文IP改编的影视剧，以及玩由网文IP改编的游戏。面对如此态势，政府在释放网络文学发展新的可能性的同时，需要立起评价体系的“尺子”，砌起知识产权保护的“墙壁”，搭起涤荡空气的净网“空调”。

（选自“中国文化传媒网”）

材料二

2003年，起点中文网率先创建了以读者按章付费为核心的网络文学商业模式。这种付费阅读机制的建立，使得网络文学的读者不仅是单方面地阅读作品，他们更是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参与者。

“要不你休息两天理一理情节，感觉得出来，后面怎么写跟完全没有大纲一样……一点订阅的想法都没有，感觉不划算。”“不得不说，三少每次写书都爱在句子后面加一个‘啊’字，刚刚开始可能会给人一种强调的感觉，可看多了，就有点烦了，同意的顶。”在这些评论中，从情节设计到遣词造句，读者都对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选自《网络文学：孤独写作与阅读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材料三

“网络文学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伴随粗制滥造、脱离现实、娱乐至上、过度商业化、唯市场化等问题。”北京市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在大会致辞中说。种种抄袭事件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9曰下午，网络作家匪我思存连发7条微博，称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涉嫌抄袭她的 《冷月如霜》。除了粗制滥造和涉嫌抄袭，网络文学还存在着娱乐大众违背道德的问题。8月16日，《人民日报》撰文直指热门的穿越剧、仙侠剧躲在架空情节背后违反人伦道德的问题。

被称为“网络历史小说第一人”的月关认为，网络文学门槛低是一把双刃剑，要通过内外力共同作用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展，而内力就需要每一个网络作家发挥主观能动性，从网络文学内部发挥积极作用。网络文学在其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更需要以“匠心”打造精品。毕竟，网络文学未来的高度是由其精品化的创作道路所决定，而不是靠点击率和商业利益。

（选自“人民网”《网络文学二十年：井喷增长后还需“匠心”精品》）

材料四

在文化行业里，文学为下游的影视、有声书、动漫提供内容支撑，具体到网络文学也不例外。然而网络文学量大质低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也为后续的产业开发带来了难度。在本次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上，不少企业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如何让高水平的网络文学成为源头之水，从而形成全产业链良性互动的势态？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聃皓认为：“网文正逐渐渗入影视、出版、游戏、动漫等领域。网络文学产业与开放性的IP生态产业链之间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我们发现网络文学和漫画有一种互助关系，之前推漫画的时候，小说的人气也同步在走高。同时，因为这本小说的人气非常高，所以改为漫画形式后，它在漫画方面的人气积累速度也非常快。”阿里文学总编辑周运通过很多案例发现，网络文学与漫画有互相带动作用，并且效果非常不错。

（选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父子之间的怯意

韩　羽

①我怕我父亲，他打我是真打。看着他瞪圆了眼，一步一步逼近，还不敢躲，绷紧了肌肉等着，于是一巴掌扇过来，于是脑袋嗡的一声……

②有时却是另一副样子，比如去下地，他在前边头也不回地说：“唱一个我听听。”我在后边就模仿着戏台上的花脸呜呜哇哇地唱起来。他说：“瞎胡唱，别唱了。”我说：“你唱一个。”他唱起来：“我不该，咳咳咳咳，老王爷，咳咳咳咳……”也是随唱随编，瞎胡唱，越唱越带劲儿。

③我家有个大宜兴壶，下地回来，泡上壶茶，父亲喝得高兴了，还逼着我们喝。说“逼”，是因为我们喜欢喝凉水，不喜欢喝茶。“过来，喝！多清香，又解暑，你喝不喝？想挨揍啊！”

④我们俩常常一起去看庙。“看庙”二字，说句文词，是父亲“杜撰”的。看庙就是去看庙里的壁画，是让我开阔眼界，是培养我画画的一种方式，这很像现在的参观美术展览馆或画廊。我父亲本是老农民，竟与文人想到了一起。

⑤吃过早饭，父亲将粪筐往肩上一背，抄起粪叉说：“走，看庙去。”母亲说：“今儿不拉土了？”父亲说：“回来再说。”我们就在这“回来再说”的空当里看了许多庙。庙有大有小，有远有近。近则三五里，远则十几里。一去一回就是几十里。金堂邑县境内的庙我们几乎都看遍了。

⑥父亲对庙里的壁画还加以评论。他指着《八仙过海》的海水说：“你看这水，涟涟地像是在颤动。”又用手摸着墙说：“这墙是平的，你再远看，不是坑坑洼洼地凸起来了吗？”父亲惊奇了，我也惊奇。其实现在看来，稀松得很，无非是靠了反复重叠的弧形线条引起的错觉。父亲最佩服的是《八破图》，破扇子、破信封、破书本、破眼镜盒……他像在集市上买粮食粒捻来捻去还嚼一嚼那样仔细，猫着腰将那画上的破信封的一角又摸又抠，远瞧瞧，近瞅瞅，长叹一口气说：“像是烧焦了一样。”他一指点，我也惊叹起来。最后，总是照例的一句话：“使劲儿看，好好记住。”

⑦我12岁那年考上初中，学校在聊城，离家15公里多。过了正月十五，要开学了。吃过早饭上路，父亲背上粪筐跟我走了出来，虽没说话，我知道他是送我。一直走了10公里开外看见聊城古楼了，他说：“快到了，你走吧。”这时旷野无人，惟有寒风积雪，一抹虚白的阳光和远处村落里的几声鸡啼。望着逐渐远去的、背着粪筐的父亲的身影，我只想反身向他追去。

⑧再以后，我参加了工作，按家乡人的看法，凡是吃公家饭的人就是“干部”。我很少回家了，一晃就是十几年，大约是1960年，父亲到天津看我来了。我说：“今儿咱们上街吃一顿狗不理包子，再领你去看看美术展览。”他问什么是美术展览，我觉着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我提起以前的事：“我小时候你不是常领我去看庙吗？和看庙差不多。”

⑨刚走过劝业场，我一回头，见他正弯腰从地上捡烟头，我嚷了一声：“扔了！你也不嫌脏。”他赶紧扔了烟头，眼神带有惶惑和惧意。这眼神使我凄然，是什么使父亲对我有了怯意？我反而愿意看到小时候父亲扇我巴掌时那瞪圆了的眼。

材料一

想当年，大教育家孔子倾其一生，弟子不过三千，现在一门“慕课”，上万人平常稀松。2011年，斯坦福大学教授吴恩达把课程搬上了互联网，一门课的注册学生就突破了10万人。即便孔老夫子在天有灵，恐怕也会自叹弗如。

“互联网+教育”，推倒了学校的“围墙”，各种在线教育资源得以轻松共享，在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学校，英语老师周敏轻点几下鼠标，登录“一起作业网”，来自全国重点名校的30万道最新真题题库便呈现在眼前。不大会儿，一套高水平的试卷执组合好了，不久后，周敏便拿到了学生的电脑答卷成绩，不仅有得分，还有每个学生的失分点。“以前我们都用上学期的试卷，习题远远没有网上的试卷灵活和贴近时效。有了互联网，效率和质量都大幅提高！”

“现在的教育时代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时代。在未来，谁能把教育做得边界无限，谁就占据了教育的制高点。”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一语中的。

小王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家境贫寒，勤工俭学挤占了他大量时间。这不，4月11日一大早，他就挤上了公交车，靠着一个栏杆站稳，便打开了云课堂手机客户端，一堂课学完，他也正好到站。有了移动互联网，人们零零碎碎的时间就有了新的价值，等车、候机、排队……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知识，聚沙成塔，谁说不能做成大事呢？

说起来，教育不仅仅是在校学生的事情，终身学习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互联网提供了种种可能。这不，某知名品牌化妆品销售员赵力勤已经受益匪浅。上岗不久，大量顾客对林林总总化妆品的功效、适用年龄、适用肤质等提出诸多疑问，她显然力不从心。移动学习及时“解救”了她，公司在每个销售员的手机上安装了业务培训系统，不仅能让这些天南海北、很难集中到一起的销售员随时随地学习，还能让销售员把顾客信息发回公司控制中心，从而实时接收详细的美容指导。

（摘自张烁《“互联网+”，催生打破时空的新教育》）

材料二

2015年中国从事在线教育的企业数约2400-2500家，拥有数十万门在线教育课程，用户达到了近亿人次。这些在线教育企业如同蘑菇那样速生，也如同烟云那样很快消散，其原因当然有多种，但其共性的原因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教育，采取了外科于术式的“互联网+教育”方式，互联网并没有真正加到教育深层。

3月底，一则在线教师时薪1．8万元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人们在感到互联网的巨大力量的同时，每一个教育当事人都意识到，如何与互联网相处正成为教育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已有的学校、教育机构和管理部了如何应对互联网也成为决定其自身未来状态的转换关键：选择得当就会给自身开辟宽广道路，选择不当就会让自己的路起走越窄。

（摘自《“互联网+教育”还是“教育+互联网”？》，2016年4月19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一边是“互联网+教育”的“荒漠”，老师都还摸不着头脑；一边却是互联网的“天堂”，各式新鲜的教学方式正逐渐走进课堂。

面对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实，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表示，“互联网+教育”将改变教育，但是不会颠覆教育，更不会颠覆学校的现有体制。

中关村新兴网络教育开发研究院院长李洪波也认为，互联网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直至最终融合为一的关系，“传统教育不是一无是处，互联网教育仍然需要吸收传统教育的精华为其所用，而不是另起炉灶或砸烂传统教育、彻底重建。”

李洪波认为，“就算在互联网特别发达的美国，目前仍处于互联网教育的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有效的、公认的模式和案例。”所以，“互联网+教育”有一个过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我们去继续探索和尝试。

的确，顺应互联网潮流是教育领域无可选择的选择，但是必须认识到，教师才是教育的根本，互联网只是工具和手段。

（摘自豆俊杰、王强《“互联网+教育”：冰火两重天》）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文化繁荣兴盛，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牡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要面对的哲学追问，帮助求解这些追问是文化的深层意义与存在价值。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冲击主体身份认同，动摇对“我们是谁”的认知。主体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与赞同。中华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我们是中华儿女”身份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能够帮助回答“我们是谁”的追问。然而，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文化泛娱乐化冲淡民族历史记忆，模糊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引领。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的主动担当主要指文化生产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坚持追求真善美，冲破以取乐为目的的文化产品生产模式。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的能动省思主要是指文化消费者在消费文化产品时要坚持主体思考的能动性，坚持高尚的精神神追求，不为哗众取宠的泛娱乐化作品买单，不在文化泛娱乐化中迷失自我。只要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篡改经典，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