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2）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其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亭亭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3）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4）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节）

世间的物有各种方面，各人所见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树，在博物家，在园丁，在木匠，在画家，所见各人不同。博物家见其性状，园丁见其生息，木匠见其材料，画家见其姿态。

但画家所见的，与前三者又根本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树的因果关系，画家只是欣赏目前的树的本身的姿态，而别无目的。所以画家所见的方面，是美的世界，不是真善的世界。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所以一枝枯木，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而在中国画家是很好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故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以热诚的同情。

故普通世间的价值与阶级，入了画中便全部撤销了。画家把自己的心移入于儿童的天真的姿态中而描写儿童，又同样地把自己的心移入乞丐的病苦的表情中而描写乞丐。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徒事手指的刻划，决不能成为真的画家。即使他能描画，所描的至多仅抵一幅照相。画家须有这种深广的同情心，故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

艺术家的同情心，不但及于同类的人物而已，又普遍地及于一切生物、无生物；犬马花草，在美的世界中均是有灵魂而能泣能笑的活物了。诗人常常听见子规的啼血，秋虫的促织，看见桃花的笑东风，蝴蝶的送春归；用实用的头脑看来，这些都是诗人的疯话。其实我们倘能身入美的世界中，而推广其同情心，及于万物，就能切实地感到这些情景了。画家与诗人是同样的，不过画家注重其形式姿态的方面而已。我们画家描一个花瓶，必其心移入于花瓶中，自己化作花瓶，体得花瓶的力，方能表现花瓶的精神。我们的心要能与朝阳的光芒一同放射，方能描写朝阳；能与海波的曲线一同跳舞，方能描写海波。这正是“物我一体”的境涯，万物皆备于艺术家的心中。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doll）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现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受了世智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销磨了。惟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外部即使饱受压迫，而内部仍旧保藏着这点可贵的心。这种人就是艺术家。

西洋艺术论者论艺术的心理，有“感情移入”之说。所谓感情移入，就是说我们对于美的自然或艺术品，能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于其中，没入于其中，与之共鸣共感，这时候就经验到美的滋味。我们又可知这种自我没入的行为，在儿童的生活中为最多。他们往往把兴趣深深地没入在游戏中，而忘却自身的饥寒与疲劳。《圣经》中说：“你们不像小孩子，便不得进入天国。”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因了艺术的修养而重新面见这幸福、仁爱而和平的世界。

（选文有删改）

材料一：

五年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不足1万公里，延长到2.2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60%以上，“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成为了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五年间，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莫斯科至喀山高铁等多个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纵观国内，依靠高速铁路的助力，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区域间的沟通交流，让老百姓感受到了高科技为铁路带来的巨大成果，体验到了新时代经济动脉所焕发出的无限活力。诸如，宝兰高铁的开通运行，穿越陕西关中、甘肃天水、定西等贫困地区，结束了陇中和陇东南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为沿线天水地区的苹果种植户带来了新的机遇。放眼世界，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深入推进，中国高铁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亚、欧、非、美等五大洲数十个国家。为世界各国踏上相互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和平发展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蒙内铁路（蒙巴萨港-内罗毕）的通车运行，圆了肯尼亚的百年梦，更为铺起东非“铁路大动脉”构建了开端工程。

（《中国高铁：破茧成蝶撩起惊世之舞》2017年6月8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二：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成技术、施工技术、装备制造技术和运营管理技术，具有组团出海的实力，可以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目前，中国高速列车保有量1300多列，世界最多。列车覆盖时速200公里至380公里各个速度等级，种类最全；动车组累计运营里程约16亿公里，经验最丰富。施工成本和效率方面，中国企业更具优势。据测算，国外企业修建高铁平均成本为每公里0.5亿美元以上，中国只需约一半，且中国企业的工期短，施工效率又是外国企业的一倍以上。成本低，标准却更高。安全性能上，中国标准与欧洲标准基本一致，施工标准远高于欧标。中国企业施工中用到的钢筋、水泥等材料等级和用量都偏高。中国铁路装备最大的优势，一是性价比高，二是交货能力强。性价比高，并不是“故意低价换市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对成本的控制力。中国铁路的配套产业完整，包括上下游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发达，这是一般国外厂商无法做到的。中国产品交货及时，工人劳动效率高。同样一列车，国外制造要18-22个月，我们最多12个月。

（摘编自《2016-2021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材料三：

台媒称，中国高铁的名号已在世界打响，就连美国加州州长也二度赴华取经；2017年6月5日，美国加州州长布朗继2013年后，第二次搭乘中国高铁。布朗对中国高铁赞誉有加，“我是高铁的忠实爱好者，也是高铁在美国坚定的提倡者，很愿意看到加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尽一切力量促其实现。”“我很喜欢坐火车，除了可以阅读、与人交谈，更可起身走动，而且火车速度很快，非常方便。”布朗更开玩笑表示，希望能从加州搭乘高铁到中国。

早在2010年，当时的加州州长阿诺就曾造访杭州，期望了解高铁的服务、融资状况，以利促进加州人文、产品交流以及地区发展。

虽然美国有高速列车“阿西乐特快”，但其最高时速仅240公里，平均时速110公里，远低于中国高铁300公里以上的时速。此外，美国铁路的准点率最高仅到75%，和中国高铁“零误差”的佳绩相比逊色许多；落后的设施、乌龟般的速度，导致多数美国人不考虑当地火车。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

志愿精神可以表述为一种具体化或日常化的人文精神。作为促进社区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成员个人身心完善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志愿精神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实际体现形式就是志愿行动。志愿精神的兴起，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式，体现了在不同层面上的功能。

志愿精神的兴起和志愿行动的产生，在社会运行层面上将发挥出其特有的作用。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对于人的社会化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使社会成员接受基本的社会准则，塑造具有社会取向的价值观，从而形成潜在的服务社会的行动倾向，这就是

它的社会教化功能；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能够起到将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进行凝聚和团结的作用，它提供了同一个场景和机遇，使他们共同参与到同一项活动中，甚至还会起到聚合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这就是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能够对社会成员发挥号召作用，而且这种召唤常常是以无声的形式进行的，但是，其超越性的社会关怀又是使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无法抗拒的，从而会最终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这就是它的社会动员功能；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能够以其实际的效应，广泛地宣传并大力地弘扬最具有普遍性的、作为最能够表达优秀文化成分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而且在越重大的社会事件中，这种特征就会表现得越鲜明，这就是它的社会导向功能。

志愿精神的兴起和志愿行动的产生，在人的发展层面上也会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体现了社会成员对价值合理性的追求。现代化的物质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工具合理性的追求，然而，现代化进程的悖论特征之一就在于，对工具合理性的关注常常极大程度地抑制了价值合理性。因此，为了防止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畸形走势，强调价值合理性的意义就会显得极其重要。而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的意义之一就是体现出了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本身对于价值合理性所作的追求。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表达了社会成员对人本化取向生活的向往。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时候，社会运行节奏加快，社会竞争状态加剧，社会流动范围扩大，个体价值取向增强等，使得社会成员对于高情感的向往和对于集体生活的需求表现得日益突出。而在表达志愿精神或参与志愿行动的过程中，过一种富有意义的集体生活，实现自己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善良愿望，可以充分地表现出其中内含的人本化取向的生活目标。

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成为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从社会角度看，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成为社会凝聚其成员的一种重要场域；从社会成员角度看，志愿精神和志愿行动则成为社会提升其成员素质的一个平台。正是在自愿参与公益事业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行动中，社会成员实现了其精神境界的提升，完成了其价值观念的变化和人生经验的丰富，甚至促进了其自身知识的扩展和技能的增强，而这一切的经历及其感受也必将成为生命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地位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他是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做。（《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运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摘编自《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传统伦理学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现代伦理学则开始比较系统地反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未来的伦理学应该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

工业文明早期，机器还是人类制造并完全可控的产品，并不存在伦理问题，直到出现智能机器人，它们开始拥有了人的一部分理性，而未来它们还可能发展到拥有自我意识。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与它们的伦理关系。对这种伦理美系，人们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它们会不会在智能方面超越人乃至替代人。为此，目前对人机关系的伦理调节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规则设定；二是价值引导；三是能力限制。

规则设定是指规范、限制机器人的行为和手段。在这方面，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最早提出给机器人设定三个伦理规则：1.不得伤害人和见人受到伤害不作为；2.服从人的指令；3.自我保存。不过，实行这些规则会加重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这“人”是指发明制造它的人还是使用它的人，是指人类个体还是整体，还有判断哪些情况会伤害人，以及在无法避免伤害人的情况下选择伤害哪个或哪些人，等等。后来人们对这三条规则有不少补充，但这将继续加重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还可能因此打开误判或假托“人类利益”的缺口。电影《我，机器人》中，新版机器人就觉得自己能够比人类自身更好地判断人类的利益，于是杀死旧版机器人，并将人类禁锢起来。

价值引导是指设置机器人的动机和价值观。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给机器人预先设置“对人类友好”的价值观，但这样做就必须让它们获得一种自我意识，否则它们还是会存在判断的重负。比如怎样才是对人类友好，什么是人类的最大利益或整体利益……这些判断不仅要考虑人的物质利益，也要考虑人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但它们既没有生物的肉体感受性，也没有领悟精神文化的能力——仅靠输入和记住人类的全部文献是不够的，那还需要历史的、无数活生生的富有情感和灵感的个人体验的积淀。而且，如果它们真的发展起一种自我意识，那也一定不是建立在肉体感受性基础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我们与它们无法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建立“感同身受”的关系。

因此，人所能做的甚至只能做的可能就是限制它们的能力，从而保持人类对机器人的独立性乃至支配性。我们不能什么都依赖智能机器，我们最好让它们始终保持“物”的基本属性，而不是给它们建立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它们如果真的掌握了价值判断和建构的能力，恐怕很快就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那是人类不易知晓其内容的“价值体系”——就像现在，对战胜棋类大师的机器人的具体计算过程，即使是专家们也不太知晓，其间还是有不少“黑箱操作”。而如果机器人有了“心灵”，那将是整体的“黑箱”。

总而言之，规则设定虽不可少，但必须简单明确，以减少甚至免除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这也是限制它们的能力。而价值引导则不必要，也不太可能，甚至后面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能够给智能机器建立一套安全可靠的价值体系之前，我们还是要将智能机器的能力限制在单纯的算法和工具的领域。

（摘编自何怀宏《人物、人际与人机关系———从伦理角度看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