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君子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尊重与推崇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截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有删改）

严歌苓《芳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纠缠

《芳华》原名《你触摸了我》。电影主创方将其改名为《芳华》，出版方也顺势将小说改名。对于改名，电影主创方是这样解释的：“‘芳’是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与“你触摸了我”相比，“芳华”这个名字更能触发一代人对青春时代的集体怀念与致敬。

但在严歌苓小说《芳华》中，作者对于个人记忆与集体叙说的错综交织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警惕，并未急于让“一个人"成为“一代人”，或者让“一代人”代替“一个人”。书中的何小曼成为战斗英雄后，叙述者“我”——小穗子看了关于何小曼的新闻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说不出所以然”。这个“不对劲”，正是源于个人记忆被集体叙说覆盖后的困惑感与无力感。对于个人记忆，严歌苓说：“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而集体叙说则是要在这许多层面中，找到高度凝练的那个惟一的层面，个体只得湮没其中陷入失语境地。

这种清醒和警惕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方式。叙述者“我"既参与记忆之中，又随时准备跳出故事之外。在娓娓讲述后又笔锋一转，“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一句话毫不留情地将读者拽出故事，与讲述者一同冷静旁观。这种安排颇有德国作家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味道，演员在台上突然跳出剧情直接面向观众讲话，使观众不会沉浸于剧情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感受。一言以蔽之，讲述者或表演者是要让读者、观众去思考，而不是去体验。

事实上，严歌苓在处理其他题材时，一直是一个注重外部体验的作家。如写《陆犯焉识》，她亲自去青海农场实地采访。她以一种新闻记者式的严谨与敏锐，探寻秘密，发现人物，收集细节，然后重新编织成一个个故事。而在处理以《芳华》等为代表的文工团题材时，面对最为切近真实的生命体验，曾经的文工团员严歌苓恰如其分地保持了距离，个人记忆的原始形态得以保存。因其自身经历的独特性，隔着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隔着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隔着个人经历与历史变迁，严歌苓实现了一次与自己的对话、审视乃至审判。对个人记忆的深入探索，不仅使严歌苓在处理同类题材时避免掉入“伤痕”“反思”的窠臼，也为她其他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养分。

诚然，个人记忆一旦开始被回顾、被叙说、被阅读，就很难摆脱集体化的命运。虚构与现实、个人与集体，永远是两位一体的存在，不可能割裂，也不可能统一。在《芳华》中它们和谐共存，隔空对话，犹豫地试探地触探着过往曾经。

(摘编自2017年12月15日《文艺报》，有删改)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近几年网络文艺异军突起，网络小说、网络自制剧、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等呈现巨大的市场生命力，正抢占传统文艺市场。

然而，相对于发展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统文艺，网络文艺还是一个新概念，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仍未给出一个权威的统一清晰的界定，更别提系统科学的研究了。有学者从广义上归纳网络文艺的内涵，认为网络文艺是指具有网络精神的文艺作品，因此只要具备一定互联网因素的文艺作品都可以称为网络文艺，其中包括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传统文艺作品；也有学者把网络文艺狭义地理解为以数字化形式进行生产创作，并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于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之间的关联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说法认为，网络文艺是传统文艺在网络上的延伸，旨在强调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都为文艺，即文艺本质论；另一种说法认为，网络文艺是传统文艺的补充，旨在强调网络文艺能够传达传统文艺之外的内容，丰富文艺的表现方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网络文艺完全独立于传统文艺之外，旨在强调网络文艺是一种基于网络技术语言的多媒介因素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型文艺，与传统文艺有着天然的鸿沟。这些观点尽管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有失偏颇。因为网络文艺和传统文艺之间既存在天然的有机联系，又具有本质区别。

网络文艺既不是传统文艺在网络上的延伸，也不仅仅是传统文艺的补充。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就像两个有交集的集合，既有藩篱也有突破，既交融又交汇。从本质看，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只是媒介载体不同而已，那些经历过无数前辈提炼和检验的传统文艺创作和传播的基本规律、审美价值和文艺理论依然适用于网络文艺。由于技术带来的文艺内在特征和审美方式的质变，网络文艺突破了传统文艺内容和形式的限制，拥有传统文艺无法比拟的优势，隐含符合新媒体时代要求的内在规律。但必须承认的是，网络文艺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形态和特征并未完全展现，很难完全厘清与传统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和把握应采取辩证的、长远的眼光和态度：一方面肯定两者的天然联系，但又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一方面承认两者的本质区别，但又不能将网络文艺视为独立的文艺类型；一方面认识网络文艺的优势和潜质，但又要关注网络文艺的弊病。

同时也必须肯定的是，传统文艺仍然是主流文艺形态。传统文艺具有网络文艺不具备的优势，譬如传统文艺的精英文化带来高质量的文艺品质；而网络文艺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譬如网络文艺的科技色彩将消解其人文价值，商业化运作将导致审美导向缺失，表现形式多样将导致管控困难，审美需求通俗化将导致内容低俗问题凸显。因此可以判断，网络文艺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预判的那样将“取代”传统文艺的主体地位，至少在短时期不可能取代，网络文艺也不会给传统文艺带来颠覆性改变乃至如少数学者担忧的毁灭性打击。

(摘自光明日报《网络文艺不会取代传统文艺》，有删改)

儒家哲学在21世纪的展望与地位

(俄）费奥克基斯托夫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