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的气味

林海音

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个地方──西单牌楼。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最是扎眼，就不由得就进去买。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

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铛铛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

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

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它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给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地，烤肉出了名，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先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老五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

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

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凤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达经验的人——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这是李白《横江词》的第三首。横江即采石矶对岸的横江浦渡口。王琦《李太白集辑注》引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扬子津在今真州扬子县南。”扬子县位置在江都（扬州）西南，已靠近大江，扬子津更在其南，则是江边的津渡了。李白在诗中所以会由横江浦联想到扬子津，正是这个缘故。扬子津当时必然久已驰名，因为它乃是从江都入江的运河渡头，可是开元之后却为瓜洲所取代，中晚唐人诗中提到瓜洲的很多，而扬子津却很少见。胡三省乃宋元间人，那时读《资治通鉴》就已经需要有人来为扬子津做注了。扬子津作为运河渡口自然早已有之，扬子县的得名因此有可能是出于扬子津，然而它自身却久已沉埋，不为人所知晓了。

扬子津原来是个近江面的较低洼处，可是它与南岸从润州入江的运河渡口并不正好相对，嫌偏西了一些，而江中靠北岸处又有沙洲，这就造成了航行上的不便。《新唐书·齐浣传》：“（浣）迁润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浣徒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已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也就是说，渡江进入北岸的运河不再通过扬子津，而是通过新开的伊娄河到达扬子县。李白《提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云：“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指的便是这条河，而瓜洲从此也就取代了扬子津，成为大江北岸运河的著名津渡。白居易有《长相思》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的时代去开元未远，而瓜洲就已经成了古渡头，至于比起瓜洲来更古的扬子津，自然是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了。

瓜洲浦成为便利的津渡是由于它正对南岸江边的京口，而京口的漕路是在开元二十五年齐浣迁润州后才兴修的，换句话说，旧漕路原来并不通京口。而要开辟一条通京口的新漕路却是十分艰辛的。宋代《新唐书音训》云：“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甘露寺正位于北固山，所以移徙这段漕路，势必要紧贴着北固山下与山根的顽石打交手战，这样的工程自非一日之功。这也就是李白《丁督护歌》中所描绘的“万人凿磐石，无由达江浒”的施工场面。过去有些注家以为“无由达江浒”是由于运载石头的缘故。其实水运主要看舟船的吃水量，而不在于运石头还是运粮食，只要不超过吃水量，运什么都一样可行。其所以“无由达江浒”，只是由于山下的顽石还没有被凿通而已。这里李白的三首诗正好可以为瓜洲浦取代扬子津这一变迁作证，而同时《横江词》为李白早年作品，也就又多了一条证据。（摘编自林庚《闲话扬子津》）

                                                         （摘编自郭军林的《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

钟嵘《诗品序》论五言诗创作时指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六义”说源出汉代《毛诗大序》，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根据汉儒的解说，“赋”是铺陈直说，“比”和“兴”皆是依托外物进行表达。比较来看，钟嵘更重视“比”“兴”，特别是“兴”，把“兴”置于首位来加以特别强调，并直接从“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效果上进行解释，这种处理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我们关注。笔者认为，钟嵘之所以强调“兴”，正是看到了这种表现手法所具有的特质及其对五言诗写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想以此对当时五言诗写作的弊端进行纠正。

首先，钟嵘以“兴”居首，是强调其所带来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效果。对“赋”“比”“兴”这三种诗歌表现手法，钟嵘其实并非厚此薄彼，只是要求对三者“酌而用之”。就当时五言诗写作情况来看，“赋”的手法是不可或缺的。《诗品序》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钟嵘把五言诗与四言诗比较，认为五言诗的表达功能更强，而五言诗之所以能做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详切”，贵在“赋”这一手法的运用。

但是，由此也会带来问题，如果诗歌单纯使用“赋”的手法，就会言尽意尽，言外无意，缺少令人回味的审美感受。正如《诗品序》中所说，“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这样“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意味也就被相对削弱。钟嵘在《诗品》中，从“赋”的角度品评诗人诗作时，多示以批评态度。如《诗品（上）》评谢灵运的诗，钟嵘认为谢灵运因“兴多才博”，而使得其诗歌写作“内无乏思，外无遗物”，但也因此造成“颇以繁芜为累”的缺陷。又如《诗品（中）》评颜延之的诗“体裁绮密”，评谢朓的诗“微伤细密，颇在不伦”，评张华的诗“其体华艳，兴托多奇”，等等。

基于此，可以用“赋”来反观“比”“兴”的作用。正如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所说：“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虚句变为死句。”“比”“兴”之所以具有虚句、活句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托外物来表情达意，这样不仅使诗歌形象生动，也使诗歌语言更显含蓄蕴藉。

其次，“兴”更能体现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汉魏以来，抒情言志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倾向。诗歌的言情本质，也成为陆机、刘勰、钟嵘等批评家的共识。钟嵘基于汉魏以来诗歌创作的实际，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有深切的体察。相对于之前的有关论述，钟嵘对吟咏情性的诗学观点表述得更为充分。他在《诗品序》开头就指出创作冲动的发生就是情感表达的需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还就诗人情感的多样性进行了描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人所表达的情性，既有家国政治层面的，更有个人生活遗际和生命感悟层面的。

（摘编自刘飞《钟嵘〈诗品〉论“赋”“比”“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