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美丽的

李永康

举目远眺，没有绿色，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路两边的蒿草是焦黑的。

尽管来这个地方之前，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最难的是给乡村孩子们上课。书上好多外面世界的精彩，他们闻所未闻。一些新鲜的词汇，我往往旁征博引，设喻举例讲得口干舌燥，他们却是一脸陌生。

有一天上自然课讲到鱼，我问同学们鲫鱼和鲤鱼的区别，他们一个个都摇头。他们压根儿就没走出过大山见到过鱼呀！我和学校领导商量，买几条回来做活体解剖，校领导露出一脸难色。我只好借了辆自行车，利用星期天骑了三十多里路，到一个小镇上自掏腰包买了几条回来。

那节课，同学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我却流下了热泪。

听当地的老师讲，这里的学生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上课爱迟到。但开学两个月来，我教的班还未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为此，我非常得意。我当年读初中的时候，不喜欢哪位老师的课，就常常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来“报复”。虽然最终受伤害的是我，可我当时就是不明白。现在我也为人师表了，如果我的学生这样对待我，我又作何感想呢？

世界上的事就是怪，不想发生的事偏发生了。我把那位迟到的学生带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原来他家离学校有二十多里路，他如果要准时到校的话，早晨五点钟就得起床，还要摸黑走上十几里山路。夏天还可以对付，可眼下是深冬——寒风刺骨。我要求他住校。他说他回家和父母说说。第二天，他却没来上课。我非常着急，找了个与他家相隔几个山头的同学去通知他，他还是没来。

我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来到了他家。忽然间，“家徒四壁”这个成语从我的记忆深处冒了出来。面对他的父母，我哽咽着对他说，老师不要求你住校，只要你每天坚持来上课就行。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父母默默地把我送过好几道山梁。

出乎意料的是，家访的第二天，他居然背着被褥来到学校。我心里非常激动。可没过几天，他又不来上课了。

我再次来到他家里。他父母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常患病，身体弱，有尿床的坏毛病，他怕在学校尿床被同学笑话。

我问他想不想走出大山。

他说，想。

我说，要走出大山就得好好读书。

他抹眼泪点点头。

我说，相信老师，老师会帮助你的。

这个冬天，每天早晨等上课铃声响过后，我和另一位老师轮流着去查他的被褥。如果是湿的，我们就悄悄地拿到自己的寝室里烘干。

做这些工作，我们既是在尽责任，更是凭良知。坦率地说，我心里也有过埋怨：这个学生从来就没有当面向我说过半个“谢”字，想到这一点我就脸红——我是不是太自私、太虚荣、太渴望回报了呢？

一件事净化了我的灵魂。

我知道山村孩子的渴求，他们需要知识，更需要做人的道理。

课外活动时，我尝试着给他们读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走尽荒郊／便是人们的道／呀，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上帝！／快给我些光明吧／让我好向前跑／上帝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你要光明，自己去造！”

一双双纯洁晶亮的眼睛盯着我。我又声情并茂地朗读着穆旦的《理想》：“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没有理想的人像是流水／为什么听不见它的歌唱／原来它被现实的泥沙／逐渐淤塞，变成污浊的池塘……”

下课后，同学们都围过来，要我把诗集借给他们传抄。我既高兴又担心。

我看了他们摘抄的诗，有的抄了顾城的《一代人》，有的摘录了惠特曼的《我自己之歌》，有的摘了穆旦的《森林之魅》。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那尿床的学生却写了这样一句话：老师，你让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生命是美丽的！

霎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钱穆：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潘剑冰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逝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节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5期，有删改）

棣花之荷

徐祯霞

对于棣花的荷，我好奇着，并疑惑着，因此一直处于隔县观望的状态。天下美荷，多在南方，北方甚少，荷生之地，多是水源涵养之所，棣花乃旱地，何以养得了如此多的荷？更何况是千亩之荷，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

可去过棣花的人都说棣花的荷美，有水道，能划船，花开之际，一眼望不到边，只见荷头攒动，绿叶招展，真真是个美煞人也。人如此说，我依然是有些不相信的。我始终以为，不是荷有多美，而是荷因为棣花这片土地而被人高看一眼，荷花长在棣花的土地上，贾平凹也出生在棣花的这片土地上，人因为贾平凹而来棣花，因为贾平凹的大名而仰视棣花的荷，棣花的荷便因为贾平凹而与其它的荷大大不同了。

这些年见的荷多了，有私人庭院的荷，有公园的荷，有水塘的荷，更有南方的荷。尤其是在济南，看到了大明湖的荷，于是，天下的荷在我的眼里顿时逊色，大明湖的荷，那可真真是不辜负传说，石桥、曲廊、画舫、古亭，都是最美的风景画，湖中荷韵飘香，岸边绿柳垂绦，在绿柳婆娑间，远处烟波浩渺，青山如黛，忽然楹联出现在我的面前：“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联是对大明湖景色最好的概括，大明湖的荷花确实浩瀚无边。

棣花的荷塘开放好久了，我一直没有去，常见之物，也少了去探究它的兴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丹凤，同行之人说要去看看棣花的荷，于是便陪同前往。来到棣花，放眼四望，原来，棣花的荷竟是不逊于济南大明湖的荷花的，我诧异，在秦岭山中，这样一个崇山峻岭的县城，也会有如此浩瀚的江南之地，烟波水乡，确实让我吃惊不小，千亩荷塘，真不是一个传说，。我不仅诧异了，而且惊喜了，我常常追逐于江南的水乡，而就在我所处的商洛，也一样有着一个水光潋滟荷叶田田的水乡，我竟然几年视而不见，太辜负这片生机勃勃的荷塘了。

来到荷塘边，我放眼望去，荷塘在我的眼前便如铺开的一幅硕大的锦画，绿荷、拱桥、长亭、游船，一眼望不到边，我静静地打量了数分钟，心中顿有豁然之像，总是喜欢江南的开阔，喜欢江南的无遮无拦，喜欢一眼可以看出几里外的视觉，眼前的荷塘，又让我有了找到小江南的感觉，看到那些在荷塘中穿梭迂回的船只，我不禁心动起来，划船去，划船去！

我们上了船，船顺着水道“嗖”地向前驶去。第一次坐船，坐北方荷塘中的船，这种感觉是兴奋且激动着的，我一边用手拍水，一边欣赏着满塘的荷花，突然想起了杨万里的诗：“红白莲花共塘开，两般颜色一船香。疑是汉殿三千女，半是红妆半淡妆。”此诗恰好写出了此时荷塘的景色，水波两边，荷花开得正艳，粉的，白的，竞相在往出窜，共争一池春色。正是赏荷时节，我们在无意之中赶上了一塘荷的盛宴，在这里，观赏到了荷生命中最美的姿态，袅袅婷婷，如豆蔻少女一般的绽放。

蓦然想起了晋乐府《采莲曲》：“江南可采莲，莲叶荷田田；鱼戏荷叶东，鱼戏荷叶西；鱼戏荷叶南，鱼戏荷叶北。”此时，不是采莲的季节，我也只能臆想一下。我是没有采过莲子的，愈是没有机会体验的事，愈是充满着无限的好奇。船依然在行进，我们已经置身在满满的荷丛当中，纵眼四周，全是荷，挤挤挨挨，将我们簇拥着，心也如这船儿荡漾了起来。

自此，对于一个没有考察论证过的事情再也不敢妄下断言。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万物都有自己的不同，在荷的世界里，每一朵荷看似相同的，其实又是不同的，生长的土壤、气候、环境以及地域地貌特征，都会让它们产生很大的不同，有的肥厚，有的瘦削，有的丰硕，有的娇艳。而在花的世界里，它们又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轮回。有早开的，有晚开的，有绽尽一生风华的，也有被无情的风雨摧折的。而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它们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刻，而它们的艰辛与磨砺我们却不知。棣花的荷，也注定是有过艰辛的，它也是从一个个小的叶片逐渐成长起来的，长成这郁郁葱葱健硕丰满的荷塘，而最终盛开成这一片天光灿烂的荷花。因此，任何的成长和成功都不会一蹴而就，正如贾平凹辉煌的文学成就，它也是贾平凹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如果没有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耕耘，他如何能著作等身？如果没有写出优秀深刻的文学作品，他又如何能够屡屡获奖，以至“荷叶田田”呢？

棣花的荷，注定是与别处的荷不同的，它有着别的荷所没有的成长经历和故事，它有着自己的性格和品格，有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人文情怀，它与天下荷是相同的，又与天下荷是不同的。

正如，众生有别。

（有删改）

材料一：

《庄子》将哲学意蕴寓于丰富的寓言与意象中。与《庄子》的哲学形态类似，《红楼梦》巨大的哲学意蕴寓于精彩的文学形式与审美形式中。庄子既可称为文学家，也可称为哲学家；曹雪芹也是如此，两者兼得。但迄今为止，曹雪芹还没有庄子幸运，即还没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上有《红楼梦》的崇高位置，在哲学史上曹雪芹则一直是缺席者。

探讨《红楼梦》哲学，首先应注意体现于全书的哲学视角，这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也是他的哲学观。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具备审美形式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所以作品总是除了艺术性之外又带思想性。但是具有思想并不等于具有哲学，因为思想不一定具备特别的视角，而哲学则一定具有某种视角，即某种特别的观照宇宙人生的方法。这种视角，带有独立价值，甚至带有思想所没有的永恒价值（思想一般只具有时代性、当下性）。没有视角，就没有哲学。视角一变，哲学的形态与内涵就跟着变。《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以说它很有思想（对科举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及人性困境的思索），但不能说它很有哲学，因为整部作品并不具备哲学视角。《红楼梦》的哲学属性，首先是它具有自身的哲学视角。

《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而“大观”正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哲学视角，我们可称之为大观视角或大观眼睛。所谓大观眼睛，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便是哲学性的宏观眼睛，或称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境眼睛。《红楼梦》中帮助主人公贾宝玉“通灵”入世的一僧一道，就拥有这种眼睛，即具有天眼与佛眼。《庄子》也把眼睛分为多种，其最高的“道眼”，也是大观视角。《庄子》的开篇《逍遥游》，其大鹏的眼睛，也近似“天眼”“道眼”，从九万里高空上俯瞰人间，便看出“大知”与“小知”的区别。庄子用道观物，正是用大观的眼睛观物，这就打破了世俗眼睛对万有万物的人为分类分割，抵达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的“齐物”境界。

正因为具有大观视角，所以《红楼梦》才有许多独特的发现。贾宝玉发现世间有两种世界，一个是以男人为主体的浊泥世界，一个是以少女为主体的净水世界。他所努力的是站立在浊泥世界的彼岸，保持“玉”的灵性与真纯。贾宝玉的眼睛不是肉眼，而是天眼、道眼，所以他才能发现一个遍布整个人间而且就在你身边但肉眼看不见的诗意世界，这就是贵族少女和丫鬟们所构成的女儿国。在他的意识与潜意识里，这些诗意生命，正是世界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其重要性连佛陀与元始天尊都难以企及。《红楼梦》之所以是伟大的悲剧，正因为它是诗意生命的挽歌。把最有价值的诗意生命毁灭给人们看，便构成深刻的伤感主义悲剧。

（摘编自刘再复《（红楼梦）哲学论纲》）

材料二：

《红楼梦》是文学艺术，是虚构的小说，它通过描写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叙述故事情节、塑造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世界观。其中蕴涵着不得入世“补天”转而愤世嫉俗、通灵超然出世的哲学内涵，体现的是曹雪芹用大观（宏观）、中观（不二法门）、微观的眼睛看宇宙，观察人世人生。

在近百年前，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说：“《桃花扇》政治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民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在此。”《红楼梦》是宇宙的，就是说它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自由的，不仅仅是《桃花扇》表现的那种有限的现实时间空间。《红楼梦》具有一个大于家国境界、历史境界的宇宙境界，不仅仅用肉眼（微观）看人间，而且用天眼、佛眼、法眼、慧眼的大观视角看宇宙！

刘再复先生在《〈红楼梦〉哲学论纲》中说：“事实上，《红楼梦》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性的宝藏、文学宝藏，而且拥有最丰富的哲学宝藏、思想宝藏、精神宝藏。”中国文化最精华的东西，中国文学、哲学最精彩的元素都蕴涵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之中。

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红楼梦》的哲学就是悟性渗透在作品艺术语言中的哲学。

感悟与直观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和长处。禅把直观、感悟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禅宗六祖慧能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方法，就是放下概念范畴直达事物核心的方法。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天才思想家。老子是思辩性哲学家，庄子则是意象性艺术的哲学家。庄子的文章是天马行空般想象出来的，浪漫的，也是包含哲理的散文。《红楼梦》里的哲学思想是贵族性的理想反叛哲学思想；《水浒传》里的哲学思想是那种农民性的理想反叛哲学思想。而《金瓶梅》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把世俗生活原貌原生态，特别是人性的原生态淋漓尽致地真实地呈现出来了，处处可以见到生活与生命的肌理，然而它没有哲学；小说结尾的那点因果报应只是小因小果，禅师也谈不上什么禅性，是画蛇添足，败笔而已。《红楼梦》没有用思辩代替审美，没有用理念代替艺术，不像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只有口号、主义、观念，却没有真艺术。

（摘编自张柔情《〈红楼梦〉从哲学视角的文学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