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边界相对清楚的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的产生并非伴随人类的起源就出现的,而明显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人类进化史表明,人类是从灵长类古猿进化而来的,属于群居型动物。这一进化过程,提供了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一是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减少个体的生存难度,发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发展的族群观念,因而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发生。二是由于生存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展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和原始信仰等。这一进化过程中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基于血缘的原初氏族组织应运而生,于是,地域空间上的居民点开始与作为社会单元的氏族组织重合,具有村落内涵的聚落随之产生。

距今一万年前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从“居无定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之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稳定并扩大了定居生活,才有了早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使早期社会从氏族进化为部落,部落又发展到部落联盟。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上的村落向群团化发展,并形成以城郭为中心的地缘一体化趋势。由此,国家应运而生,中华大地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这是从血缘到地缘,进而再到文明的重组与整合。

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缘、跨部落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为二者关系到国家的人丁强弱和经济收入的多寡。因此,村落作为最基础的地域单元、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就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和“乡遂制”,秦汉的“郡县制”“乡亭里制”都已充分表明这一点。伴随国家对村落的实际认同,“村”的概念在东汉随之出现。至唐代,国家更是构建了“村坊分治”的行政管控体系,可见,国家视野下,村落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起到了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历史作用。

作为“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中国村落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属于血缘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大致形成于宋代以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也意味着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的产生。除田赋徭役、战争动乱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村落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是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的推进,近代以来的村落共同体逐步转型发展。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及其实践大致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迁,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力和富力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瓦解,传统村落共同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在探索一条现代转型之路。

(摘编处胡彬彬、邓昶《变迁与转型: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逻辑》)

知白守黑

暖的风刚吹到虢国老城墙根，涂弦夫就摆着细长的身子出来了。

涂弦夫长得很有特点。正面望去，花白头发根根直立，头向前倾斜六十度；侧看，像半拉大括号，过于宽大的衣服总是忽忽扇扇，显出飘逸之风。

瘦！太瘦了！谁见到他都这么说。涂弦夫却总是摆一摆枯枝般的手：负担，胖了，都是负担。

涂弦夫退休前是书法家协会主席，除了搞一些展览，或者配合小城重点活动写点应景的对联，其他时间，都在写字。他在办公桌上放一整块高密度板，笔墨纸砚就绪，写。从二十多岁开始学书法，柳体、颜体都研究过，后来喜欢上了康有为体。退了休，涂弦夫有更多的时间写字了。人越写越瘦，腰越写越弯，字是越来越纵横奇宕，干脆遒劲。

涂弦夫的守黑斋一般人去不了，除非是要好的友人。写出一副好字，涂弦夫会给他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兴奋。沏一壶好茶，站在门口巴巴地等着他们来。

去守黑斋次数最多的，是虢国老城的名士吴一品。他不习书法，爱的是茶，有茶痴的名号。和涂弦夫在一起，吴一品结巴的毛病似乎也少了，两个人赏字，品茶，论道，守黑斋里墨香和茶香氤氲缭绕，别有一番热闹的雅趣。

天越来越暖，涂弦夫出来的次数慢慢多了。一天晚上，他转到南城门口，看见有人在写字，还有不少人围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练地书。一根木头棍，前面绑一块水滴型海绵，水桶里蘸点水，在水泥地上龙飞凤舞，写的是 “数风流人物”，那个“风”字拐出几个奇怪的弯，但却引来围观者的喝彩。

涂弦夫仔细看看，发现老头有一些书法功底，可惜个别字的布局不合理。他拍拍老头浑圆的后背说：“这个‘风’字不是这样写的，应该这样……”他边说边比划，甚至伸手想拿过老头手里的“笔”示范一下。

老头拿“笔”的手朝后一缩，瞪了他一眼：“咋写？你说咋写？猪鼻子插葱，你还想装象啊。你是王羲之啊？”

涂弦夫被老头抢白一顿，讪讪离去。他把吴一品叫过来，茶没泡，就跟他说那个老头：“太恶劣了，怎么可以那样写？鄙俗！”

吴一品一言不发，看着涂弦夫在守黑斋里转圈，义愤填膺。末了，他微微一笑，把涂弦夫拉到书房门口，指着门上“守黑斋”三个字让他看，吴一品说：“知白守黑，对吧？”

涂弦夫当初给书房取的名叫守墨斋，吴一品看后摇摇头，说：“好”，但不如去了土，叫守黑斋。涂弦夫问为什么，吴一品说：“看过《道德经》吧？”涂弦夫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可是这个？”吴一品一拍手：“对……对……对了。”于是，守墨斋便成了守黑斋。

看着守黑斋三个字，涂弦夫说：“老兄，还是你高啊。知白守黑，得有容人之心啊。走，喝茶。”

春天慢慢悠悠催开了各色花朵，蝉一叫，就到了夏天。涂弦夫突然觉得嗓子不舒服，咽东西有点疼。去医院一检查，是食道癌，还好是早期，做了手术，涂弦夫在家里养着。吴一品去看他，带来一盒十五年普洱，涂弦夫摇摇头：“喝不了了，不能享用了。”吴一品用茶针和茶刀把茶饼撬下一块，用紫砂壶泡上，倒出一杯，茶汤红亮。他递给涂弦夫：“这么好的茶， 观其色，闻其香，不……不……不一定都要喝到肚子里啊，各……各……各是各的享受啊。”

涂弦夫的身体一天天恢复过来，又开始写字。

秋凉时，再从南门口经过，涂弦夫看到那个微胖的老头还在那儿锲而不舍地写，依然是“数风流人物”，那个“风”字依然拐出好几个奇怪的弯。

写完，老头得意地看看围观的人群，涂弦夫喊了一声：“好！”

老头看到他，似乎还记得。老头说：“老仙儿，这回不挑刺了，来两笔？”

涂弦夫摆摆枯瘦手：“免了，免了。”

老头不依不饶：“怕丢丑？”

涂弦夫说：“怕丢丑。”

老头哈哈大笑：“我天天练，总会有进步。你要记得，不懂就不要乱说啊。”

涂弦夫点点头：“ 是，是，大有进步。”

老头活动活动肩膀手臂，提了桶换个地方接着写，涂弦夫看着自得其乐的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境界。

材料一：

8月10日，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的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国家气象中心天气业务内网建设小组历时一年研发，将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无缝接入中央气象台决策服务APP移动终端，标志着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服务正式跨入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时代。

智能网格预报产品研发及其应用工作，是国家气象中心重点工作之一，下一步工作组会进一步明确定位，达成共识，打造以格点化实况预报产品为核心、面向预报服务的多终端应用体系，持续创新、改进完善，加强网格产品在影响预报和决策服务中的业务应用。

（摘编自中国气象局网《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跨入移动互联云时代》，有删改）

材料二：

网格化预报针对每一个网格开展。与原来的定点预报相比，它在空间上更加精细，也更具针对性。以北京的预报为例，原来的预报仅以南郊观象台这一个点的气温、降水等来代表整个城市的天气情况；而通过开展网格化预报，针对北京的气象服务和天气预报可以精细地反映在整座城市每个不同的网格之中。目前，部分省份甚至可以做到分钟级的天气预报；在空间上，已有十几个省份可以实现3公里分辨率、2．5公里分辨率乃至更精细化的预报。

网格化预报的精细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还反映在能以每天更高频次的更新和发布上。原来，一天的天气预报中只会涉及一种天气现象，现在网格化预报可以做到全国范围内逐3小时10天预报。随时随地，公众都能了解到自己当前所处网格是何种天气，能够清楚地了解气温、降水、风等多个基本气象要素。

在原先的预报产品中，公众接触较多的就是气温、风和天气现象这3个要素，网格预报实现后，可以为公众提供更细致丰富的预报内容。当前的陆地和海洋预报产品就已细化到4大类18个气象要素。

（摘编自牧狐网《“网格天气预报”》，有删改）

材料三：

国家级智能网格气象预报特点

（资料来源于2017年8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天气预报也变得越来越智能，那么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将无“用武之地”了呢?国家气象中心业务科技处副处长赵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气象是个复杂的系统，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降雨这种天气，即使水汽、湿度条件都满足了，但如果空气中没有“凝结核”，雨也下不下来。预报员的优势就在于其丰富的经验和对关键天气形势的把握。所以在智能预报的初级阶段，预报员多年的经验可以用来“培养”机器；当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人工订正的空间越来越小时，一部分预报员将会授入技术研发的工作中，另一部分预报员将主要转向对关键转折性天气过程的气象服务工作。因此，在短期内天气预报员并不会被完全替代。

（摘编自人民日报《网格化预报，肢务百姓个性需求》，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4月23日上午，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启动活动在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隆重举行。伴随着习习春风、阵阵书声，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发布了“水秀、山青、城美、人和”四季阅读主题，向全市公众呈现出一幅“春吟水秀、夏览山青、秋咏城美、冬诵人和”的唯美阅读画卷，展示了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厚重和包容。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全民阅读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主动融入首都改革发展大局，紧密围绕继承弘扬“四个文化”，以更加鲜明突出的主题内容，更加亲和人本的组织方式，更加精准周到的服务保障，真正让阅读走进京城大街小巷，融入百姓生活，成为这座城市文化底蕴和精神印记的守护者、传承者。

记者了解到，流动于大街小巷的书香公交、穿梭于地下的书香地铁、荡漾于京杭大运河上的书香游船等，各种流动的阅读空间纷纷亮相、精彩纷呈；樊登、李光洁等数百位文化名人、影视明星和城市普通领读者，通过录制音频、现场接力阅读、领读伴读陪读等形式，倡导全民阅读，引导广大公众走进阅读空间、体验阅读乐趣、分享阅读感受。截至今天，全市“全城尚读”活动直接覆盖人群已经超过500万人。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大国之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书香之城、爱阅之城。

（摘编自田雪吟《世界读书日2018北京全民阅读打造爱阅之城》，2018年4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网）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18日在京发布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调查发现，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较2016年的4.65本略有增长，而2015年，这个数字是4.58本，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成年国民年人均阅读量变化不大。对此，国民阅读率调查项目负责人徐升国认为，首先，阅读媒介的多样化分流了一部分，读者用手机、平板电脑阅读等方式看书没有纳入纸质图书的阅读统计之中；其次，从国际上看，纸质图书的阅读量普遍在缓慢下降，我国能够保持平稳和略有增长，殊为不易。

在调查中，近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1.7%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8.8%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37.7%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39.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同时，64.2%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城镇居民中认为应该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的比例为63.4%，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为65.2%，可见农村对此类活动的需求更为旺盛。

（摘编自张贺《书，还要读得更多些》，2018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当前全民阅读渐成全民共识，为了大力营造读书氛围，各地都想了不少办法。各种与阅读相关的活动层出不穷，诸如图书漂流、阅读接力、名人讲座、新书签售……不一而足，堪称丰富多彩。

不可否认，这些新颖的阅读活动的确可以吸引读者，激发阅读兴趣，对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阅读活动毕竟不是阅读本身，阅读活动就如同食物散发出来的香味，足以诱人，但不能饱腹。阅读活动数量的多寡、质量的好坏、参与者的多少，都不是评价阅读的指标。作为读者，唯一评价自己阅读情况的只能是自己的阅读收获。说到底，阅读要靠读者自己认真读书。

全民阅读的关键是“读”，是老老实实一页一页、一本一本地读。阅读活动的目的是点燃读者心中渴望读书的火焰，只有当读者心中的那团火燃烧起来了，书香社会才能真的到来。

（摘编自张为民《全民阅读的关键在“读”》，201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义乌，几乎关联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家里的哪件物品，说不定就是“义乌小商品”。似乎总是和“小商品”捆绑在一起，但义乌的小商品背后，有大市场、大改革、大开放、大诚信。义乌的发展被评价为“无中生有”，义乌的“小商品之都”是“闯”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既不沿海也不沿边的义乌，只是浙江中部一个几无工业基础、人多地少的贫穷农业县。198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在县城街被一个青年妇女——何海美拦住高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当时，私人买卖是被禁止的。抓住了，就是“投机倒把”。质问谢高华的那天，何海美在街上卖尼龙袜，被县政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工作人员抓了个现行，货物全被没收。她又沮丧又心疼，站在路边久久不肯离去。突然看到十几米外路口的谢书记，她几步赶上前拦住谢书记质问。

过了几天，谢高华又在街头被另一个妇女拦住。她的问题与何海美如出一辙:“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

在何海美拦路20多天后，义乌县政府给她发来通知:县里开大会请她参加。谢高华在会上宣布，要引导农民进城经商，不是违法的商品不能没收，政府要支持老百姓致富，谁再为难他们就处理……在此基础上,义乌最终形成“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8月17日)

材料二:

材料三:

在市场的不断壮大中，义乌也曾有过“成长的烦恼”——因互联网强势崛起和经济形式的调整，订单减少、店铺倒闭、市场同质竞争加剧等问题成了困扰小商品市场发展的烦心事。如何破除传统市场的发展瓶颈?义乌给出的答案是因势而动、顺势而为，勇敢主动“拥抱”互联网。

“电商并没有挤压实体商户的生存空间，对我们而言，这反而是如虎添翼。”诚远工艺负责人张平表示。他2007年开店时，店铺不足5平方米，如今已扩大到1000平方米，销售额达5000万元，线上线下各占五成。2017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达1226亿元，同比增长10.9%;与此同时，义乌市电商交易额达2220.03亿元，同比增长25.3%。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义乌迅速开拓国外市场，成为小商品出口的先行者，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现在，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万多名客商常年居住在义乌，其中很多来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

2014年11月18日，从义乌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首趟“义(乌)新(疆)欧(洲)”中欧班列发车。今年上半年，义乌海关累计监管中欧班列集装箱11250标箱，同比增长115.52%。

(摘自人民网，2019年9月15日)

材料一

所谓“夜经济”，是指发生在当日18点至次日凌晨6点，以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为消费主体，以第三产业如休闲、旅游观光、购物、健身、文化、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消费经济。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国民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夜间销售额超全天总额的50%，餐饮夜间营业额甚至达到全天总额的60%。夜间休闲成为压力大的城市人的“充电站”，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人可以精力充沛、有创造性地投入第二天工作的关键。

我国的夜间经济经历了由单一化经营到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最初，夜间经济是餐饮、购物等消费活动由白天向夜晚的延伸，通过增加营业时间来实现流量增加，北京的簋街、成都的锦里、宽窄巷子等就是夜间经济在这一阶段的代表。随后，夜间经济业态逐渐丰富，开始出现以夜晚营业为主的服务行业，比如北京的三里屯、后海等商圈汇聚了大部分的酒吧，成为夜间经济的标签。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夜间旅游、演艺体验等新服务业态开始出现并走向成熟，南京的“夜泊秦淮”、桂林的“夜游两江”等均是依托于政府打造的灯光夜景的夜间游船项目；三亚市政府主持修建的海滨大道更是让市民蜂拥而至，看似并未直接产生消费，但是拉动了游客流量，间接增加了城市收入；夜游博物馆、“动物园奇妙夜”夏令营等项目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夜经济”崛起的背后，这些问题值得思考》，人民论坛网，2019年10月27日)

材料二

近年来，伴随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夜间消费占比逐年提升，“80后”“90后”成为主要消费群体。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夜间经济”则成为消费领域的一个新增长点。

“夜经济”带来的一个典型变化，就是“深夜食堂”的兴起。有调查显示，上海双职工家庭7点后才能吃上晚餐者达到近42%，这意味着餐饮、休闲、娱乐都要推迟，也推动了城市消费格局的变迁。尤其是当80后、90后年轻人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对夜市、夜场电影等有着更强烈需求。24小时便利店，是租房时的重要参考；24小时不打烊书店，也是年轻人夜间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些新生事物，推动消费时空悄然变化。

(摘编自《昆明“夜经济”潮起》，《昆明日报》，2019年08月22日)

材料三

作为承载“夜经济”的重要依托，有的步行街往往以购物和饮食为主，缺乏真正有文化、有内涵、有品位的元素。再者，在这些地方呈现的业态不少是“夜宵”，通过“千城一面”的冷饮、烤串等满足市民、游客舌尖上的需求，只饱了大家的“口福”，却没有满足“耳福和眼福”。因为没有自身特色，缺乏文化感召力，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感到没有辨识度。吃喝并非文化的唯一内涵，更不是束缚夜经济发展的桎梏，“夜经济”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动态概念，但文化底蕴应是其不变基因。

而且，这种文化应呈现不同层次的文化序列，不只有时尚大气的高端文化，还要有独具特色的市井文化。时尚气息或许是年轻人的专属，是一座城市具有现代感的文化标记，而市井气息是城市原住居民的美好记忆，也是对一座城市有感情的游客的重要“打卡”标的。这些文化气息的营造一定要有高质量的内容供给作支撑，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更不是形而上的简单堆砌，而是要准确把握城市定位与“夜经济”文化品位的契合点，让文化气息与城市夜经济无缝街接。如西安主推“夜游西安”，力争将“大唐文化”打造成古都旅游名片，“不倒翁”表演火遍全网,就是找准了文化定位、发展夜经济的优秀范例。

(摘编自蔺炳正《点亮城市“夜经济”，期待城市文化“赋能”》)