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宋词是词艺术的发展高峰。《中国文学史》指出:“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同时，宋代唱词业十分发达，唱词表演和消费广泛存在于茶馆、酒肆、勾栏瓦肆等商业性场所，职业唱词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广。

众所周知，宋代文人词的发展既是一个“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早期的文人词，如李白、白居易的词作，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在词中蕴含了文人的思想情趣。宋代文人更是常将诗的创作规范嫁接到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实现词的“诗化”。同时，又往往用作诗的话语体系来作词，从而实现词的“雅化”。不过，这些文人词一般并不适合民间演唱，尤其不适合商业演出。就美学产业而言，一首词在市场上要获得听众认可，必须反映主要目标受众——市民阶层的自身生活，体现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和审美追求。一般文人词由于不适合商业演出、不具商品属性，被排斥在美学产业之外，而不讲究措辞雅致和结构精妙，但贴近市民生活、俚俗风趣、追求柔美听觉效果的词作反而能够在市场上广泛流行。不过，并非所有宋代文人皆抛弃了词本身“俗”的底色，例如欧阳修、周邦彦等的一些词作。这些词作无论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演唱这些词主要是唱词业的商业行为，因而这些词具有了商品属性。

同时，宋代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民间词作。基于市场特质分析，宋代民间词主要用于唱词业的商业演出，是市场上的流行商品。

（节选自尚光一《唱词业催化下的“商品词”》，有删改）

湖殇

熊久红

①当一双脚站在干涸的湖底的时候，其实，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

②我说的是，在西部腹地，看着被戈壁荒漠一寸寸吞噬掉的艾比湖；我说的是，面对一片白色的盐碱，以及狂风掠过时卷起的漫漫沙尘。

③对湖而言，它首先带给我们的，应该是那粼粼的波光，是鸥鸟的翔鸣，是蓝天白云的倒映，是渔歌唱晚的恬静，这些特征是湖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是湖应有的生命品质。而我脚下的艾比湖，正在丧失这些青春，就像一个散失了光鲜的干瘪水果，躺成一汪奄奄一息的物证，那些越来越多从湖底裸露出来的丑陋的盐碱污泥，总是让我联想到一具行将风干的木乃伊，一个湖的木乃伊。

④青年时期的艾比湖有着1200平方公里的水面；有着几万乃至十几万只野鸭水鸟嬉戏的场面；有着浩浩荡荡芦苇环卫的辽阔水域；有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宁静旷远。这些深深的怀念，使得我对眼前的景象，有着撕心裂肺的悲怆。

⑤在蛮荒的疆域里安插一个湖，应该是上帝对自己分配不公的一种补偿，她带给我们的是对绝望灵魂的抚慰，是对生存状态的重估，是能枕着入眠的一个梦境。而这个梦，曾经真真实实地存在过，在记忆的回望里，碧波荡漾。

⑥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对巴金的《海上日出》心存缱绻，期待感受红日出海的璀璨景象。新疆离海太远，便只好以湖的水域，模仿海的苍茫了。从首府放暑假回来，邀几位同学，骑车六十多里，去艾比湖看日出，以弥补对海的贫瘠和渴望。

⑦由于道路的崎岖，到湖边时，太阳早已三尺竿头了。虽没赶上看日出，却被眼前一望无际、绵延至深的芦苇荡所震撼，清风拂过，波涛汹涌。一如百万雄兵拥围着这一城的浩淼，湖的浅滩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野鸭、灰鸭、斑头雁，随便朝水中甩一片卵石，都会惊飞几十只水鸟，空中盘旋两圈，又栖落水中。湖面很宽，即使极目远眺，也看不见对岸的轮廓。水边是一排沙滩，赤脚从上面走过，可以感受到温热潮润的细沙与脚趾间密切接触的惬意。几行浅浅的脚印，一段浪漫的行程。

⑧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法淡化湖在往事里的色彩，这幅精美的画面早已长在岁月深处，每一次温故，都在重新涂一遍色彩，所以，停靠在回忆中的湖，其实，一直都很鲜艳，多少次在梦里，潮涨潮落，清波涟涟。

⑨但眼前的残败，总让人恍若隔世，觉得这个每年被大风从湖底卷起无数沙尘和盐尘的，这个每年以几平方公里的速度一点点消失的，这个在干涸湖底随处可见禽鸟尸骨和枯苇干枝的，不是记忆里的那个湖啊！它与往日被我们时常念想的碧水清波毫无瓜葛。

⑩多么希望艾比湖的枯萎是一次误诊！

⑪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串的数字。近50年，我国失去的湖泊有243个，其中，新疆的数量最多，达62个。罗布泊消失于1972年，台特玛湖消失于1974年，玛纳斯湖消失于1974年，艾丁湖消失于1987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像宣读阵亡名单，但它们确实是从我们眼中一个一个消失的。

⑫那些缭绕碧波的绿茵，那些水中游戏的鱼鸟，那些湖面泛舟的渔人，那些环湖晚炊的村庄，都随着湖的消失而泯灭了。

⑬通过同伴的结局，艾比湖一定看到了自己悲情的归宿，所以，湖才有了泪的咸涩。如果能发出呐喊，我想，湖是一定要向上天控诉的，控诉那贪婪者、破坏者、无知者、傲慢者，控诉他们以自己的短视，替子孙们挖掘着墓穴。

时常看到一些赞美艾比湖的文章，对它仅剩的三分之一的水域，进行热情歌颂，听上去就像是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赞美她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鱼，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

⑮我在为一个湖悲哀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些鸟，那些以湖为生的水禽，它们的翅膀，如何才能越过灾难，飞抵梦想的天堂。

（有删改）

泥火盆儿

张金凤

“江山千里雪……炉火一点红。”展望北方的苍茫原野，这开阔而温馨的诗句迎面而来。入诗的一定是带着婉约气质的红泥小火炉吧，我立年那一盆红通通的炉火，似雪中红梅闪耀光芒，照亮了我的冬日情怀。我记忆中的火炉不是那种婉约的小火炉，而是朴素简约的泥火盆儿，它的温暖是几代人抹不去的记忆。

小时侠的北方冬天似乎格外冷，大雪囤着一座座村庄，整个长冬都不肯化去。晌午，阳光强烈，屋里生火作饭提升些温度，屋瓦上才变得柔和些，有滴淌答答的屋檐水垂落下来。日头稍稍偏西，屋檐下就又挂上了长长的冰棱。这叶候，祖父掖了掖宽大的棉袄，用一根带子从腰勒紧，推开风门。他手端一个大泥盆，那就是泥火盆儿，是乡下人冬天里的室内取暖宝物。祖父给泥火盆儿装了些碎草，上面盖上碎的苞米骨头，点燃。碎草抽抽噎噎地燃烧，一股青烟被北风扭得四下流窜，祖父不急不躁，好像任由顽皮的孩子尽情打闹。他在旁边缓慢地吸着一烟锅旱烟，等烟吸透了，火盆儿也不再冒青烟，一盆火红的炭骨冒着短小的火苗活力四射。祖父粗糙的大手小心端起暖烘烘的火盆，笑吟吟地回屋。

乡村取暖方式大都是通过烧火做饭、烧热大炕，“辐射”得屋里暖和，这就叫“暖屋热坑”。但四九天气，到了寒气逼人的时候，还得请泥火盆儿出场。·每一餐的灶火，总要剩些热炭，从热灶膛里拣几块红通通的木炭置于火盆儿内，端到屋子里，屋里顿时就腾起一股暖流。热腾的炭火在火盆儿里跳跃，老人在炭火的上方烤烤手，说，暖和。泥做的火盆儿，不管盆内的炭火多热，火盆儿也是敢搬动的。有时候，一个火盆儿在炭根熊熊燃烧不断释放热量的时候，被搬来搬去，给几间卧室驱赶寒气。

清晨，小孩子赖被窝，大人在早早生起的泥火盆儿上烤烤棉袄再给孩子穿上。在大炕上绣花、扎鞋垫的大姑娘，一根绣花针拿久了，寒气就聚在手上，手僵了做不了活，双手拢在火盆边儿烤烤搓搓，绣出的花就都更灵性了。外出的人回家来，也许顶着一头的雪花，拿笤帚扫扫一身的雪粒子，坐在暖融融的火盆儿前，无比感慨，或许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冬天，在火盆儿边，多少英雄变得儿女情长，被这一小盆红通通的炭火拴住了出去闯荡的脚步；多少游子又在日思夜念老家炕头上泥火盆儿那冒着蓝火苗的温馨。冬日，家里来客串门，最热情的招呼就是拉到火盆边说，来，烤烤火！围着火盆儿拉呱着日子，闲话着岁月，一天天地向年关迈进，向春天的昐头挪动。火盆的微红，映着庄户人一脸的安详和知足。

泥火盆儿，这位温暖的使者，还客串着美食源地这一角色。一把黄豆，一撮苞米粒，几个花生，祖父就变戏法一样把它们变成香喷喷的美食。瘦小的苞米粒埋进去，过一会它就蹦跳着出来，变成一粒爆米花。祖父一边欣喜地用拨火的钎子挑出爆米花，一边说：“看看，女大十八变，小丫头转眼长成大姑娘了。”有时候，祖父悄悄把地瓜埋进深灰里，慢慢地热。闻到香甜的味儿，小孩子馋猫一样到处找，直到那冒着油，滋滋响的地瓜被祖父从深灰里掏出来，小孩子才恍然。于是下一次，小孩子趁大人送客去了，学着大人的样子，将地瓜悄悄埋在明火里就上街玩耍了。等到家人闻到焦糊的气味，那红皮地瓜已经变成个炭灰锥。最温馨的是祖父烤着火盆儿喝酒，他把那黑色的小烫酒壶倒上半壶白酒，将酒壶根部埋进炭灰里，伸手从挂在屋脊挂钩子上摘下小小的提篮，拿出几条小干鱼。祖父用铁筷子夹着干鱼在火盆儿上烤，鲜味首先惊醒了炕头小猫，哇哇叫着，围着祖父转，还用头去蹭祖父。祖父找过猫食碟子，将鱼头、鱼鳞和杂刺、肚腹之物分享给猫。有一只莽撞的野猫，直眉瞪眼“蹭”地一声从窗口的猫道冲进未，见屋里有人又仓皇逃窜了。祖母将猫道那里竖起本厚厚的书，嘱咐祖父，小心外来的猫馋极了撞破窗户纸。祖父呷了口酒，啧啧着，干鱼肉放嘴里品咂着，慢悠悠地说，撞破了再封。

泥火盆儿前的时光是温馨的，听北风敲窗，几片干树叶在窗外飒飒轻响；看雪花飘飞，给院中的草垛披上斗篷。守着泥火盆儿的炕头上，绵绵是祖母那些久远的故事和传说。火盆前的祖母戴上老花镜，慢悠悠地在绣一副鞋垫，或者补几双林子，或者就那么比画几片布片，拼接成她需要的枕头套、小肚兜。故事像她手中的线一样绵绵不断。冬天日短，不觉中日影就从窗户棂上没尽了，火盆儿里的火也暗淡下去，小孩子打一个长长的哈欠，灶屋里响动锅碗瓢盆的序曲。祖父就着火盆儿里微微露红的炭苗点燃了烟袋锅，烟雾缭绕里邢张布满皱纹的脸恬静安详。

有时候，火盆儿边像一幅静物写生，永恒定格在我的记忆里：祖父背倚着炕头上高高的被卷闭着眼睛，他是在打瞌睡还是在想久远的往事？火盆边小弟睡得小脸红通，拨浪鼓在枕头边寂寞着。祖母双手插在宽大的衣袖里，眼睛似乎在看向窗台上阿妞的算盘。猫儿从静物里走出，在火盆边伸伸懒腰，扭扭捏捏地走到窗户边，透过玻璃看窗台上的麻雀。看着看着它就抬起前爪，要去挠那梳理羽毛的雀儿，一爪子挠过去，碰上了硬邦邦的玻璃。祖父惊醒，把猫儿引过来，抱在怀里。祖母轻拍窗棂赶走了麻雀。此刻，火盆儿里也许只剩下些热炭灰，堂屋里，锅碗瓢盆又响动起来，风箱慢悠悠响起，炕头热起来。火盆的暖又被炕头的热续接下来。

（本文有删改）

虚和实的问题是一个哲学宇宙观的问题。这可以分成两派来讲。一派是孔、孟，一派是老、庄。老、庄认为虚比实更真实，是一切真实的原因，没有虚空存在，万物就不能生长，就没有生命的活跃。儒家思想则从实出发，如孔子讲“文质彬彬”，一方面内部结构好，一方面外部表现好。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但是孔、孟也并不停留于实，而是要从实到虚，发展到神妙的意境：“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就是虚：只能体会，只能欣赏，不能解说，不能摹仿，谓之神。所以孟子与老、庄并不矛盾。他们都认为宇宙是虚和实的结合，也就是《易经》上的阴阳结合。

世界是变的，而变的世界对我们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有生有灭，有虚有实，万物在虚空中流动、运化，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这种宇宙观表现在艺术上，就要求艺术也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中国画是线条，线条之间就是空白。石涛的巨幅画《搜尽奇峰打草稿》，越满越觉得虚灵动荡，富有生命，这就是中国画的高妙处。

上面讲了虚实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认为客观现实是个虚实结合的世界，所以反映为艺术，也应该虚实结合，才有生命。现在再讲虚实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还认为艺术要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才能创造美的形象。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的思想。宋人范文《对床夜语》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化景物为情思，这是对艺术中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惟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清人笪重光《画筌》说，“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说：“实者逼肖，则虚者自出。”这些话也是对虚实结合的很好说明。艺术通过逼真的形象表现出内在的精神，即用可以描写的东西表达出不可以描写的东西。

景物为情思、虚实结合，在实质上就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艺术是一种创造，所以要化实为虚，把客观真实化为主观的表现。清代画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画家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在笔墨有无间。”（《天慵庵随笔》）这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境界尽管也取之于造化自然，但他在笔墨之间表现了山苍木秀、水活石润，是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世界上所没有的新美、新境界。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要做到这一点，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都必须有新的东西、新的体会、新的看法、新的表现，他的作品才能丰富世界，才有价值，才能流传。

（选自宗白华《美学与意境》）

在上古神话中，有一支西北大荒神话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叛神的形象。这里有偷了天帝的“息壤”跑到人间治水的鲧，后被天帝命火神祝融杀于羽郊，神话说他化为黄龙而入于羽渊。这个叛神有点近于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过有书说他不服尧让位于舜而率众造反。这里有人面蛇身而朱发的水神共工，他与火神祝融交战，不胜而怒，头触不周之山，把支撑天地的天柱撞倒，所以才有女娲炼石补天，积灰止水。这里有敢和黄帝争战的刑天，失败后，被黄帝砍下脑袋。断头的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拿着干戚作战。

在叛神的诸神中间，以环绕后羿的神话最有叛逆的特色。神话说当尧之时，天上十日并出，草木不生，民无所食。后羿原是天神，奉帝命而降大地，以箭射落九日……后来他爱上洛水之神宓妃，射瞎宓妃丈夫河伯的左眼，被河伯上诉于天帝，而失败于天帝，这时的后羿已是叛神之神了。成为叛神的后羿不能自由上达天都，他西上昆仑取得不死之药，但是不死药带给后羿另一个更大的悲剧：他的妻子嫦娥因为不死的诱惑背叛了他，偷吃不死之药，飞身入月。后羿最后死在他最心爱的学生逢蒙的桃木杖下。逢蒙认为天下能胜过自己的唯有老师后羿，所以设下埋伏，杀了后羿。叛神、叛情、叛师，古代后羿的神话是由叛逆而组成的悲剧。

古代神话中的诗情、悲剧、叛逆，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人文意境，存在于后世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个体自我的成长使它已不再浮现神话所含有的原初隐喻和象征，它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

在这种人文特性的笼罩下，这种叛逆思想在文学上一般衍化为两支系统。一支是作为“士”的知识阶层的情感流露，大都体现为诗词创作常以“佯狂”的形象出现，流露出一种愤世嫉俗、不与黑暗现实合作的自然情绪；而在具体的文化规约下，这种倾向又大都有隐者的因素，回归自然是这批人所共同具有的美学理想。另一支主要体现了市民精神，尤其是进入明代以后，这种市民精神又主要以爱情婚姻的题材出现，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许仙与白娘子的民间传说等。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士”的文化与市民文化一直处在相互影响之中，清代的《红楼梦》可以说是融合了当时中国的各种思想精神，其流露出的叛逆精神就很难用某一简单的概念加以框定。

这种人文意义的逐步加强，固然明确了文学的特指内涵，但随着知性原理在思想方法上占统治地位，所观照出的世界也逐渐演化为一个价值的世界、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善恶可辨的世界。这在美学上，反而丧失了神话所体现出的那种原初的混沌与无序，那种更有审美意义的叛逆悲剧。在美学上，比较接近于神话的，有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其中“哪吒剜肠剔骨，还骨肉于父母”，除了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外，还意味着对亲情的割舍，在当时的道德文化中，确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最富悲剧意味的还是纣王的儿子殷效，殷效的母亲因纣王而死，要报母仇就必须杀父，可是他又是殷王的太子，如果要维护殷商的江山，就必须助父抗周。结果终于叛师，违背了答应师父的诺言而抗周，最后惨死在太极图中。这幕悲剧展现出一种人的不可选择的叛逆结果，应该说具有极为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

神话是集合了许多无意识活动的群体思想，具有人类更多的普遍性。后世的文学在具体文化的规约下，则呈现出它的特指涵义，因为文明社会的价值判断逐步加强，社会要求代替了人的自然情欲，在知性原理的分割下，逐步丧失了神话所具有的那种原初的隐喻和象征。

（摘编自蔡翔《叛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