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经济总量中的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湾区的概念由此而来。一般来说，湾区都需具备高度发达开放的经济、突出的海洋特征、优质的生活环境、集聚的创新资源以及区域内部高度融合等要素。例如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两大湾区，以只占全国0.4%的土地，承载了美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国内六分之一的GDP，分布着50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以及“硅谷”等世界科技创新高地。早在2015年，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就达1.36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已经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是亚太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方。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陈云贤《新格局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要赶上国际一流湾区，需要做好创新引领工作。比如寻求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改造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这也都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外，要把治理规则的制定提上日程。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有科学的治理规则和标准。要加快各个新业态、新行业的标准制定，否则必然产生野蛮生长现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新科技，也需要新的生产标准，更需要新的市场规则，粤港澳大湾区离不开新标准、新规则的制定。

（《2017湾区经济发展国际论坛观点集萃》，《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7日）

湾区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其开放性吸引着无数创业者和投资者，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动力源。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可更好灺对接海外先进技术、人才，增强有效供给。同时，国内企业也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加速“走出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难点，在于提高协调能力与形成合作机制。要有效地促进各方相互合作，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规划与建设等可以先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说。对于涵盖了9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推动多方形成合力瞄准共同利益寻找增量，形成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是题中应有之义。

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邹新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一，要根据各自特长来发展特色经济。他建议，深圳可以参照旧金山的做法，主打科技金融，而广州最适合打造商贸中心和服务创新中心，建立债券交易平台和贸易平台，对整个湾区的金融资源进行优势补充。

（《83个关键词，寄语大湾区》）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和宋（南北朝时期的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一带一路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圈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媒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全线贯通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先从局部地区的几个国家之间规模较小、非连续性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逐步扩展为沿线许多国家、地区之间大规模、连续性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大都是从经贸交流开始的，并以此为主线，再由经贸交流推动文化、宗教交流，又由经贸、文化交流推动政治、军事、外交等交流，各种交流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正因为这样，从事经贸交流的商人队伍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交流互鉴的主要力量。而川流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学者、僧人、官员、使者等等，也是交流互鉴的重要角色。他们为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互学互鉴，共同上演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

在古丝绸之路上，常常可以看到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商人自发组织的庞大商队进行长途贩运，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进入沿线城镇，或单独经营，或与当地商人合伙经营。除了民间自发进行交流互鉴这一基础力量，沿线国家的政府在古丝绸之路的交流互鉴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或者为古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修筑道路、设立驿站、建设贸易场馆、建立口岸等物质便利条件，或者提供设置观察所、巡查站、治安亭等安全保障措施，或者提供制订交流规则、组织交流力量、设置管理机构以及派遣使者、官员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事务和化解纠纷矛盾等政治指导机制。广泛的民间交流与政府的指导监管，是支撑古丝绸之路上交流互鉴活动延绵不绝的两大基石。

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共同推进的产物，同时也是以沿线一些大国的引领为重要动力、各种文明相互荟萃交融的产物。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为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中国、印度、波斯、巴比伦、埃及、亚述、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的摇篮和大国，在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中尤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及其影响，促进了整个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尤其是保证了古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通行的顺畅安全。

古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互鉴事业，并不总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一派祥和的。历史上，发生在亚洲、欧洲、非洲大陆和海洋上的各种冲突和战乱很多，曾给古丝绸之路带来过这样那样的冲击和破坏。然而，总的来说，这些冲击和破坏并不能熄灭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大人民彼此交流互鉴的信念。经过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努力，最终总能克服战乱带来的各种破坏、阻力和困难，重新呈现出交流队伍络绎不绝的繁盛景象。

（摘编白滕文生《古丝绸之路与共建一带一路》，《人民日报》2019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