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富而好礼，强而有义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 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 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 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 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 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 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 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丰富、有待进—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而不应仅局限在艺术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爙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经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会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踏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西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呈现，靠其演出行为形成艺术作品，实现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中，有些地区视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符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徙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

材料一：

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介绍，扬子江药业始终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联合国内外高校院所组建了江苏省新药研究院，并在京沪宁等地成立分院，借助一批国字号研发平台，广招海内外顶尖专家、博士领衔研发，全力推进中药现代化进程。扬子江药业近年来用于研发创新的投入年增幅达20%，针对重大疾病在研的各类药物有近200个，初步形成了 “研发一批、生产一批、储备一批”的全能型产品梯队。为推动中药走向国际，集团正致力于药材自动化前处理——智能投料——原辅料、成品无人输送——机器人码垛——自动控温立体高架库储存等技术攻坚，全力打造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化中药智能工厂。

“开放式创新”可以大大节约新药研发成本，而且还可以提高研发效率。“封闭式创新”主要是内部进行，最终通过企业内部的纵向整合资源完成商业化。这一模式主要是受专利保护驱使，产品开发在企业内部秘密进行，不需要借助大多的外部资源。相反，“开放式创新”模式主要借助开放的药物开发者和信息技术公司等外在资源进行新药的研发，具有更加灵活和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进行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的特点“开放式创新”商业模式即通常所说的“众包（Crowdsourcing)”，公司利用整合大众网络的外部专家，帮助进行产品开发，从而作为内在观点的源泉。

（摘编自刘良鸣《以创新驱动加快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材料二：

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继续提交议案，呼吁加大中医药国际化的步伐，让中医药这一瑰宝造福更多人。

美国FDA对食品药品的准入审核是非常苛刻的。专家们不停地提出各种问题：“你们中药里为什么有这些成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药效？如何保证有效成分的稳定性？”……

张伯礼说:“这就是国际化给中医药提出的全新课题。这一系列课题，也倒逼中医药的科技创新。”“将传统知识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才是中医药国际化的正途，也才能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医药。”

有专家认为，中药国际化的关键是复方制剂的标准化、规范化。97%的中药是复方，单方只占极小比例。目前，许多单味药材和中药提取物的疗效在国际上已被普遍认可，但这并不表明中药国际化之路已走通，因为复方才是中药精髓所在。

(摘编自李子涵《世界需要中医药》）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立法保护，对中医的发展至关重要。近代以来，随着西医的传入，中医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甚至有存亡之危。鉴于中医的生存环境堪忧，中医学家董建华院士1983年提议中医药立法，通过法律来保护中医药的发展空间。某种程度上讲，拥有中医和西医两种方法，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一味地否定中医，等于是从两条腿走路，变成一条腿走路。近年来，中医药界通过持续发挥特色优势，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同。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因为在中医药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实现中国大陆科学家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在中医药法三审前，现代中药国际化实现重大突破，复方丹参滴丸成为全球首个完成美国药监局III期临床试验的复方中药。

立法保护中医药，不只是出于民族情感，更是现实需要。因为，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发展，已经对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形成了挑战。国际标准化组织收栽针灸针、中药材重金属限量等7个标准；13个中药46个标准被美国药典收载；丹参、三七等66个中药标准收入欧洲药典。再不立法保护中医药，中医药的国际标准都有可能不再是我们说了算，到时候恐怕悔之晚矣。

(摘编自王君平《依法保障中医的发展空间》）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网资本论》)

材料二：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三：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的《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的《“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