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中，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完善。随着日趋严重或全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日益加大。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与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三是全球治理的改革已经启动但却步履蹒跚。。

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性质构成了其供给不足的内在逻辑，以至全球治理仍远未实现对全球性问题领域的“全覆盖”。全球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维护世界和平、维持全球贸易金融体系稳定、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等，都需要付出高额成本，而这些产品的享用却是不分国家的。换言之，即使一国不为这些产品的提供做贡献，它也可以享受这些产品带来的好处。这使各国无形中受到一种激励，那就是尽量让别国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同时让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就是掣肘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各行为体之间不同的利益互动关系，从而尽可能多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这些机制建立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热点地区的冲突甚至是战争此起彼伏，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依然盛行，气候、环境、网络信息和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的挑战日趋加大，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诸多弊端。由于缺乏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一些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日益难以适应全球性问题新形势的需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许多全球规则或机制的“非中性”色彩十分浓重，并且已成为维护和扩大少数既得利益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的工具。

在困难和危机面前，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以美欧为代表的既得利益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阻挠，一些全球治理机制的治理结构长期没有变化，即便是已达成的改革共识也常常出于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例如，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美国国会直到2015年12月才表决通过，并且还附加了对IMF拥有更大监督权的条件。全球治理改革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任重道远。

（节选自《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问题的思考》）

一个人一生要追求些什么？我认为有三点：必要、需要和重要。“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像生活条件是必要的，非吃饭不可，但是光吃饭不够。。

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呢？人生的需要是发展潜能，即心智上的潜能，包括三方面：知、情、意。“知” 就是求知。古人读书，书不多，五本就够了，即《诗》、《书》、《礼》、《乐》、《易》。《诗》代表文学， 《书》代表历史， 《礼》代表社会规范， 《乐》代表艺术修养，《易》代表哲学。当时，如果把这五本书都读好的话，就是全方位的学习。所以，“知”的重要性是帮助我们这一生过得充实又快乐。

“情”就是情感。人的情感要调节，意即“情绪智商”。我们如果处在穷困的境况中，怎么才能快乐呢？调节情绪。情绪调节有很多方法，譬如欣赏音乐或通过休闲生活接触大自然等在这一享受休闲生活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到人我之间微妙而又美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慢慢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一般人的情绪都是利己的，人与人互动很自然都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你培养好的情绪智商，就会慢慢想到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就像《易经》中的“损卦”。很多人听到“损” 字，就觉得是损失。但是《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两卦卦辞是上上大吉，其中一个就是“损卦”，为什么呢？就是“损己利人” 这四个字，与我们平常想的“损人利己” 倒过来。一般人如果做事损人利己，肯定人缘不好，大家都讨厌。如果是损己利人，做任何事都考虑到别人的要求，自己吃亏无所谓，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我以前读《论语》，常常觉得自卑，打开《论语》一看，里面好像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仔细看孔子的描写，发现自己就是小人。因为君子所了解和考虑的是道义，小人则专注于利益。想想看，我们从小一路走来，真的很像小人，没什么长进。是不是这样呢？也不尽然。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 就是小孩子，身体长大了，但是心态还是小孩的阶段，顾自己，只替自己着想，所以小人就是没有立志的人。君子就是立志的人。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立志者，有志向，让自己每天提升、改善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要把“君子”看成正在进行的状态，君子就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经做到的君子，真要做到君子的境界很难，没多少人能做到。

“意”就是意志。何谓意志呢？当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请问你是被动还是主动？通常我们做选择都会有几分被动，几分主动，而被动成分居多，所以要慢慢修炼。如何修炼？慢慢增加主动的成分。本来是我不太愿意做的，被要求做，慢慢变成是“我觉得我也能够做”，到最后变成“我愿意做”。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把自己的责任都当做是自己愿意做的，心情就不同了。上班的时候很开心，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学习的时候也很快乐。如此一来，作为部属，上司对你很满意；作为学生，老师对你也很满意。

快乐人生的秘诀无它，关键就在“化被动为主动”，古今中外都相同。不能做到这一步，什么快乐都是假的。

（摘编自傅佩荣的《人生追求无私无欲的快乐层次》，有改动）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

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

他一生公开的辞职高达24次之多，其中为了北大辞职7次。原因多种多样，有反对政府不给经费的，有反对政府干涉北大行政的，有因为五四运动抓学生的，甚至还有一次是因为学生闹事的。有人查过蔡元培日记与年谱，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都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

然而，与这些具体的辞职相比，蔡元培几次向人生的“辞职”，才更耐人寻味。

1889年，21岁的蔡元培双喜临门：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二是在父母包办下迎娶妻子王昭。3年后，蔡元培又考中进士，一举进入翰林院。虔诚的儒学士子蔡元培，已经可以眺望传统读书人可以达到的顶峰。

不过，一帆风顺的背后，也有烦心的琐事。儒生蔡元培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深信不疑，坚信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绝对不能和丈夫顶嘴。偏偏王昭和他性格差异极大，双方矛盾渐增，令蔡元培烦不胜烦。

家庭“战争”频繁爆发，中日两国也终于开战。惨败之后，清廷搞起变法，不过百日，蔡元培最崇拜的谭嗣同便喋血菜市口。此前，和其他儒生一样，蔡元培绝对忠于清廷，只希望清廷主动改革。经此事变，蔡元培彻底看清清廷本质，第二年，他便放弃仕途回到老家。此时，已接触过新式教育的蔡元培渐有女权意识，他认为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服从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他亲自向妻子道歉，并写出著名的《夫妻公约》，从此两人真正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蔡元培形容为“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向旧人生“辞职”，向旧道德“辞职”，那一年，蔡元培34岁。

随后几年，对新式教育兴趣日渐浓厚的蔡元培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国)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夏，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清朝翰林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他准备至少用五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

蔡元培负笈西来，系自费留学，尚有柴米之忧。他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要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进入莱比锡大学后，蔡元培埋头读书，内容主要涉及哲学、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他曾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哲学家包尔森的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留德四年，蔡元培脑中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

在“半工半读”“半佣半丐”的艰苦中，蔡元培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人格，他完成了向塞满自己头脑的四书五经的“辞职”。1911年，他应邀回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那一年，他43岁。

历经反复，以1917年1月9日发表就任校长演说为标志，49岁的蔡元培正式执掌北京大学。他清积习，除昏聩，寄望于诸君者三：曰抱定求学之宗旨，曰砥砺严谨之德行，曰敬爱师友之情谊。三言既出，全校一震。他延揽诸方英才，为此不拘一格，一时群贤毕至；他独尊教授治校，为此开罪官僚，却得传道有道。凡此种种，俱化为他为北大注入的灵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从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部不朽史诗。

我们今天回望蔡元培的24次辞职，有的颇具深意，有的则更像轶事，然而蔡元培两次对人生的“辞职”，却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倘若没有参透时代的智慧，没有勇于决裂的魄力，今生注定只能在暗自喟叹中甘于平庸。世上最难改变的，是自己。我们今天常问，教育家去哪了？“教育家”正沉沦于顾影自怜的“中年危机”中，正委身于集体沉默的心安理得中。不如学学蔡元培，49岁，还能换种活法。

明代图书的出版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其中坊刻是书坊主自行投资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活动。这里所说的商业出版就是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

在雕版印刷发明前，书籍的生产完全靠抄写，在这种情况下，图书根本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价格昂贵，一般只有官府以及士大夫阶层才能消费得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阅读因此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利。即使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主要是用来印刷历书、经文和符咒，很少用来印刷其他图书，图书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在建阳、杭州、成都等地，商业出版开始兴起，书坊刊刻了很多通俗读物，但这一时期，官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书坊刻书，也仍然是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在整个图书市场中，通俗读物的比重还非常低。

晚明时期，尤其是隆庆、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商业比较繁荣的江南城镇，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坊。商业出版因此空前繁荣，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极大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和繁荣。

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反过来又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原来主要依靠说书人传播的白话小说，向来被归于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但在晚明时期，借由商业出版，白话小说开始成为市民阶层争相阅读的作品，甚至摆上了士大夫的床前案头。从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出版达至鼎盛并持续至明末。这一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依然是各大书坊争相刊刻的对象。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通俗文化的兴起也是晚明思想文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意味着文学走向大众，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实际上这也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维度。

（摘编自张献忠《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劫富勃兴》）

进入“写作时代”的中国新诗，标志着文学发展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有大众的写作参与，但实际上并未改变阅读冷淡的趋势，包括有些写诗的人其实在诗歌的阅读上也是无大兴趣。新诗的“写作时代”是一种平民的文化行为，表现了社会文化意识的普及式觉醒，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界限，许多人虽还停留在民间的自为阶段，但却进入到了人的生存和生命的常态之中，极大地张扬了文学的自主意识和个性精神。

在这种自由敞开的情势之下，中国新诗只满足于数量的增长当然不行，诗要在经典化的目标下不断提高文化与艺术品位。即使在自由的天地间，即使写诗完全进入了个人化的状态，新诗发展的出路也必在全力打造精品，否则诗歌就无法承担一种责任和义务，就无法产生“同中国古代诗人相媲美”的伟大诗人来。

在诸多文体中，诗歌是文字较少的一类，但这种“少”不是简单而是简要。诗的写作不是心血来潮很随意就完成的事，诗需要提炼提纯，诗是民族文化和人类的精神高度。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泄和排遣，不是浅表层次情绪的表达，而是一种深度，是人情人性绝美的风景，是灵魂和良知的真实真切的显现。而当今处于“写作时代”的诗歌，由于从之者众，又必然注进太多的水分。此时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把诗歌视为宗教的写诗者，需要更多的以诗歌安身立命的诗人，需要他们来引领诗歌，提升诗歌。近年涌现了许多大气而有深度的诗人诗作，昭示了混乱中不可阻拒的奋然前行的诗歌精神和力量。诗人李松涛直面社会人生，关注人类未来的大忧患，马合省《老墙》等富有灵性的长诗写作等等，都可以增强我们中国新诗的自信心。青年诗人郑小琼关于故乡的迷茫情境的纠结、关于“铁”的异质体验的独特情怀，都充分显现了“写作时代”诗歌不甘平庸的进取姿态。对于郑小琼的诗歌，诗歌理论家张清华作了深入而精辟的分析：“就我的视野而言，她的长诗写作不但有对其现实处境的深入而整体性的书写，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形而上学的能力，不是量的简单积累，而是源于其强大的建构能力。”诗即使在杂乱而喧哗的时代，也必须沉下心来，以生命的本真去面对生活和世界。任何浮躁，任何急功近利的草率都将造成诗意的流失。

以网络作为媒介。诗歌可以通过“写博”而自由面世，但是能否获得大的点击率则不是博客的主人所能做主的。媒体的便捷并不等于“阅读”的广泛性，其“写作”的意义有时大于“阅读”的意义。田忠辉教授在《博客、"80后”与文学的出路》一文中写道：“网络是一个看起来可以失去监控的地方，在这个可以肆意放纵情感的角落，人们的内心突破社会赋予的僵硬的外壳，远离控制，可以说感性的话，裸露天真或矫情，抒发不满和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说，诗歌作者在抒写和传播上都具有极大的方便，比较容易形成一定的圈子阅读、圈子写作群体，不须过编辑的关，作品的量成番论倍增长，自然使诗的“质”大成问题，所以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诗歌的经典性，以使其高品位的艺术精神不致溃散。

①城市从发端之日起，就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军事、贸易和迁徙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形成了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一方面基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创意产业；另一方面则集合了城市中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②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关注文化自由以及文化的识别性。全球化下的城市文化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信息和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得城市之中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③多元文化同时影响着历史和未来的和谐。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认识到，一个兼顾了历史和未来、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战略，以及融合之中的个性，即鲜明的文化识别，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④和谐的理念蕴藏在中国古老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推崇人际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礼记》在描绘大同社会时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论语·子路》记载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⑤在社会学上，和谐是指一种社会安定平和的状态。如《左传》所言：“八年之中，九和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国的先秦诸子也都在各自的著述中设想了和谐社会的图景。同时，和谐也见诸西方先贤的理想。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系统地提出了和谐说，和谐包含着对立和统一。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提出了“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到的和谐更美好”的主张。而在《理想国》和《法律篇》里，柏拉图也开始寻求“整个社会将获得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获得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的美好状态。

⑥数百年来，人们对“和谐城市”模式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再到“田园都市”的一系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无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平衡与和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各国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大多围绕如何重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展开，目的是最终达到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和谐。由此可见，对“和谐生活”和“和谐城市”的追求和实践贯穿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并且越来越彰显在人们为城市的明天所描绘的蓝图之中。

⑦建立“和谐城市”，是从根本上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的和谐，在形式上体现为多文化的和谐共存、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和谐城市”的理念对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提出更新的挑战，并将之引入更高的境界。

(选自《上海世博主题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