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指出校园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季节性。从整体上看，每年下半年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整体要高于上半年，在节假日、开学以及毕业季，校园安全事件频发。具体来看，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设施安全、意外伤害等事件为多发事件。按照校园欺凌的方式进行分类，语言欺凌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关系、身体以及网络欺凌行为，占23.3%。该报告还指出，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占46.23%。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二：中小学生之间的欺凌现象，是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近2.46亿儿童和青少年因体貌特征、性别、种族与文化差异等遭受欺凌。在我国，全国检察机关2018年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988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180人。

在我国，对欺凌概念认识不清、处置乏力，一直困扰着现实中的欺凌治理。一些欺凌现象要么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干脆当作正常“打闹”而不被重视，处理上表现出浓重的“随意化”特点。这既无法形成有效治理，也对被欺凌方的权益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此次综合治理方案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了欺凌防治的制度框架。当然，方案再详尽，能否发挥实效，关键还在于能否落实。

(选自《羊城晚报》，有删改）

材料三：犯寻衅滋事罪，一人获刑四年，另四人被判11个月。这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进行的宣判，而五名被告人均为北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未满18岁的女学生。

2月28日下午15时至晚22时之间，北京市某职业学院的一名女学生朱某和另外四名女被告人在女生宿舍楼内，随意挑选两名女生进行辱骂殴打，还脱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予以羞辱，并用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视频，在小范围内进行传播。尽管北京市针对未成年人已经有了成熟的附条件——不起诉的教育感怀模式，但是，情节恶劣且无悔改之人，显然法律的惩戒更适合。

(选自《新闻周刊》，有删改）

材料四_：“实施欺凌学生可送工读学校”并不是什么新法新规，只是对相关上位法的某种具体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现实中发生的校园欺凌，很多时候都与上述条文所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相吻合，而这也决定了有关法律具备理所当然的适用性。最新公布的“治理方案”再次重申了这一已有的法律条款，自然是期待其能在校园反欺凌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实施欺凌学生可送工读学校”之所以能够得到舆论的强烈回响，根本原因还在于现实中反欺凌手段的捉襟见肘。在学校批评教育太软，行政刑事处罚门槛太高的前提下，不少人难免会感叹“拿作恶者没太多办法”。而“送工读学校教育”一项恰好充实了现有的反欺凌惩戒体系，并使之更具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激活这一制度工具，势必会对反欺凌工作大有助益。

可问题在于，这一步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工读学校还很难对校园欺凌治理产生直接帮助。这首先是因为现存的工读学校已经少之又少；而除此以外，还有法律方面的限制。《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没有赋予任何部门介入并强制问题学生去工读学校的权力。这意味着在现实操作中，必须经家长、学生、学校三方同意，学生才可转入工读学校——如今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仍然未能就此破局。

(选自光明网，有删改）

王进喜15岁就到旧玉门油矿当了童工，1950年玉门解放后，他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6年，他光荣地入党，获得了“钻井闯将”称号。不久，他被调到1205钻井队。1958年，石油部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召开现场会，要求用一个月拿下5000米进尺。按当时的设备和技术条件，月平均进尺只有2000米左右。带队参加比赛的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和队友们进行技术革新，用一个月时间进尺达到了5009.74米，创造了世界少有的纪录，1205队一举夺冠，被誉为“钢铁钻井队”。

1959年国庆,王进喜去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看见公共汽车因为没有油而背着大大的煤气包时,他哭了。正好松基三井喷油的喜讯传来,王进喜主动请缨要求参加石油会战。第二年的2月,“玉门闯将”王进喜与数千名工人奔赴大庆。这时的大庆是一片荒野，又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打井工人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外国专家预言，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开采这种地质情况复杂的油田。王进喜认为:“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井无压力不出油,我们搞石油会战,就要给自己加压。”没有住房,他们挖地窝子住；没有公路、缺少车辆,30多个工人用绳子拉、撬杠撬,将60多吨重的钻机一寸一寸地从火车站运到井场；没有运水车和水管线,他们硬是砸开冰层,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的水,终于让钻机转动起来。队长王进喜一连5天都没有离开会战现场,饿了就啃几口冻窝头,渴了就喝几口凉水,困了就倒在成排的钻杆上打个盹儿。5天零4小时,从开钻到打出第一口油井，1205钻井队又创造了新的打井纪录!

5月1日，王进喜拄着拐杖，拖着被砸伤的腿又来到工地巡查。第二口井钻到700米深时，突然出现了井喷先兆，可是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粉和搅拌器。眼看井毁机亡，王进喜决定用水泥代替，可成袋的水泥倒入泥浆池后搅拌不开。危急中，王进喜一把甩掉拐杖，大喊一声“跳”，便跃进了齐腰深的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泥浆。工友们也纷纷跳进泥浆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井喷避免了，油井和钻机保住了，可他的伤腿已血肉模糊，全身都被烧起了大泡。工人们关切地要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进喜和队友们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附近的乡亲，房东赵大娘对工人说：“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你们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啊!”从此，“铁人”的名号就叫开了。

王进喜以铁人精神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大庆油田当年6月就实现原油外运，到年底生产原油97万吨，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1963年12月4日，新华社发表公报，宣告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基本实现自给，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除了“铁人”，王进喜还有一个“工人工程师”的称号。识字不多的他抓紧时间学文化，在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他克服技术难题，用40年代的老钻机打出全油田第一口直井。他和工友们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发明了钻机整体搬移等。王进喜等人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有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并且在全国工业系统得到广泛推广。

1961年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这时一些钻井队出现为求速度而忽视质量的现象，连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此，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大队长王进喜带头背水泥，大家含泪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铁人说：“没有这一笔，队史就是假的，这一笔要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1970年11月，王进喜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病逝，年仅47岁，但他留下的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

（摘编自赵秋实编著的《为国争气的铁人》）

相关链接

①“王进喜不安于现状,不拘于常规,奋发思变,带动了全国钻井事业的发展。”

（《余秋里回忆录》）

②“铁人”是五六十年代社会送给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名号，而铁人精神是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也集中体现出我国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

（百度百科）

麦穗儿

宋向阳

麦穗儿娘当年嫁给冯老三时，冯家的日子还算殷实，架不住冯老三好吃懒做，终究败落下来。冯老三常常跑到几十里外的赌局去玩，家里的活计都交给麦穗儿娘。输钱的时候，冯老三还会拿麦穗儿娘出气，把她身上打得青一块紫—块的。村里来了个卖货的小贩，她一狠心把女儿丢给上岁数的婆婆，跟人家跑了，再也没有消息。

打那以后，冯老三更不着家了。没出半年，麦穗儿的奶奶一病不起，也走了。冯老三想把麦穗儿送人，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主儿。这时，政府对赌博抓得越来越紧。冯老三见—些赌友被关了起来，隔三差五才出去过过手瘾。五岁的麦稳儿开始和父亲相依为命。

麦穗儿学会了做饭，冯老三便落得了吃现成的。可是，冯老三又开始酗酒了。有时，他还嫌饭菜不对口味，把麦穗儿大骂一顿。麦穗儿从来不敢言语，等爹走了，才趴在炕上偷偷地哭。

这年冬天，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麦穗儿做好了饭，还不见爹的身影，就跑到大街上等。同村的狗剩儿下班回来，对她说：麦穗儿，你爹在街东头趴着呢，好像喝醉了。麦穗儿听了，赶忙朝那个方向跑去。冯老三躺在一棵老槐树下，身上覆盖着雪花，鼾声如雷。

爹！麦穗儿惊叫着到了近前，拼尽全力去拽他。冯老三除了鼻子孔冒热气，根本没有别的反应。麦穗儿急得直哭，却扯不动父亲。一个街坊从这里路过，听到麦穗儿的哭声便撵了过来。两个人连拉带扯，总算把冯老三弄到了家里。

麦穗儿用笤帚把父亲身上的雪扫干净，脱掉他的棉鞋，给他盖上厚被。冯老三醒来后，麦穗儿又端上了一大碗姜汤。冯老三喝了以后，脸上有了一丝红润。他搂住麦穗儿说：好闺女，要不是你，爹得冻死外头。麦穗儿小声地说：麦穗儿已经没了娘，不想再没了爹。说着，她便哭了起来。冯老三的心顿时被融化了。

从此，冯老三不再打闺女了。

麦穗儿跟邻居大婶学会了针线活，爷儿俩的衣裳坏了，她就自己补。冯老三琢磨起出走的婆娘，就跟个傻子似的坐在那儿发呆。麦穗儿很懂事，总想法子让他开心。麦穗儿上学的时候，冯老三听从别人劝说，去建筑队干零工挣钱，家里日子渐渐好转起来。麦穗儿学习很用功，一直在班里排前几名。她考上高中那年，冯老三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把腿摔成了残废。为了照顾父亲，麦穗儿放弃学业回到了家里。冯老三叫她回学校，还冲她吼。麦穗儿把剪子对准脖子说：爹，横竖我也不回去了。冯老三心里翻江倒海，泪水鼻涕流了一脸，从此不敢再提上学的事了。麦穗儿在街头摆起了货摊。她很用心，待人又热情，每天都能赚几块钱。建筑队给了冯老三一笔工伤钱。在麦穗儿的张罗下，她家盖起了三间门房。麦穗儿办了工商执照，把商店开起来了。麦穗儿出去进货，冯老三就帮着打理，买卖越来越红火。

麦穗儿有了一个对象叫春生，头脑灵活还能吃苦。俩人一起孝顺冯老三，让他过上了幸福悠闲的日子。结婚后，春生在城里开了装潢公司，家里收入一天比一天高。冯老三与人说起姑爷，眉眼中总是溢满欢喜。后来，家里又盖起两层楼房，把小卖部变成了超市。

一次，麦穗儿去参加订货会。在商场外面，她看见一位华贵的妇人从豪车里走出，容貌似乎从哪里见过，却说不上来。麦穗儿的心腾腾直跳，加快脚步到了那个妇人跟前，皱着眉打量对方。妇人也在望着她，目光里装满疑惑。

“你是？”妇人嘴唇哆嗦着问。“我们好像见过。”麦穗儿嘟囔道。“姑娘，你家在哪儿？”妇人又问。“我是柳河村的。”麦穗儿故作平静地说。妇人在麦穗儿的左耳朵后找到一块豆粒大的黑痣。她的脸色顿时白了。麦穗儿突然明白了什么，猛地向后退了一步。

妇人的眼里湿润了，大声地说：“你是麦穗儿吧？”麦穗儿稳定着情绪说：对呀，我就是麦穗儿，一个在风雨里长大的麦穗儿。妇人抓住麦穗儿的手说：这么多年，你受苦了。麦穗儿笑着说：你想哪儿去了？我过得好着呢。她突然加快脚步，把妇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在一个僻静处，麦穗儿回头望了望，突然蹲在那里，委屈地哭了。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 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栏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